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来自美洲各地、香港、澳门和上海等地的洪门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改堂为党，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通过《中国致公党党纲》；鉴于陈炯明（1878-1933）早年加入同盟会并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并担任军政要职，支持孙中山抗衡北洋军阀，主张民治，提倡新文化，实施新政，在海外华侨中有较大影响，大会选举他为党的总理，唐继尧（1883-1927）为副总理。这一次恳亲大会实际上也就是中国致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致公党的成立，标志着华侨政治力量的新崛起。从此，洪门致公堂逐渐摆脱会党的影响，迈出了向现代政党过渡的关键一步。由于洪门会党之间有较强的独立性，大会关于改堂为党的决议，未能在海外各地洪门团体中普遍实行，所以实际上形成了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格局。

　　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来各革命阶层的联盟变为大地主大买办的政党和政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执行亲帝的外交政策，通过改订新约的形式，重新确定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换取各帝国主义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和支持。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侵略，以图摆脱危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迅速扩大。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炯明主持，来自美洲各地和海外各处的代表数十人出席了会议，美洲洪门元老司徒美堂也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自“一大”以来党、堂不分的问题。然因意见分歧，各执己见，大会只好通过一项妥协、折衷的决定：既承认党、堂并存的现状，又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这一决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堂为党的决定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此后党、堂自渐分离，党在组织上进一步脱离会党的影响，向现代政党发展。大会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殖民地化的严重威胁，以及国内人民和海外广大华侨日益增长的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要求，提出并通过了以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纲。因此，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无论从组织上还是政治上都前进了一步。这次会议决定中国致公党总部设在香港，仍推举陈炯明为总理，陈演生（1875-1952）为秘书长，司徒美堂为美洲总支部主席。

　　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致公党的党务工作有了起色。到1933年，除了美洲原有组织外，大洋洲、南洋群岛及香港等地建立了新的地方组织，共计有党员30余万。

　　1933年9月，陈炯明病逝香港，致公党中央决定暂设中央干事会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党务，维持现状，并由陈演生在香港负责与各国各地致公党（堂）联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