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坚先生是已故老党员的杰出代表。为了搜集致公党老党员邓坚的相关材料，我们来到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南村敦厚里的邓坚老宅，邓坚夫人区惠芳女士及其子邓锵、孙子邓剑明、外孙女徐建敏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拿出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作为已故老党员的杰出代表，邓坚为致公党的工作和保卫广州解放广州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尤其是在解放前后，他出色完成了策反工作为广州的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家人的追忆中，邓坚开展工作的一幕幕在我们眼前展现开来。

　　　　　　　回到革命最需要的广州

　　1946年7月，致公党香港总部就公开发表文件，向社会表明致公党的立场和政治主张。是年7月6日，致公党以“中央干事会”名义，在香港《华商报》刊登了题为《致公党组织概况》的启事。《概况》申述了致公党的由来及其演变历史，肯定了致公党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一向以实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职志”；“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军队国家化；尤主张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以和平方式协商，求得政治合理的解决”。《概况》还指出，总部正在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整顿健全党的组织，使党适应潮流与新局势要求的计划。《概况》发表后，得到中共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以及各地致公党和华侨的热烈拥护。1946年冬，致公党中央在广州成立了致公党广州市支部，任洪当选为支部主委，阮耀民、俞安本为委员。这是致公党在国内成立的第一个组织，标志致公党的组织和活动逐步从海外转到国内。

　　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香港、广州两地以及美国旧金山和马来亚派出的代表四十余人。英国利物浦、美国波士顿、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等地组织，则委托在香港的成员参加。大会讨论修改了致公党的《政纲》和《党章》，发表了《宣言》、《告海外同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电文》，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在这样的形势下，致公党的活动从海外逐步转移回国内，积极参与国内的革命活动，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邓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回到了广州，回到了革命最需要的广州。

　　邓坚，一九一九年农历十月初八出生于香港。1947年，在邓坚正准备与朋友合办清洁公司之际，该年6月在其表舅父，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钟杰臣的介绍和说服下在香港参加中国致公党。综合考虑邓坚的地方人事关系、开展工作的条件、隐蔽性安全性以及住宅环境、交通、方便掩护来广州的同志等情况后，致公党香港总部让其返回广州与父亲继续开茶居，其实是在广州秘密开展致公党的工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邓坚海珠区的住宅成为了当时香港与广州的重要联络和中转点。至广州解放前夕，邓坚曾秘密接待从香港来广州参与搞策反工作的区强、林之诚，安排在家中住宿，安排致公党员曾毅、邓泽民在家中居住，把两人扮作是在邓坚茶居的伙计，以此掩护其革命工作，并把家中作为发展新致公党员入党宣誓的地方。自此，致公党在广州的工作一步步展开。

　　(邓坚的儿子在讲解邓坚用来藏重要文件的小凳子暗格)

　　邓坚回到广州后，以茶居为据点，利用一切机会融入当地，找机会打入地方组织，利用土地诞、组织主持扒龙船的机会扩大联系面，广交朋友，为了解各方面的动态开展工作打下基础，并搜集相关情报。

　　为了宣传香港的进步文章，邓坚利用香港广州两头跑的机会，将香港的书报拆开包了东西后从香港带入广州，然后弄干净后再装订。还记得有一次将进步书报包咸鱼带入广州，结果后来好久书报上都残留有咸鱼的味道。

　　1947年，致公党召集邓坚回香港学习，住在当时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钟杰臣家里，就是在这里他学习了毛泽东的著作《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2篇文章，大大增强了他对共产党必胜的信心，知道了应该怎么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如何提高工作能力,这成为了他日后参加革命的启蒙教育。

　　解放战争开始后，解放军的战略反攻不断取得胜利，邓坚根据国民党的报纸上的消息，将反映国共战争情况用红、绿旗插在地图上，把地图挂在茶居的墙上，借茗茶向市民宣传革命，宣传解放军的节节胜利。1948年淮海战役，解放军大胜，国民党惨败，大局已定，邓坚知道共产党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同乡来喝茶，他都要让大家看下这张图，谁胜谁败一目了然。后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后，引起国民党当局警觉，甚至开始了解其政治背景。为了安全起见，茶居才取消该挂图。

　　当时邓坚分配到的任务是先融入当地社会在广州开展人民民主革命宣传工作，然后打入地方组织在广州市进行策反工作。香港总部经常有信件过来广州，指示邓坚在广州的工作。必要时，邓坚也从广州去香港当天往返，当时邓坚分别与区强（又名区郁）、林之诚单线联系，用组织规定的暗号接头，分别研究有关策反的对象。

　　区强是香港与邓坚的主要联络人，多次来广州与邓坚商讨革命工作并住在邓坚家。他在香港、澳门办武馆，收入丰裕，对致公党的事业出钱出力，从无怨言。他为人正直，胆识过人，听说香港民主人士集会，致公党都派区强负责安全保护工作。为了便于区强在广州开展工作，邓坚按香港总部指示，冒险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想方设法为区强办理了广州的身份证。

　　邓坚向香港致公党总部汇报工作，提供重要情报，报告有国民党武装力量拉他进入组织。致公党总部指示：民主党派不搞武装，全国武装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武装组织要进行策反，分化瓦解它们的力量，壮大人民力量。要邓坚抓紧进行策反工作，必要时可以打入各种组织活动，了解敌情，团结群众进行工作。

　　收到组织指示后，邓坚成功加入蒙圣区第三自卫中队成为后备队员。邓坚把第三自卫中队队长区润作为策反对象，经向香港总部汇报，组织批准了邓坚的行动。区润与当时的国民党蒙圣区（即现在海珠区）区长狼狈为奸，在南村一带开烟开赌，称霸一方。他任第三中队队长时有副队长几人，常备队员七、八人，其余队员是当地的青壮年，南村部分商人编为后备队员。队员平时穿便衣，自备枪支弹药。在致公党指示下，邓坚自己筹备款项配备手枪3支，以备广州解放的需要。

　　经过对区润的接触，反复内外动员，明暗的说服工作，特别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影响下，对区润的策反工作已有眉目。这时致公党总部派区强上广州，与邓坚用暗号接上头并住在邓坚家，但区强未与区润接触，只作深入观察分析。区强返回香港汇报情况。几个月后，策反工作有进一步发展。1949年夏收期间，区润听从告诫，停止向农民征收禾票，拒绝向国民党田粮管理处交纳田粮，并表示接受革命组织领导。这时区强从香港来广州，与区润见面，表明身份，并按致公党要求，要区润写下书面保证，接受致公党的领导。此后区强几次到广州都与区润见面倾谈，称兄道弟。解放后，他俩在香港也时有见面。

　　1949年春夏之间，致公党派林之诚来广州，他们通过暗号接头，林之诚向邓坚传达了致公党中央秘书长陈演生几点指示，其中派邓、林二人为筹备建立国内致公党组织的筹备委员。并指示邓坚、林之诚研究林之诚所提出的策反对象，即国民党后勤部皮革厂厂长牛道邦，策动他抗拒迁厂去海南岛的命令，保护好军工厂，准备广州解放时移交解放军接收。以后林之诚同志再奉命同邓坚多次联系，共商把革命工作加紧进行的问题。

　　解放军节节胜利，广州解放在即，为了迎接解放军进入广州，邓坚组织大家在南华路、小港路一带张贴标语，标语内容有十条左右，分别写着“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坚决镇压反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等，这些都是根据《华商报》上面的文章写的。当时，华南地区最早散发革命标语就是致公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大家指明了革命的方向。深圳接近解放时，香港致公党派了十多位同志到深圳工作，后由区强带队来广州学习经验。

　　解放后，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成为了邓坚工作的重心。1949年，国民党当局在败退广州前夕，提出“总撤退、总罢工、总破坏”的行动口号，妄图变广州成为废墟，并以破坏海珠桥为主要目标。10月，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派遣军队和便衣特务，以汽车运载黄色炸药近100箱，置于桥墩、桥梁接合部。14日下午5时50分施爆，由于时间紧迫，竟未通知桥上人员撤离，造成400多名市民死伤，沉毁民船100多艘，震损房屋数百间，受灾居民3000多人，海珠桥被炸毁。

　　海珠桥被炸当晚，自卫第三中队全体分工分配保护南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一防止散兵抢掠，二把守通往市区的必经之路，三组织巡逻紧密联系队员。当晚可疑人物全部不准通过，鸣枪指示不准国民党散兵通过。夜深的时候，广州市零星枪声响起，大家知道，解放军来到了广州！

　　广州解放前后，遵照致公党的“维持治安、迎接解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指示精神，有效防止南村发生抢劫、盗窃、纵火案件。解放当日，南村照常营业，自卫队严密保护南村治安。

　　广州解放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河南区同福路616部队派出第七分队进驻南村，邓坚立即与分队长姜玉桂联系，介绍南村、第三自卫中队等情况，并接受刚进城的致公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伍觉天同志指示，全力协助驻军收缴枪支。致公党后来派曾毅同志来南村协助邓坚开展收缴枪支工作，工作进行得并不容易。有的人视手枪为私有财产不愿交，有的人以时局未定需要防身为由也不愿交，后来通过做各种说服工作，甚至被人恶语相交，最终挤牙膏似的完成工作，左轮、右轮、机枪、曲尺、马枪、驳壳枪、手枪等枪支全部上缴，计约有47支。

　　自返回广州参加革命到完成策反工作，直至到广州解放，邓坚在党的教育下不断的成长，他深刻地感觉到：党的统战工作方法都是依据客观实际决定的，联系及时，政策方针指示正确。而他本人也在革命工作中受到深刻教育、锻炼和考验，为解放后开展新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1月，致公党中央总部在广州直接成立致公党华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管辖广东、广西、香港的组织，主任委员郑天保，副主任委员陈炳翰，致公党中央总部从香港迁回广州。

　　1950年5月，致公党华南总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选举产生华南总支部第一届委员会，主委伍觉天。

　　1950年5月，致公党华南总支部成立后，与致公党中央总部合署办公。地址在广州长堤爱群大厦。致公党华南总支部第一届委员会机关设秘书处、组织处、宣传处、财政处、侨务处。第二届委员会机关设秘书处、组织处、宣传处。

　　解放后邓坚在广东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南海县土改队、广州市建筑设计公司、广东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等单位工作。老领导、老同志都希望邓坚也加入致公党的机关共事。邓坚对致公党中央副主席陈其尤就曾经说过：“我自认自己没有经过一定的学习，搞政治工作不适合，还是在事业单位好点。”面对大家的工作邀请，他都予以善意谢绝。1950年4月15日至25日，中国致公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邓坚被选举为致公党中央候补委员，3个月后成为正式委员。1952年中国致公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再次被选举为中央委员。

　　(邓坚以党派代表身份参加建国后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然而，新时期他的社会工作也从未停止。1947年6月参加工作至1980年离休的30多年中，邓坚一直担任区、市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还以党派成员身份参加了建国后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多年的参政议政工作中，邓坚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策深有体会，认为非常适合我国国情。

　　邓坚在革命生涯中几十年年来未曾间断学习，四十多年来参政议政的经验更是让他意识到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性，不然会大大落后改革开放的形势后头。他说，任何时期都离不开党的方针路线的指导，学习是必要的，各个时期的学习不同而已。

　　　  在致公党成立90周年前夕，随着党史资料搜集工作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老党员身上所彰显的“致力为公”革命精神，指引着后人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