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谢海生活照

我是一名归侨子女，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归侨，他是常州侨联的退休干部，我母亲也是一名统战干部。因此，我可以说是出生在统战之家，从小就受到“统战”以及“侨”的熏陶。1991年，因为归侨子女的关系，我被吸纳为常州市青联委员并担任了界别组组长，算是初步踏入了统战之门。

1994年，27岁时，机缘巧合，我有幸进入致公党机关工作。还记得第一天上班，走进市委会的办公室，我大吃一惊，30平米不到的办公室放了5张办公桌，2个沙发，沿墙还有2排文件柜，挤得转个身都不容易。再一看，5张桌子坐了5个人，正在心里嘀咕我坐哪儿时，坐在靠窗位置的老主委承科站起来对我说：今天开始我就回家了，你就坐我的位置。总算搞清状况了，老主委承科退休了，专职副主委罗清和负责机关工作，坐在我对面。当时心想：这个地方真挤、真简陋啊！不过这些领导真平易近人，处级单位的领导跟群众一起办公，一点架子也没有。

我是学理科出身的，大学毕业后在工厂从事技术、销售等工作，平时主要跟机器、图纸打交道。到了致公党机关后工作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了较为陌生的环境。正式开始工作后，组织上对我悉心培养，领导和同志们都对我关爱、帮助。

一是言传身教帮助我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罗主委在上班第一天就告诫我，这里的工作没有具体指标，没有指标不代表就可以懈怠，不学不做你就荒废了，必须自己找事做，自己找人学。在工作中，市委会历任领导为我做出了表率，兼职的张国秋、曾荣两位老主委有空就会到机关关心指导工作；高戈秘书长在单位对我有如兄长，大事小情都和我商量；张秀英副主委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方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赵彤副主委在工作上勤勉努力，还经常亲自为我修改文章，这些都为我做出了榜样。

二是放手锻炼使我提高工作能力、水平。除了组织上时常安排学习培训外，更让我得到锻炼提高的是在工作中的信任和放手。一进机关，张国秋老主委就把机关的组织工作交给我，张秀英副主委也总是信任地把机关重要的工作交给我独立完成。2011年换届，我担任了市委委员，主委张市长就代表市委会把参政议政和组织工作交给我负责，让我感受到莫大的信任，而我也不负所托，近几年市委会的参政议政和组织工作都取得了较大的提升。

三是生活关心让我视单位如家。进机关时我还未婚，同事们和党员象家人一样张罗着给我找对象，有一位老党员甚至想把自己出色的女儿介绍给我。1998年，我爱人因病住院，高戈秘书长两次去医院探视并协调有关事宜。2003年，我因椎间盘突出卧病在家，张秀英副主委派他儿子把一台40多斤重的理疗仪扛到四楼我的家里，让我用于康复治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我倍感温暖，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充满关爱的大家庭。

所有这些都让我有着巨大的回报党派、回报党员的动力，加之我们的党员大多是归侨侨眷，当时70多名党员中有近20名归侨，其他大多数也都是侨眷。为侨党工作，为自己的父辈一样的党员服务让我工作起来丝毫没有障碍、充满了激情。每年慰问老党员，我是跑前跑后，又当驾驶员，又当搬运工。首先是市委会的车子没有驾驶员，我来了之后在机关最年轻，兼职驾驶员就是我了。又因为经费有限，那时的慰问大多每家发2箱水果当慰问品，首先要到果品市场批发，要自己装卸水果箱，拿到机关集中堆放后，又要把每天慰问需要的水果放到车里，开车到了老党员家门口后，还要把水果扛到党员家里，而党员的家许多都是多层建筑的顶楼，一天跑下来往往要扛着箱子爬几十层楼。身体虽累，但心是快乐的。平时，党员有什么需求，我也是尽力帮助，没有怨言。记得有一次，年过七旬、长期卧病的孤老、党员陈守锬打电话来，要求市委会带他去医院看病，在得到领导指令后，我开车到了老陈家里，他家住四楼，家里一个亲人也没有，自己又不能走路。我二话没说，背起老陈就下了楼。看病回到家后，老陈对我说：致公党比亲人还亲啊！

虽然工作上辛苦、努力，付出很多，但组织上对我的鼓励、培养和期望却始终更多。20年来，我7次在公务员考评中被评为优秀，5次获得嘉奖，多次获得省委会单项先进。职务也从办事员、科员、副主任到主任，2013年，还增补我为市委会副主委。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常常在想：我能做些什么，来回报组织长期以来对我的培养和期待，回报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我想，我要做到的一是要在市委会和主委的领导下，与班子成员共同团结带领全市党员积极履行参政党的职责，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二是要在市委会和主委的领导下，与班子成员共同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努力强化自身建设，使致公党在常州能展现更大的作为；三是要更好地为全市党员服务，更好地为党内外的“侨”服务，充分体现我们“侨”党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