【编者按】今年夏季，安徽省淮河流域战胜了自195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面对尚不能彻底杜绝的洪灾威胁，治淮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近日，致公党安徽省委会向安徽省政协提交关于治淮的调研报告，报告认为，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治淮思路，统筹兼顾，从根本上遏制淮河水患。
缓解人水争地矛盾
淮河流域位于北纬31°-36°、东经112°-121°，是我国最重要的南北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分界线，流域人口与耕地面积约占全国的八分之一，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商品粮生产基地。治理淮河，首先必须洞察淮河问题的根源。淮河的泛滥既源于黄河夺淮造成的淮河水系紊乱，也源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对森林的砍伐，湖泊的围垦，人与水争地，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淮河流域是我国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行蓄洪区的设置，反映了人口压力下的无奈，人水争地使本应属于河水的淤存之地被开发，洪水来临时，只能蓄洪，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 历史上的淮河曾经风调雨顺，以致留下了"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民谣。自黄河夺淮以来，淮河流域的灾害不断加剧。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同志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将1991、1998、2003年三次大水灾与2007年相比，可以看到，自1991年加快治淮工程进展以来，尤其是19项骨干工程的实施，在今年的防洪中所发挥的作用显而易见。但是，问题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灾害依然频仍，治淮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淮河的治理，不仅需要堤坝的加固，更需要大力发展教育，转变思想观念，尤其是转变生育观念。同时，还应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质，逐步缓解人与水之间的矛盾，为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创造条件。
建立生态保护屏障
淮河的治理，迫切需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由于淮河流域的人口压力不断增加，人、地关系紧张，对流域的过度开垦导致湖泊、湿地不断缩小，森林覆盖率逐渐降低，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制约了流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建设淮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屏障，以从根本上防灾、减灾。 如果只是单纯看到河流本身演变的历史，而没有能够更深层地认识到人类活动对河流变化的影响，也就很难改善人类的自身活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无法消除灾害的根源。今年淮河再次发生自1954年以来的最大洪水，但没有发生任何人员伤亡，说明治淮工程已发挥效益。但从现有的治淮工程看，对生态环境没有能够给予足够重视，水土保持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治淮的历史和实践表明，增加河流上游的森林植被覆盖率，加强综合治理，是确保治淮取得成效不可缺少的手段。 据有关部门研究，近年来，淮河流域的水土流失已经给淮河水患治理和流域可持续发展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危害。从各地监测资料分析，每年全流域上游因泥沙淤积造成100至150口山塘报废，山区河道每年抬高河床5至10厘米；近十年来，有200座小型水库变成了"沙库"。1982年、1991年与1956年相比，在同一水位下，王家坝站淮干河道泄流量下降约16%-20%。沂河每年有200-500万吨泥沙进入主河道，如果水土流失得不到有效治理，这些泥沙势必影响防洪能力。北汝河汝阳大桥建于1964年，当时泄洪流量达每秒5000立方米，后来由于水土流失导致泥沙淤积，目前泄洪流量仅剩不到每秒2000立方米，泄洪能力减少60%以上。 目前，淮河中上游山区水土流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潜在的威胁越来越大。如不及早进一步重视淮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问题，不仅很难构建一个完整的淮河流域综合防治体系，而且影响水利工程效益的发挥。此外，各地为发展经济，向河滩地、洼地、行蓄洪区扩张，不仅减少了河水的容量，也恶化了流域的环境。因此，对淮河的治理，从根本上看，还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真正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这是我们在治理淮河时必须正视的问题，也是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
排洪、防涝统筹规划
淮河的治理，既要着眼于排洪，也要注意防涝，既要除害，也要兴利，不仅要解决防洪问题，也要有助于减少内涝，发展农业灌溉。 从目前情况看，相比于蓄洪，内涝所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而这往往不被注意。淮河流域的平原洼地涝灾依然严重，局部涝灾几乎每年都有发生，"关门淹"现象非常严重。沿淮洼地和分洪河道蓄洪、内涝长期成为流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成为流域民众挥之不去的苦涩记忆。此外，受季节的影响，淮河的降水大多集中在六七月份，其他时间降水很少，与防洪一样，抗旱任务同样十分艰巨。将洪水留存，有助于化害为利，满足农业灌溉的需要。因此，必须将排洪、防涝、灌溉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统筹规划，综合治理。 另一方面，对淮河的治理，主要侧重对干流的整治，对支流的治理相对薄弱。淮河支流众多，干、支流的治理必须统筹兼顾，才能畅通流域水系，解决旱、涝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防洪、灌溉、航运等诸多问题。因此，治淮不仅仅是防洪的问题，尚需进一步转变思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治淮新理念。
扩建淮河入海水道
"导淮"一词的出现表明在几百年的治淮历史上，治淮的重点是疏通淮河的下游，畅通河水的出路。治淮的历史显示，开通淮河入海水道，是根治淮河不可缺少的手段。 民国初年的农商总长张謇说："淮所以为灾者，入海路断，入江路淤，水一大至，漫溢四出"。从历史上看，黄河、淮河、长江是自然形成的三大河流，都有自己的入海口，黄河夺淮使黄河与淮河共用一个入海水道，加上泥沙的淤积，下游的出路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导致淮河自1851年改入长江水道以来，转而与长江共用一条入海水道。自然形成的河流有其历史的、地理的原因，淮河与黄河或长江共用入海水道，这本身就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正因如此，1855年黄河北徙后，在各种治淮方案中，让淮河有一个入海口(部分或全部)，成为各种方案中的主流。作为19项骨干工程之一的淮河入海水道虽然已于2003年开通，减少了洪水期间中游的压力，但每秒2270立方米的流量显然不能满足需要，尚需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规划入海水道二期工程。
加强流域通力合作
淮河贯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四省，中游地势平坦，支流众多，下流河道淤塞，地势高扬，淮河的治理不仅需要中央政府的统筹领导，也需要四省民众的通力合作。 淮河干流是一个整体，治淮必须从总体上进行整治。20世纪初，张謇就提出"省有疆界，治淮无疆界"的口号，希望与治淮有密切关系的安徽、江苏两省政府"通力合筹"。尽管从总体上看，治淮符合中央政府和流域各省的共同利益，但中央以及各省考虑的侧重点往往有所不同，导致在治淮问题上不能步调完全一致。鉴于此，著名的治淮专家宗受于在1931年曾提出组建长淮行省的建议，即将与流域有关的区域组织成一个行省，以便统一治理，这实际上是对流域四省采取统一行动、共同治淮的期盼，只有流域各省采取共同行动，治淮才有望成功。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建立了统一的治淮机构--淮河水利委员会，治淮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地方利益对治淮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流域涉及四省，各省利害关系不同，关注的焦点各异，需要进一步加强流域内各省的合作，完善区域与流域的管理问题，推动各方面的合作，尤其在治污问题上，只有通力合作，才可能取得成效。（来源：安徽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