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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心报国——回国六十三年有感
    我是一名台湾省籍的日本归侨。1955年2月,十岁的我和六岁的胞弟一起,跟随父母举家从日本神户回到祖国怀抱。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踏上祖国的大地已经63个年头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哺育、关怀、培养下,我顺利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1969年走上工作岗位,在嘉兴二中任教,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1984年嘉兴撤地建市,因工作需要,组织把我从秀州中学(八十年代嘉兴二中改名为秀州中学)调到嘉兴市侨联,担任专职副主席,主持侨联的日常工作。2008年9月,我从市侨联光荣退休。 

  我从事侨务工作24年,始终牢记自己的公仆职责,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真心实意竭力为归侨、侨眷、台胞及海外侨胞服务,依法维护他们的权益。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领导和市委统战部的指导帮助下,我团结带领全体侨联委员和侨务干部,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本着继往开来、务实创新的精神,克服侨联机关人少、工作量大、头绪复杂等困难, 尽心尽责、努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获得全国侨联的表彰。 

  从1978年到2018年,祖国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发生了沧桑巨变。可以说,五六十年代归国的老归侨、侨眷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人,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们参与了改革,亲历了开放。特别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1979年,嘉兴县委统战部在位于勤建路的人民戏院召开了全县归侨、部分侨眷和有关单位领导参加的大会,传达和宣讲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关系(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这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当时,凡是进入会场的人都拿到了一张红纸卡片,印着邓小平同志的“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重要讲话。说实在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听到国家领导人的这个讲话,我们归侨侨眷深深为之振奋与鼓舞。 

  我到市侨联工作后,认真学习邓小平侨务思想理论,深刻理解和掌握党的侨务、对台工作一系列政策并熟悉业务知识,适应不断变化了的新形势。从工作中心、工作重点、工作对象、工作方法四个方面进行再认识、再学习,抱着对归侨侨眷、海外侨胞的深厚感情,全身心投入到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的工作中。走家串门,认真倾听,深入了解情况,克服了不少困难,协助政府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如归侨侨眷中的历史老案的解决,“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土改时被没收征收的侨房和“文革”中被挤占的华侨私房的落实,归侨侨眷的人事档案的清理。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策也得到较好落实,广大归侨侨眷被压抑的爱国热情重新焕发出来。他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欢欣鼓舞。 

  说真话、办实事,想归侨侨眷所想、急他们所急,做他们的贴心人,是我始终坚持的工作理念。无论是积极商解夫妻分居、工作调动、子女升学、就业、住房困难,还是一些被人视为细小、繁琐的事情,只要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需要,我都热心帮助。代写家信,翻译信件,代寻国内外亲友,代病人联系治疗、住院……类似的为侨实事我先后办理了数百件。我还坚持日常走访,掌握侨情,岁末新春走访全市归侨侨眷中的离退休、体弱多病和收入偏低的侨眷职工,给归侨侨眷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通过办实事,既落实了党的侨务政策,解决了归侨侨眷及海外侨胞的实际困难,也用真心实意的服务,争取了侨心,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爱乡之情。 

  工作对象有困难,需要我们帮助,对我而言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作为一名侨务干部,不仅要深刻理解党的侨务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熟悉侨务工作的业务知识,更重要的还要对我们的特定工作对象——归侨侨眷、海外侨胞要有深厚的感情。只有倾听他们的呼声,关心他们的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时刻把握住“三胞”及其亲属跳动着的思想脉搏,才能真正起到党和政府与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改革开放为我提供了施展理想和抱负的机会,使我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嘉兴侨务事业发展的主角,活跃在对外交流的舞台上,为嘉兴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同时,我也带着中国人民的骄傲和自豪,先后多次到香港、台湾、日本等地探亲访友。每到一处我都向亲朋好友介绍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宣传祖国统一的深远意义,讲述我在祖国的幸福生活。受此影响,国外亲友也多次来祖国观光旅游,感叹中国的繁荣富强。 

  作为早期回国的归侨,我生活中得到组织的关心,工作中得到组织的大力支持,政治上也得到充分尊重和信任。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1979年,我参加了省委组织部在杭州新新饭店召开的“全省台籍干部座谈会”。我作为一个第二代的台胞倾听了第一代老台胞们诉说文革期间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激动地畅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台胞在政治上的关心,平反了强加在老台胞身上的不白之冤。接着,中央下发了文件,全面落实台湾省籍同胞政策,特别强调了党对居住在祖国大陆台湾同胞的基本政策是:“一视同仁,并在各方面优先照顾。”,从政治上和生活上给予台湾同胞关心和照顾。 

  此后,每年新春佳节,地委统战部和台办组织我们嘉兴地区的全体台胞到地委所在地湖州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和要求。同时,地委对台干部还时常走访台胞所在单位或家庭,听取台胞的呼声,积极落实对台政策。实践表明,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对台宣传工作,有力激发了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广大台湾省籍同胞的爱国热忱和对台工作的积极性。他们充分利用有台湾关系的优势,建立并逐渐密切与岛内亲朋好友的联系,积极投身于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 

  1980年,我有幸参加了“浙江省老台胞赴京参观团”(我父亲于1977年4月去世,年仅54岁,当时已平反昭雪),到苏州、北京、大连、上海等地,游览了祖国大好河山,并受到各地政府隆重的欢迎和接待。同年,我出席了“浙江省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大会,并一直担任省台联的常务理事,直到退休。在任侨联副主席及调研员的24年里,我还担任了第一届(1983年至1988年)嘉兴市政协常委,第二、三、四届(1988年至2003年)嘉兴市人大代表、人大常委,第九届(2003年至2008年)浙江省政协委员。1994年,我被省台联推选为代表,作为“台湾省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全国侨代会。我于1998年加入了致公党,2002年作为代表参加了致公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99年,我又加入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同年,嘉兴成立了台盟省委嘉兴直属支部,2003年更名为台盟浙江省委嘉兴支部,我担任主委并进入了台盟省委领导班子,还光荣出席了台湾自治同盟第七次和第八次全盟代表大会。 

  这让我深切感受到各级党组织对我的真诚关心和充分信任。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也是我的本职工作,关心社会、服务社会也是我的本分。为此,我注重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并积极参与监督检查工作。除了日常工作中经常建言献策,还在每年的“两会”召开前,组织侨、台界别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调研视察,针对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的重大问题认真写出议案、建议和提案,其中多件被评为优秀议案和提案。同时,在多党合作的领域里,中共嘉兴市委每年召开的座谈会、协商会,我都认真准备,积极发言,建言献策。我加入致公党和台盟组织,使我在多党合作的舞台上成长历练,也在实践过程中更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是我国政党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势,每一个党派成员都应该坚决维护和捍卫。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亲眼目睹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进步与发展,使自己始终保持着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并利用侨联、台联、致公党这条“宽带网”,广泛听取从群众中来的意见和建议,把它们带到历次人代会和政协会议上,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随着社会进步和民主法治建设的加强与完善,时代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我虽然已经退休了,但心仍活跃在参政议政的道路上,积极参与党派的各项学习和活动,牢记一个党派成员的职责。 

  回顾自己六十三年的经历,我深深感受到党和祖国的关怀是我成长进步的基础。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造福人民的初心,就没有我的今天。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发自内心的朴素感情和基本觉悟。在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中,我始终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成长为归侨、台胞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一声,统战部是我们党外干部的娘家。记得1955年2月,近300名日本华侨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在天津看到了前来迎接我们的中央统战部领导,到杭州后又受到省委统战部的接待。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参观,10月份全省统一分配,我们有四户台湾省籍的归国华侨来到了嘉兴,接待我们的是地委和嘉兴县委的统战部干部。此后,我们一直得到统战部的关心和照顾,我父亲的平反昭雪和去世后的追悼会都在统战部的过问和精心安排下非常隆重地举行。尤其是我在侨联工作的24年里,尽管统战部长换了五位,但每位部长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和关心我的成长,有什么问题和困难都得到统战部的关怀,让我从心底里感激统战部对党外干部的健康成长所付出的心血和操劳。 

  岁月流逝,世事变迁,但我爱国爱党之心终生不变。我跟我的祖国经历了那么多,身体和灵魂都已经深深融入了这片土地,再也割舍不开了。我愿尽余生精力不懈努力,紧随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昌盛,为推进祖国完全统一,为我们的中国梦、强国梦而继续努力奋进。(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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