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的最后一天，寒风呼啸，但天气晴好，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学生，穿着一件高领羊毛衣，走下从澳门到广州的客轮。他站在人来人往的天字码头，放下笨重的行李箱，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虽说有点疲惫，却是一副喜出望外的表情，不用说，这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人。好像想起了什么，他忽然回转头，朝着客轮的方向一阵眺望，又好像要望向更远的地方，却又目力所不能及…… 

　　他心里默默地念叨：阿爸，阿妈，弟弟，妹妹，你们保重啊！对了，还有王尚进，张伯章，我的好同学，我们还会见面吗? 

　　这个青年就是高光宝，他是柬埔寨归侨生，刚刚20岁。柬埔寨当时还是西哈努克当国王，政策相对温和平稳。高光宝所持的是国民政府领事官许鼐签发的护照，办理了到香港探亲旅游的签证，离境过程一直顺利。 

　　短短的一周，高光宝经历了冰火两重天。12月25日他从柬埔寨的家中出发，坐汽车来到首都金边，当时的气温是24摄氏度左右，每天洗冷水澡。28日在金边乘飞机前往越南西贡，再由西贡换机来到香港，气温变成了10摄氏度上下。高光宝冷得直打哆嗦，在香港买了几样羊毛衣和卫生裤之类的御寒物品，马上将羊毛衣套上身。29日他从香港搭船到澳门，之后又换大船，经由拱北口岸，进入了广东珠江口西南部。海关人员就在船上工作，为乘客办理过关手续。 

　　12月31日中午，大船终于停泊在广州珠江河码头，高光宝心里一阵抑制不住的激动。和所有的归侨子弟一样，他是带着青春的热梦、对新生活的憧憬、对故国的眷恋回来的。但毕竟天寒地冻，一到达广州他就将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虽是独自出门，不过他在旅途中认识了一位柬埔寨侨生，俩人结伴住进长堤大马路附近的一家小旅店，休整了３日。他们买了一张广州地图，从爱群酒店逛到广州火车站，搞清楚石牌的方位后，雇了两辆人力三轮车前往补校报到，住进了８人一间的宿舍。广州华侨补校大概是在1953年11月左右才建成招生的，高光宝属于最早的那几批学生之一。1956年元旦过后，高光宝被编入初三丁班，开始只有20多人，半年不到，初三丁班变成50多人，全是东南亚侨生。 

　　离开了双亲和兄弟姐妹，离开了在柬埔寨金边端华侨校里一起长大的小伙伴王尚进和张伯章，还是令高光宝若有所失。当初他选择回广州，两个好朋友去了台湾，也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晚上躺在碌架床的上层，常常睡不着觉，透过窗户看着一角星空，这时他就会格外地想念好友，好像仍然和他们在黄昏的操场上，一边踢球一边高谈阔论一样…… 

　　高光宝1934年出生于粤东普宁，在潮汕平原的西侧，远离繁喧的大城市。当地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主要以种地、捕捞、做小买卖的方式营生，但贫困仍然是一种常态。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普宁的乡村处于饥荒与战乱的压力之下，到处都在“走日本”(抗战时粤语：躲避日本兵)，人心惶惶。1940年，高光宝的阿妈作出一个决定，要带6岁的儿子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阿妈对他说，到了那里，你就可以见到你的阿爸，还有各位高家的叔叔伯伯，也就不用再担心“走日本”了！ 

　　一路舟车劳顿，一路跋山涉水，终于到达了这个“远方”：柬埔寨磅通省磅深毛市――这就是一个小市镇，住的多数是华侨。高家的一大群后生，当初是跟随祖母的弟弟，也即是他们的舅公，来到这个地方的，由于人生地不熟，受到各种欺凌是免不了的。幸好舅公教给他们裁缝手艺，所以兄弟多人师成之后都各自开了裁衣店，高光宝的阿爸则独辟蹊径，自己创业开了一家小卖部。　　 

　　后来当地华人华侨捐钱买地建小学。小学共有两名老师，两间课室，一、二、三年级用一个课室，配一位老师；四、五、六年级另一个课室，配一位老师。到高光宝上小学时已经10岁，他聪敏好学，似乎天生就是读书材料。1950年他考上了初中――金边市潮侨公立端华学校，来到了柬埔寨首都上学。初中毕业后，高光宝又在金边市美士学校修读法语，历时两年多。在此期间，高光宝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踏上了归国之路，与国民党官员的孩子王尚进和张伯章依依不舍地“分道扬镳”了…… 

　　1958年，华侨补校的知识青年高光宝念高二，却响应国家号召，带头申请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67名同学一起奔赴花县（今广州花都区）国营农场，种果树，炼化肥，当兽医…一年之后又回到华侨补校继续念高三。准备考大学前夕，恰逢经济最困难时期，华侨补校的伙食越来越粗糙，不少侨生得了水肿病，经常有同学因为受不了苦，离开广州去了香港，或返回侨居国，甚至去了欧美国家。高光宝也收到父母的几封来信，接连催促他回东南亚。 

　　回去？还是留下来？高光宝陷入了迷茫和动摇。与此同时，由于印尼“排华”升级，大批印尼子弟归来，学校陷入忙乱之中，领导呼吁老侨生们帮忙，参与接待新侨生……每当有需要的地方，总是有高光宝的身影。也许，命运的安排就是如此，高光宝没有走成，并在1962年留校任教，稍后还被保送到广东教育学院深造。 

　　1963年夏季，高光宝接受教育局调动，推着一辆自行车，从天河石牌载着行李，来到了广州市东郊的黄埔港中学，就是现在的86中。克加路牌的自行车，那是阿爸1961年归国探亲时带回来的，算是留给高光宝的纪念。一个颇有才干和上进心、吃苦耐劳并且思想纯粹的归侨青年，从此开始了30多年苦乐交融、跌宕起伏的广州乡村教师生涯，直到在这里退休。 

　　当时的黄埔港中学，远离市区，是名符其实的乡村学校，矗立于郊野之外一块很荒凉的高地上。这是一间由黄埔港横沙小学附设初中班扩展办起来的初级中学，四周人烟稀罕，到处沟沟壑壑，晚上若是出去一趟，深一脚浅一脚，差点都找不到归路。任星光灿烂，任月白如霜，却只照耀着蚊虫和夜鸟，以及破败的教室窗台和简陋的校舍。许多老师陆续来报到，虽然条件不太好，谈不上有什么教学设施，更没有闹市的烟火人气，但高光宝心里还是闪耀着理想的火光。他一来就当班主任，就是骑着阿爸送他的克加路，一路往文冲、姬堂、茅岗、长洲等乡村去家访。当时从广州通往郊区的黄埔，只有一条公交车线路，是从解放南路出发，开到黄埔这边的鱼珠街为终点站；后来又改为33路车，从越秀中开到黄埔港总站，单程2角8分钱。首先是公交车很久才来一趟，挤上车去都十分困难，再一个原因是为了省钱，所以高光宝去市区教研活动也好，访友办事也好，常常都是靠自行车解决。 

　　无论如何，高光宝决定好好干，他甘于校园的安静，连同清贫，这也像是传统教书先生的一种标佩，他接受这一点；他同时也相信，为人师表是一种高尚的职业，教师是社会文明的火炬传播人，他希望能够不辜负这种事业声誉。他结婚了，当时太太李碧容在普宁乡下，有时带着幼小的孩子来看他，只好租住在附近农民的房子里，伴着鸡鸣与犬吠，尚能苦中有乐。 　　转眼过了3年。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8月，学生停课闹革命。仅仅在黄埔港中学，就有28名教师成为了“革命对象”，归侨生高光宝当然也未能幸免……学校的红卫兵把这些“牛鬼蛇神”集中起来，强行剃成“阴阳头”，哇，斯文扫地，看上去滑稽而荒谬，根本都没法见人。后来有的红卫兵起了恻隐之心，提议说，男的干脆就剃光头吧，女的嘛，就允许戴个假发套吧。于是有人帮女教师们买来假发，套在阴阳头上面，也算是遮羞了。 

　　高光宝自己找来一顶帽子，盖在光头上面，回到普宁乡下，见到太太李碧容时也不肯脱下帽子。太太好生奇怪，一把将他的帽子摘掉，哎呀，一颗明晃晃的电灯泡！又好笑又好气又可怜，夫妻俩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李碧容的鼻子酸了，眼眶红了。最让高光宝心痛的是，学校没有正常秩序，学生不能正常上课，他空怀一腔教学热情而无处挥发，只见大好的时光哗哗地白白地流走，简直跟犯罪一样啊！他痛心疾首，想不通，他回来，原是要为建设祖国出力的呀！这一点愿望难道也是奢望？苦于形势不明，他感到焦虑。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场运动持续了那么久，这是高光宝人生最低迷的时期。他从此与柬埔寨的父母家人失去了联系，又由于太太和３个孩子在乡下，没有广州户口，光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养活5口人，还要买高价米吃，实在是捉襟见肘…就在1975到1979年，柬埔寨忽然由红色高棉执政，这个极端左倾、野蛮和暴力的政府，短短几年间犯下了举世震惊的反人道罪行，将近四分之一的柬埔寨人口非正常死亡，据说总人数达到300多万；而当时华侨约43万，死了21.5万（也有一种说法是接近30万），无数人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高光宝夜不成寐，心绪难宁，他担忧柬埔寨亲人的安危，转眼10多年过去了，他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得到他们的一丁点消息…… 

　　在历史冰硬的车轮底下，有的人活得如同蝼蚁一般，尘世间的悲剧一出接着一出，命运的冷酷章节往往超乎想象。1982年，高光宝终于有机会向逃难到美国的堂兄弟打听父母弟妹的情况，当时他还是怀着侥幸，盼着与骨肉亲人团聚。直到一年以后，通过大家多方寻找，柬埔寨方面传来消息，高光宝的父母和弟妹已于1977年10月纷纷惨死于红色高棉的大迁移以及大清洗运动之中…不幸之中又有万幸，后来得知，原来尚有二弟一家活着，但二弟已经于2001年病逝。除此之外，他的阿伯和阿叔们的家庭，也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整个高氏家族的遇害者接近60人；而他当初在金边端华侨中的同班同学，也有10多位惨遭不测…也就是说，高光宝从回国之日起，除了1961年与阿爸见过一面以外，等同于与众多亲人和朋友永别了。 

　　2003年，高光宝携太太前往柬埔寨探望二弟妇和几个侄子侄女，由于侄子侄女只会讲柬埔寨语，而高光宝当年只学中文和法语，所以互相之间基本上无法沟通，之后的联系也比较少。 

　　再说70年代接近尾声之际，经过拨乱反正的阶段，改革开放达成共识。高光宝好像又重新焕发了青春，他一天到晚步履匆匆，手脑并用，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教务和教学上，到了孜孜不倦的程度。他那么拼命地工作，争分夺秒地做事，旁人也许不理解为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逼自己一把，他是要将过去那些荒废的时间抢回来！阿爸送他的那辆克加路牌自行车又派上了用场，载着他忙忙碌碌地奔跑在黄埔乡村的羊肠小道上…… 

　　而高光宝骑行克加路的英姿，被一位男学生看在眼里――哇，高老师好帅喔！尽管克加路开始变老变旧，可这位学生“恋”上了它，非要用自己的单车，把这部克加路换了过去，也不舍得骑，擦拭得干干净净、油光滑亮的，当宝贝一般收藏起来了――几十年溜走了，这位学生也离世了，也不知道现在这件“老华侨文物”下落何方，是不是健在，而当时没有“立此存照”，挺可惜的。 

　　高光宝既是数学老师，又是班主任，后来又当了级组长，还身兼学校的侨务工作…但他仿佛有使不完的劲。此时的黄埔港中学早已经更名为86中，规模更大，设置有初中部和高中部，师资颇具实力，声名鹊起，成为示范性重点中学。“级组长”这样的“官”，说小则很小，说大也很大，工作可以说相当繁重。全级6个班，300多名师生，其中大概有100名学生是编外班招进来的，小学基础就特别差，升上初一当然就更加吃力，逃学打架不在话下，破罐破摔成为一股“风潮”。若是放任他们不管，不但影响校风，不学无术地进入社会，就等于耽误了这帮孩子的前程，甚至可能会偏离正常的人生轨道。高光宝不愿意放弃，于是格外地把感情和心力倾注在了这些后进班的后进生身上，为此制订了一丝不苟的“治理计划”，密切联系班主任，联系家长，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学生进行走访、谈心、帮扶、激励、奖惩，对症下药，既管又爱，严宽结合…苦心不负，到了初三，大部分人升上了高中，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违纪问题。说到组建“家长委员会”，是在1991年，可以说是相当超前，那是高光宝的一个思维创新举措，将学校、家庭、社会连成一个有机的网络，得到校方的支持，并筹集到资金，奖励进步生、优秀生，后来发展到奖励优秀教师，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获得校内外推广…1995年，高光宝退休时，荣获了广州市政府颁发的终身教育成就奖。 

　　从1963年到1981年，经过前后18年20多次的报告申请，李碧容和孩子终于解决了户口问题，一家人总算团聚了。 

　　1983年1月，高光宝加入了致公党，一直积极参与黄埔区的侨务建设。退休后的某一天，黄埔区侨办请他一起接待法国华侨，他跑去一看，天哪，这不是他在金边市潮侨公立端华学校时的同学吗？！更不可思议的是，通过这位老同学，高光宝终于与他念念不忘的好友王尚进和张伯章联系上了。 

　　还记得当年民国政府的人员在金边的学校演讲，发动华侨去建设台湾，当时两位小伙伴对高光宝说，阿宝，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们俩都准备考医科大学，你有什么打算呢？ 

　　高光宝说，我要回大陆，我不学医，我想当老师！ 

　　阿进说，那好吧！有我和阿章当医生，万一真的打起仗来，我们不但可以救自己，还可以救你…… 

　　整整58年过去了，直到2010年，高光宝到台湾旅游，三个昔日的小伙伴、三个幸存者、三个幸运儿才终于再次重逢。记得当年骑木马，转眼已是白头翁，不胜唏嘘啊！大家都如愿以偿，去台湾的成为了医生，王尚进在彰化，张伯章在台北，而回来广州的高光宝则当了老师。 

　　2018年岁末，从广州西南郊的花地湾出发，转了两趟地铁，我来到东郊黄埔大沙地西，再搭大约10分钟的摩托车，总算来到了86中大门口附近一幢普通的楼房。由于担心路途遥远，慌慌张张的，准备好的礼物都忘记带出门，只好空着两手来拜访这对质朴平和的老夫妻。我离开时又因为叫不到车，只能步行走出大院，沿着宽敞的高速大马路一直走，经过施工路段、建材商铺、立交桥、黄埔区保健院…当时车来车往的，行人却寥寥无几。走了大约半小时我迷路了，其间还摔了一跤，好不容易遇见个帅哥一问，原来我走错道了，又踅回头，大约20分钟后才找到地铁站… 

　　想起高光宝在这条路上走了几十年，从乡野之地走到今天的繁盛，心里忽然很是感触。现在网络上有句话挺流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励志鸡汤式的标语，其实是常识，是一句真话。这个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微妙的整体，它能够高效有序地运转，是因为“能量守衡”，是因为有很多负重者忠于职守，各司其位――这些人貌似很平凡，却又很不平凡，高光宝就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一位。 

　　2018年某一天，高光宝收到一份很特别的礼物，那是2016年9月由中国教育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签署颁发的荣誉证书，又大又方的一本红色证书，内容为―― 

　　高光宝老师： 

　　您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满三十年，为我国乡村教育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特颁此证。 

　　（文：广州市委会 陈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