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今年环保领域的热门词，生活垃圾分类无出其右。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也修订在即，草案预计10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一审。首都垃圾条例修法的背后，有一位70岁老人，半生岁月都与垃圾“为伍”。他是北京专业研究垃圾分类最早的一批人。1986年，他放弃医生职业转学环境卫生，随后自费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1995年学成归国后，开始管理北京的垃圾场，和十数万拾荒大军成了朋友，一点点摸出了垃圾治理的方式。他叫王维平，目前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在当前垃圾分类的热潮下，王维平冷静地指出，各地自然条件、垃圾特点不同，不宜全国层面出台统一的分类方式。而且，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将来有必要进一步细分，“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越值钱”。 

　　王维平，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曾任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并撰写《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问题对策的调研报告》、《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和相关产业问题的调研报告》等著作，为城市垃圾治理提供对策。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江 

　　谈垃圾分类：分类方式取决于当地垃圾特点等因素 不可“一刀切” 

　　新京报：做好生活垃圾分类需要什么基本条件？

　　王维平：居民在前端进行分类，是为了便于后续分别处理各类垃圾，分别回收利用，同时能以此为切入点，提高全民环境素养。前端的垃圾分类方式主要由后端的处理方式决定，因此做好生活垃圾分类，首先要具备分别处理各类垃圾的设施，以及分别回收利用的产业体系。其次，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需要达到85%以上。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组织也要形成合力，特别是基层的乡镇街道、居委会、物业、社工群体要加入垃圾分类的队伍。 

　　新京报：北京把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可回收、有害和其他垃圾，上海分为干、湿、可回收和有害垃圾，怎么评价两种分类模式？是否应在全国层面制定统一的分类标准？

　　王维平：两个城市的自然气候条件、垃圾特点和后端处理手段不一样，难以直接对比。北京的垃圾四分法，是根据全市垃圾后端处理手段和加工利用体系，以及本地垃圾的理化性质决定的，上海也一样。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比如什么是干垃圾？严格来说垃圾含水率起码低于20%才算是干垃圾。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而且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比如塑料就有100多种类别，有聚酯的、聚乙的、单色的、双色的、硬软塑料等。其中最贵的是可乐瓶，回收加工以后可以做成西服的衬里、提包。但具体分得多细，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1989年东京正式实施垃圾分类，最初只分两种，可燃和不可燃垃圾，可燃的送焚烧厂发电，不可燃的送填埋场，经过几十年，现在东京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增加到13类。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意义。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法律制度不完善是另一个问题。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年这部《固废法》第一次修订，2013年和2016年又二度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新京报：个人不按要求分类投放垃圾，是否应该进行处罚？

　　王维平：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垃圾分类与诚信记录挂钩, 影响升学、就业、贷款、签证等各个方面，效果显著。我们也应从制度上加以设计,在宣传教育的同时，推行鼓励和处罚措施, 不能用奖励完全代替处罚。不过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要以引导为主，处罚为辅，注意稳定社会情绪，求得多方配合。特别是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 

　　西城区新风街一号院，居民将垃圾丢进人脸识别智能垃圾桶。摄影/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谈垃圾问题：全国超1/3的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到底有多严峻？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不能盖房子，也不能用于绿化。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塑料纸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建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即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垃圾产生量逐年递减，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还有两个对策是资源化和无害化。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谈农村垃圾处理应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 

　　新京报：你近期主要在关注什么话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农村垃圾的管理与城市迥然不同。农村面积大，人口少，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么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7月11日，石景山区启动垃圾分类校园推广活动。学生现场演示可回收垃圾的智能投放。石景山区城管委供图 

　　谈北京拾荒大军：一年为北京节省38亿元 也给社会治安等埋下隐患 

　　新京报：听说你以前常在周末跟拾荒大军一起捡垃圾，为什么这么做？

　　王维平：在垃圾填埋场时，应该在上风侧还是下风侧抽烟，你知道吗？得站在上风侧500米处。因为下风侧有垃圾产生的甲烷，一点火就爆炸。这些书本上没有，不实践就不知道。我们统计出的数据都不是从网上搜的，是一点一点摸出来的，对垃圾问题的看法也是干出来的。如果理论不来源于实践，也不能被实践印证，就毫无价值。 

　　新京报：据说你跟拾荒大军的“帮主”们都成了朋友，拾荒者是怎样的一群人？

　　王维平：我研究拾荒者队伍已经有20多年，他们由民间自发产生，来自偏远贫困地区，整体文化素质低，以生存、挣钱为目的。这支队伍是利弊共存的无序蔓延。好处是他们能回收资源，减少垃圾，降低财政开支，解决一大帮人的就业问题。目前废品回收的主体还是拾荒者，我曾经做过调查，国务院批准的663座城市中，这一群体有230万人。北京在废品回收业的低谷时期，有8万多名拾荒者，高峰时期达到17万人。2016年，北京通过垃圾处理厂处理和拾荒者处理的垃圾体量基本相同，均为760万吨左右。当时在北京四环路到五环路间一圈，有82个废品交易地，拾荒者在这里交易完以后，废品被运往河北省加工再制造。金属运到霸州、塑料运到廊坊市文安县、纸类运到保定、鞋底胶皮运到定州、玻璃运到邯郸。每处理1吨垃圾需要500多元，如果没有这支拾荒队伍，当年北京垃圾处理支出将增加38亿元。拾荒者队伍的弊端也很明显，可能造成社会治安不稳定。这些人以同乡形式聚集，形成了10多个帮派，彼此间常为了争夺地盘和生意发生械斗，七成人进过拘留所或监狱。很多人因为长期接触垃圾，身患肝炎、痢疾等传染病，加上人员流动性强，给公共卫生埋下隐患。 

　　新京报：有人认为应该把拾荒队伍收编，统一规范管理，你怎么看？

　　王维平：近十年来都在说要收编这支队伍，事实上很难。拾荒者文化素质低，能翻垃圾桶，能上门回收，唯一的动力是钱。要是被政府收编，每月固定发工资，就会缺乏工作积极性。我认为这种发工资的收编方式，对于拾荒者群体断然行不通。

　　谈人生经历：弃医转行研究垃圾 “治理环境一点不比治病作用小” 

　　新京报：你最初学了八年医学，到北大一院当了传染科医生，但1986年忽然转到北京市环境卫生研究所研究垃圾这一全新领域，为什么做出这么大跨度的转型？

　　王维平：当医生时，我发现一些怪病发生率特别多，比如口眼干燥综合征、神经脱壳症，这都是很少见的病。后来发现这些病和环境污染有关，治理环境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原因，是希望这一辈子能做出点成绩。医学领域有的是专家，但垃圾治理在当时是个全新领域。30多年前北京连一个标准的垃圾处理厂都没有，垃圾方面的专家更是凤毛麟角。 

　　新京报：放弃多年学习的专业，转到全新领域，家人支持吗？

　　王维平：家里人不支持，不理解，那时管我叫“臭垃圾”“大粪局的”。改变需要勇气，我就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总得尝试吧。家里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我还是坚定自己的想法，就这么干。现在看出来了，治环境的病一点不比治人的病作用小，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 

　　新京报：刚转行时有没有不适应？

　　王维平：本来我以为在学校学过环境卫生学，适应起来不会太难，但一到环境卫生研究所就傻眼了，人家都是搞工程搞机械的，我一个搞卫生的就边缘化了，只能去做科研服务。后来我一咬牙，1992年自费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用三年从头学习环境化学、环境工程。 

　　新京报：那段时间有没有过情绪波动？

　　王维平：去日本留学时，我已经43岁了，在日本过得很辛苦，得自己养活自己，又要交学费，国内家里孩子上小学，我还得往家寄钱。一天就睡四个小时，八个小时上学，八个小时打工，路上来回折腾。但就这样咬牙挺下来了。

　　1995年底，我学成回国，从日本的家到东京成田机场开车三个多小时。我父亲居住在日本，舍不得我走，送我的时候一路上问了我一遍又一遍：“想好了？一定要回去吗？留下来行不行？”我对他说，日本的环境问题基本解决了，我学环境的在这儿没用，但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得回去。回国以后我到了北京市环卫局，开始管理垃圾场，包括垃圾场的选址、建设、管理、检查等。回国不久我父亲就重病了，我又到日本把父亲接回国，父亲去世后埋葬在了北京。 

　　新京报：你曾经担任十二届至十四届北京市人大代表，也在媒体上获得了“垃圾王”的称号，你怎么看待这个称号？

　　王维平：我没有多少贡献，是个很普通的人，我姓王，不敢称王。

　　新京报：你刚刚度过70岁生日，有什么话想告诉年轻人？

　　王维平：四句话，也是我的人生格言：坚持，哪怕是屈辱漫长；积累，哪怕是点点滴滴；希望，哪怕是一线微光；当止，哪怕是荣耀辉煌。

　　新京报记者 黄哲程 协作记者 吴江

　　编辑 张畅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