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使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快速强盛了,人民日益富裕了,社会和谐进步了,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了。三十年的辉煌历史,勾勒出一幅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奔小康的宏伟、壮阔的画卷,令各族人民欢呼振奋。这三十年,也是我在党的阳光沐浴下,思想和工作不断进步,恪尽参政党人职能的三十年。
我出生在富饶之地江苏靖江,父亲是位早年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极力推荐下,19岁时,我报考了南开大学,进入了当时的生物系动物及动物生理专业学习。伴随着校园内朗朗的读书声,我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为自己设计着美好而绚烂的未来,希望能像千万热血青年一样,为祖国的富强做出点滴努力。但这种静谧的学习生活却并没有持续太久。1966年,校园里的安静被一场政治风波打破,那是一次历时十年之久的政治浩劫,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社会秩序被彻底扰乱,我大学毕业后的生活也受到了这十年动乱的影响。但按照当时规定,凡是当年被分配到天津工作的应届大学生必须首先到山西省解放军部队学军锻炼。直至1971年,我在河东区防疫站才开始从事环境与工业卫生的机关工作。那时的防疫站与现在有本质区别,当时国家所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工作都由国家卫生部承担,具体工作则由各地防疫站实施,所以防疫站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防疫站,我在学校学习的所有基础知识和实验技能都得到了针对性的实践。十年防疫站的工作,使我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和实践知识,同时确定了我此后的专业方向和工作领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邓小平同志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序幕,全国人民齐呼"祖国的春天来到了!"。1979年4月,我重新回到阔别12年的母校,开始了治学育人的人生旅途。
为发挥自身优势治学报国,1990年我加入中国致公党。在市委统战部举办的天津市首期党外专家学者培训班上,我第一次接触和学习了党在新时期的统战理论、方针和政策;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多党合作政治格局对国家长治久安和政局稳定的重要意义;第一次自觉地意识到我们这些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政治格局中应处的位置和应该发挥的作用。从此我积极投入党派的各项工作和活动,认真履行参政党人的职责和义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1998年,我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强烈的"代表意识",促使我加强政治理论、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与人大工作相关的知识学习,迫切地提高自身素质,以正确行使代表职权。通过学习认识到,人大代表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于是,我特别注意经常深入基层,了解、体会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始终把与群众沟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前,我参加了南开大学学生向国家"十五"计划献计献策"国策论坛"报告会,会上接受了《南开学子国策论坛建议报告》。该报告收录了30余篇南开学子撰写的专题论文,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保障、西部开发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大量有益的建议。受委托,我把这些建议带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受到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我曾参加"新经济结构与产学研结合"国际会议,在会上就产学研结合的问题和与会专家、领导进行了广泛的沟通与交流。会后,我形成"关于设立国家产学研联合开发基金的建议",及时提交人大全体会议,引起与会代表的广泛反响,有200多位代表签名支持这一建议,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积极采纳。2001年1月我去日本参加教育部中日合作项目。当时,日本正在推动资源综合利用的循环型社会建设。他们于2000年制定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日本国家环境省就循环型社会一年执行情况公布了白皮书。从白皮书中可以看到,日本是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物产生"的情况下提出的循环型社会的中心任务,就是资源的回收再利用,突出的是"3R原则"(Reduce、Reuse和Recycle),即尽量减少废物的产生,并争取再利用和循环利用,最终实现"零排放"的目标。这本白皮书给我的启发特别大。当时,我们国家不仅面临着垃圾污染环境的问题,而且资源短缺的问题也十分严重,如果能够发展循环经济,则可以实现环境和资源的双赢,不仅解决环境与资源的问题,而且直接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说,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或者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从日本回国时,正赶上全国人大九届五次全会的召开。于是,我在会上提出了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设想,并提出"关于制定和完善我国资源回收利用法"的议案。之后,我带领南开大学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全面开展了循环经济的研究,从建立循环型社会的战略、机制、政策法规、产业技术支撑体系等多角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包括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而不懈探索。
在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年中,我以可持续发展议题为中心,先后向大会提交相关议案、建议等27件,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采纳。其中,2000年提出的"国家要对重大社会经济决策作战略环境评价"的议案,采纳后形成"环境影响评价法草案",2001年提交全国人大通过初审。2002年我再次提出"尽快出台环境影响评价法,推进城市总体规划的战略环境评价"议案,受到有关部门关注。全国人大环资委还特别支持南开大学就政策的战略环境评价进行深入研究。我也多次被邀请作为相关评审专家,并与社会上许多通过写信或前来咨询的各界人士进行探讨合作。
2002年我当选为致公党中央常委、致公党天津市委会主委;200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第十一届副主席。任职五年来,我在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协党组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中央和我市的各项学习、培训、读书会、参观考察等活动,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坚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地增强参政党意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紧紧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履行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具体工作中,积极参加全国政协、市政协、致公党中央及致公党市委会的各项活动,紧紧围绕国家和天津市的中心工作,在落实科学发展,服务发展大局,凝聚侨海力量,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努力发挥自己专长,结合专业研究前沿成果,积极为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建言献策,为巩固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贡献力量。通过参加各项学习和活动,思想上不断与时俱进,行动上不断开拓创新,视野不断开阔,参政议政能力不断提高。
任职全国政协委员五年中,我在全国政协的历次大会上共提交37件提案和大会发言,其中涉及发展循环经济若干问题和推进规划战略环评的提案和大会发言占了22件,为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并尽快出台有关制度、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工作提供了许多参考意见和建议。同时,我积极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有关循环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企业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的专题视察、考察;参加由致公党中央组织的有关《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国有企业自主创新》和《废旧轮胎资源综合利用》等重要专题调研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积极参加研讨并撰写调研报告为发展和促进有关工作进行建言献策。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我曾代表致公党中央参加吴邦国委员长出席的全国政协联组会议,作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前提和基础"的发言;2007年7月代表致公党中央列席全国政协十届第十八次常委会议,作了《走循环经济之路,发展我国橡胶资源产业》的发言,积极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献计出力。在历年全国两会期间,我热情接受多家新闻媒体和网站记者的采访并应约撰文阐述我国资源环境形势、发展循环经济、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保护生态环境等有关观点和建议。
在历年天津两会前市委、市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时,我都立即组织学习、仔细研究《报告》内容、认真撰写修改意见和建议,五年中共计提供20余条建议,大部分涉及天津的循环经济发展、开展规划战略环评和生态城市建设的有关工作内容。许多意见和建议被吸纳于《报告》中。此外,平时我如果发现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和问题,便及时写出报告向市领导反应,提出可行性意见和建议。例如2006年10月,我向天津市政府提交的"我市要尽快推进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开展的建议",提出抓住发展中国家通过CDM项目可以获得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机遇,积极整合天津各方面相关科研资源,围绕清洁发展机制乃至气候变化研究方向,尽快组建研究机构,大力开展对CDM的科研工作,得到市领导采纳;2007年8月向天津市政府提出的《尽快开展"滨海新区发展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的几点意见和建议》,建议尽快成立滨海新区发展规划战略环境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整合我市技术支持单位,共同开展滨海新区战略环境评价工作,以便从中长期发展战略高度确立城市的环境目标,保证滨海新区规划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前瞻性、战略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得到市领导的同意并积极落实。
在党的精心培育下,我多年来研究的课题对参政议政的帮助非常大,同时参政议政的实践又促进了我专业课题的研究。我为之努力的是,充分利用本职岗位的专业优势和研究成果为参政议政服务;充分利用参政议政的高层平台,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管理部门服务提供有效途径,从而为进一步推动教学科研的自主创新,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竭尽全力。
回顾改革开放这三十年走过的路,我从一个平凡的人民教师,成长为一名高校学科带头人;从一个普通的党外知识分子,成长为民主党派代表人士,自己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中共各级党组织关怀培养的结果。可以说,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后南开大学多次送我赴德、美深造,我就不会具有在环保专业上敢与国际接轨的学识和眼界,更不会为当今中国的环保事业做出应有的成就和贡献;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后党培育我踏上中国民主政治的道路,也不会使我不断开拓创新提高参政议政能力,更不会有更多的机遇用学之所长为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献策出力。2008年我从政坛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仍然坚持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虽然工作的领域多、压力大、负荷重,但一想到党的引领、党的关爱、党的恩情,我就当殚精竭虑、一往无前。
(作者:朱坦,致公党党员,985工程首席科学家,原致公党天津市委会主委,前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