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在京丰宾馆三楼会议室的走道里“堵住”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梁季阳时，他手里正拿着一份反映土地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发言稿。

    梁季阳是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还兼任国土资源部特邀监察专员。回顾国土资源部监察部门一次又一次的查案情景，梁季阳总结说，各级政府应该反思目前的征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妥善解决农民补偿等系列问题。

    “若干问题”

    “若干问题”这个词语多次出现在梁季阳的发言稿中，这个词语隐含了厚重的社会和经济含义。

    首先是征地这个制度合理不合理？

    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1998年修改<土地管理法>，仍然保留了这一条款。但是，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土地管理法>中没有做出界定或任何说明。

    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指出，目前政府征用土地中仅有20%是用于绿化等公用利益建设的，80%的土地被征用用来修建高速公路、搞房地产开发。

    地方政府由征地赚取了巨大差价，由此造成了至今制约国土执法的老大难问题：因为“土地财政”等地方利益造成的、以地方政府主体违规为代表的典型政府违法违规行为，最难查处，也屡禁不止。

    征地制度另一方面问题是因补偿标准而引起的农民补偿款之争：个别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征用的土地代价是几万元，转手就卖了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而失地农民因为得到补偿费过低，若干年后其养老问题将成为地方政府的难题。

    梁季阳委员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耕地锐减也十分惊人。上世纪80年代、1992年前后和2003年前后，先后兴起了三波轰轰烈烈的圈地浪潮，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下，城市以摊大饼式地扩张占地，与地方形象工程相联系的大广场、大马路，以发展经济、教育为由的开发区、大学城，乃至高尔夫球场，各类度假村等，地方乱圈滥占耕地的势头在全国蔓延。

    1996年，全国的耕地数是19.51亿亩，人均耕地为1.59亩。2005年度土地变更调查结果显示，耕地总量为18.31亿亩，人均耕地为1.4亩。在9年间，中国的耕地减少了1.2亿亩。

    原定“十一五”期间退耕还林2000万亩的规模，除2006年已安排400万亩外，为确保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暂停了1600万亩的退耕还林计划。

    目前，全国耕地总量只有18.27亿亩，人均仅有1.39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预计我国人口增长可能达到16亿，考虑到我国的人均消耗粮食量、耕地质量，以及平均亩产等要素，届时生产粮食的耕地至少需要18亿亩，这是保证粮食安全的底线，也是国土资源部的一道“红线”。

    改革之道

    蔡继明主张，以改革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对目前土地制度进行制度性变革，让农村建设用地进入流转市场。

    梁季阳认为，经过近60年的土地管理制度的多次变化，目前土地权属的根本性变化将会影响国家稳定发展的大局，不存在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梁季阳主张以政府严格监管为主的征地制度改革之道，以渐进式的管理制度改革来改变目前的土地管理现状。在当前土地管理格局中，首先应该改变滥用征地权的现状：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缩小强制性征地范围；经营性的土地开发利用应该在市场经济规则中进行；确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大型工程项目的征地也应该以市场价格足额补偿。

    过去只要是国家工程项目，征地的补偿很低。实际上这有失社会公正，同时也造成了工程项目的投入产出评估的不真实性，土地资源也未得到应有的珍惜。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得益于特有的土地征用制度，我国的高速公路等大型建设项目才能够飞速发展。但同时应该看到，这种土地利用方式不是可持续的，也是造成目前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的一个原因。

    对于经营性的土地开发，土地使有权的转让应该是非强制性的，应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应通过用地者与供地者协商，通过国土资源部门办理集体所有土地流转手续。补偿标准的提高可以有效制约土地资源的浪费，并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和解决生活保障问题，也会有效抑制地方政府卖地的积极性。

    应该让被征地的农民有一个主张自身权利的公开陈述的场所，就是农民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也在物权法的保护之下，关于土地的争议应该在法庭上得到公正的裁决。

    当前土地问题的实质是：以计划经济的模式来管理土地，而以市场经济的模式来利用土地，造成对土地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造成了经济社会的诸多问题。

    梁季阳指出，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已是刻不容缓，只有建立科学、公正的土地使用、流转制度，合理配置与高效地利用土地资源，土地管理中公权与私权取得平衡，才能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社会和谐稳定，才能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