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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中国抗战另一个大后方

抗战爆发后,旅美华侨在纽约唐人街上举行筹款救国大会,劝募献金支援祖国抗战。 

(图片来源:南方周末) 

抗战地理: 

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大批海外华侨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打破宗亲、地域的界限,走向联合,汇成一股抗日的洪流…… 

他们游行示威、罢工罢运、踊跃捐款、抵制日货。他们告别舒适温暖的家庭,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滇缅公路上有抢运物资的南侨机工在奔波,驼峰航线上有飞虎队的战士们飞越生死线。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客居海外依然义无反顾地担起国难的华侨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 

输财助战,是毛泽东对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的概括。抗战期间,海外华侨贡献巨大。 

据《华侨革命史》一书统计,抗战八年华侨捐款,总数达13亿元国币之巨。1942年,海外华侨购买国民政府向海内外发行的多种债券总数达11亿元国币。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并未偿还这些公债,实际上等同于捐款。 

直到面前的日本军官终于不再瞪着他,拿起一枚类似官印的四方形印章,在他背心上盖了一个“检”字,林岳喜才稍微放下紧悬的心。走在回家的路上,“完全不知道路,那种恐怖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

那一年,林岳喜十七岁。如今已是九十高龄,面对南方周末记者,他仍清晰记得那灾难性的一天——1942年2月18日。日军刚刚占领新加坡,数十万华侨以审查之名被集中起来,一场有针对性的肃清活动随之展开,史称“大检证”。

“被集中后,日本士兵用长竹竿打人,呵斥纷乱的人群。每个人轮番上报自己的信息,包括姓名、职业、地址等,不汇报或是有被怀疑的人都会被带走。起初以为这些人只是被抓去做苦工,但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屠杀。”轮到林岳喜汇报时,他不敢说自己是学生,谎称自己是西药房的杂工,由此逃过一劫。“我爱人一家人去了6个,只回来4个,她爸爸和姑父都被拉到海边,被机枪扫射而死。”

“这是日军的报复行动,报复华侨支援抗战。”林岳喜说,被集中的没有马来人,没有印度人,只有中国人。自日军入侵中国,海外华侨纷纷支援抗战,其中以东南亚华侨数量最多。而在东南亚,以马来亚(地域包括后来建国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侨最为活跃。在这场大灾难中,日军屠杀了数万华侨,手段多样且残忍,包括枪杀、砍杀、活埋、溺亡等。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输财助战,贡献巨大。从地理层面来看,西南地区是中国抗日战场的大后方;但从另一层面来看,海外华侨也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应龙介绍,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是华侨成立的第一个抗战救亡组织。1931年“七七事变”后,由海外华侨成立的救亡组织渐兴,到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达到兴盛。1939年广州沦陷后,其力度进一步加大。

捐款

“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是对祖国的大不忠!”

“先生,买朵花吧!这是自由之花!这是解放之花!买了花,救国家!”

曾梅清是林岳喜的爱人,出生在新加坡,于1950年回国居住。1941年,还在上小学的曾梅清,不上课时,便会胸前挂一铁皮盒,加入到卖花募捐的队伍中。花是红色的纸花,由各个华侨学校的师生手工制作,卖花挣来的钱悉数捐给国内,支援抗战。

12岁的曾梅清个头还小,卖花时会把花插进对方的口袋里。“绝大多数人都会捐款,从几分几角到几十块不等。当时每条街道上都有卖花人,买过花的人就会把花放在胸前,以供辨识,也是荣耀。”

华侨捐款的热情很高,形成“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的局面。在新加坡时,曾梅清家的斜对面便是侨领陈嘉庚的家。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就带头月捐2000元,并抢先购买救国公债10万元。在南侨总会召开的首届大会上,陈慷慨激昂地说:“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是对祖国的大不忠!”(引自《陈嘉庚先生纪念册》)

南侨总会全称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于1938年10月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任主席。它是继欧洲、美洲之后,华侨组建的又一跨国、跨地区的抗日救国总机关。《华侨与抗日战争》一书这样评价它的成立,“形成了相对集中的三大华侨抗日救国组织网络,奠定了华侨抗日阵线的基本格局”。

在救亡组织的领导和侨领的表率下,捐款活动如火如荼。除了卖花捐和月捐,华侨以各种名义进行捐款,包括节日筹赈、劳军义捐、救急难民、航空救国捐等。

仰光女华侨叶秋莲变卖家产,得3万多元捐助政府抗战,自己则入寺为尼。她说,“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不妨的。”泰国曼谷监狱200多难侨发起狱中献金,节省500元捐给祖国。马来亚华侨郑潮炯义卖瓜子,走遍南洋,筹款18万元。在吃顿饭只需两角钱的年代,郑不留一分将筹款悉数捐出。

五邑华博馆副馆长黄志强将这种现象归因为华侨“爱祖爱乡”的情感。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刘进说,华侨捐款大多出于自愿。他在大量研究侨批过程中,发现几乎没有人对捐款有抱怨。据《华侨革命史》一书统计,抗战八年华侨捐款,总数达13亿元国币之巨。

输财助战,是毛泽东对海外华侨支援抗战形式的概括。其中,在“输财”上,华侨还通过侨汇、购买公债等方式支持祖国。“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陆续向海内外发行救国公债、国防公债、航空救国券等多种债券,总额达三十多亿元。至1942年,海外华侨购债总数已达11亿元国币,占1/3强。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并未偿还这些公债,实际上等同于捐款。

张应龙在搜集史料过程中发现,现在北美的众多侨社组织还能随时拿出当年购买的抗日救国公债,“数量之大,可谓数不胜数”。

1942年日治印荷时期颁发给华侨的“外国人居住登录宣誓证明书”。日军对每一个占领地的华侨进行有针对性的肃清,详细记录每一位华侨的姓名、年龄、职业、住所、在留年数等信息。 (夏婧雯供图/图) 

罢工

惩戒的武器不是刀棍,而是甘蔗。

“循码头环行数圈,然后排成庞大的长形队伍,来往车辆几为之塞。侨校学生歌声远震,掌声雷鸣,深得来往观众同情。等到日轮离岸,侨胞始收队而归。”

记录在《华侨问题专号》上的这三句话,描述的是美国西雅图七百多位华侨阻止日轮“海安丸”号装运废铁回国的场景。

1939年2月,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简称旅美救总)发起“禁运军火运动”,抵制美国公司把可以改制成杀人武器的废铁和军需品出售给日本。此后,美国华侨阻运废铁赴日的斗争在美此起彼伏。最终,美国宣布禁止军火物资赴日。

张应龙教授总结,受客观环境影响,美国的华侨运动比较直接,东南亚地区则比较隐蔽。美国的华侨救亡组织多把“抗日”二字放在组织名称里,而东南亚的团体则会以“筹赈难民”等名义出现。即使在东南亚内部,由于政治关系等因素,华侨运动的尺度和活跃程度也不一。

在泰国,由于政权亲日,华侨陈德钦感受到的抗日活动相对隐秘。1929年,陈德钦出生于广东省汕头一户贫苦家庭;10岁那年,他去泰国投奔父亲;1943年,参加泰国反日大同盟,组织工人罢工并破坏日军军工厂。

当时,日本国内物资缺乏,加上运输线受同盟国潜艇袭击,日本在被占领国开办了如电机厂、皮革厂、缝衣厂、食品厂等军用工厂,以满足战争需求。陈德钦知道破坏军工厂的风险,但他也懂得抗日报国的道理。

据陈德钦回忆,日本军工厂的中国工人想了不少办法搞破坏。有个码头工人在运送子弹时,故意将肩上的一箱子弹抛入水中,结果被日军发现,最终被打死;给日军做皮鞋的华侨工人,会故意将盐缝入鞋底。盐遇水即溶,一来不留痕迹,二来可以腐蚀,从而缩短鞋的使用寿命。

1944年1月,泰国曼谷七家皮革厂数千工人罢工。名义上要求提高工资,实际是为中断其军需品供应。在这场罢工中,陈德钦是纠察队小队长,负责阻止破坏罢工的工人。罢工对工人来讲,意味着失去经济来源。当时为使罢工奏效,罢工指挥部决定给不上班者发放生活费。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人想去工作。对付这类人,陈德钦所在的纠察队自有办法。

一般来讲,先由一位躲在暗处的皮革厂工人指认依旧上班的同事,然后守在电车站附近的纠察队便会上前阻拦。先是劝说,晓之以情、以理、以利;劝说不成,就动武。为避免暴露,惩戒的武器不是刀棍,而是甘蔗。陈德钦给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甘蔗的好处,“能打人,还能伪装。万一日本的宪兵队或警察来,就装作在啃甘蔗。”黑眼镜也是纠察队的标配之一,这是因为纠察队不能明目张胆佩戴袖标,便用黑眼镜作为标识。

这场罢工坚持了半个月,在工会认为达到目的后,宣布撤回各路纠察队。1946年,陈德钦回国加入闽粤赣边纵队,参加解放战争。

服务生命线

最著名的要数南侨机工和飞虎队,这两支队伍,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回国参战者不在少数。据国民政府广东侨务委员会1946年统计,归国参战参军的粤籍侨胞有4万余人。他们或直接参战,或参与救护队、机工团、记者团、歌剧团等形式多样、大小不一的回国服务团体。广东省华侨博物馆馆长王明惠介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南侨机工和飞虎队。“这两支队伍,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但都维系着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南侨机工全称为“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由三千多名汽车司机和修理工构成。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锁沿海。广州失守后,滞留在香港的两万多吨军火,必须从新建的滇缅公路运入,但这条公路穿江越谷,地势险要,唯有熟练驾驶员方能驾驭,国内奇缺此类人才。招募公告传至海外,南侨总会积极响应。自1939年2月至7月,先后有15批华侨回国服务。

现年90岁的张伟民是广东省唯一一位健在的南侨机工。他说,“那时我们对日本人的侵略都义愤填膺,大家都是冒着不怕牺牲的精神回国,回国前也没有想过后果。”

当时,武汉合唱团到马来亚演出,宣传抗日救国。时年仅13岁的张伟民看完演出后,深受鼓舞,回家就激动地把刚学会的救国歌唱给家人听,并决心回国服务。

“没有国,哪有家?虽然远在南洋,但当时很多年轻人一心想着回国抗日。”为了能顺利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身材矮小的他将年龄报大了一岁。在训练班时,母亲特地给他一个枕头垫在屁股下,让他够得着方向盘。张伟民的女儿张晓秋说,在训练班的考试中,他展露出驾驶天赋,所

有科目都是一次性通过。

和张伟民一起投身卫国洪流的南侨机工,来自南洋各地,从事各种职业。马来亚女教师白雪娇决心报国参加南侨机工队伍。为瞒过父母和家庭,她特地化名施夏圭。在给父母的告别信中,她说:“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和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虽然我的力简直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滇缅公路上行车艰难,需过三关:翻车、瘴气和日军轰炸。在一千多公里的公路上,没有宿舍和休息站,机工们困了就睡在车上,病了就咬牙挺着,车半路抛锚或水箱没水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张伟民开着大卡车,从昆明运送物资前往下关。因为当时山谷里刮大风,黑灯瞎火的,他的车一不小心就撞到了一堆原木上,还把旁边蹲着吃饭的人撞飞了,所幸只受了轻伤。

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三千南侨机工,约1/3死在滇缅公路上,1/3回到海外,1/3留在国内。在抢运战需物资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平均每日输入量达300吨以上,被誉为滇缅公路上的“神行太保”。

和滇缅公路同样具有“输血”作用的,还有“驼峰航线”。在开通的三年多时间里,驼峰航线向中国输送了70万吨急需物资和3万多人,被誉为维持抗战的空中“生命线”。

“飞虎队”司令陈纳德妻子陈香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一千多名在美国应征入伍的华侨青年,被编入美国第14空勤大队(即“飞虎队”),来到中国战场支援作战。他们大多祖籍是广东。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梅伟强说,在“飞虎队”中,绝大部分地勤人员都是华侨。

2007年,一队华侨从美国来到广东省五邑华博馆,当时由华博馆业务部副主任蔡晓敏陪同。这些历经风霜的老人,就是曾经往返于“死亡航线”上的飞虎队队员。参观中,她发现一位老人突然跪倒在地。起初,她以为是老人体力不支,正要上前帮忙,却看到令她难忘的一幕,那位老人神情庄重,跪地后,俯下身去,亲吻地砖,用台山话说,“我终于回来了”。

“从这一幕看得出华侨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几天后,蔡晓敏在华侨博物馆里又一次看到了这群老人,原来他们想在离开前再来参观一次。一位老人动情地说,“看一遍,不够;离开前,再看一遍。”

(本文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王剑,南方周末实习生 夏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