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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党“快邮代电”号召抗日

                               

 19262,致公党的活动中心从旧金山移到香港,由于港英政府不准华人在港设立政治性的机构,因此以“致公俱乐部”名义在香港登记注册,“致公俱乐部用笺”成为当时中国致公党行文“用笺”

“九一八”事变后,香港当局查禁邮件十分严密,总部设在香港的致公党中央常以“快邮代电”方式向各地致公党党部通报国内形势,“致电”海内外各级所属分部、支部,随时通告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的指示。

19311230,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以“快邮代电”形式向各地致公党组织号召抗日,密报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北上之事宜(电文摘要如下):海内外各级党部同览,自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总理即草定救国大计专函南北耆宿共策,并发表告国人书,总理因接北方实力派诸领袖派员来港催促,当於十二月四日由港趁轮北上,本会迭奉函示诸事已有具体办法,全国人心对国府外交已异常愤闷,正我党戮力救国之际,希即密告各同志准备一切,俟各事成熟当再密电通告,慰旅外同志及我华侨热望(中国致公党干事会印)。

19311010,中国致公党驻港总部成立之时,陈炯明就在《致蔡元培张继书》中,提出了为谋集合国民全体,共赴国难的四项主张,首次发出各党各派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的号召,成为全国第一个投身抗日救国的政党。

1931124月,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离开香港后第三次北上,到上海偕同章炳麟往天津,再晤段祺瑞等北方要人,商议重组“共和大同盟”,以逼使南京,共同抗日救国。陈炯明在上海,天津逗留了五个多月,于(1932年)4月下旬返回香港。是年7月,又重赴天津,(1933年)1月中旬,因得母亲病重之电,匆促回港侍奉。他再次到天津时,日本人企图拉拢陈炯明,然而陈炯明则命其“先归还东三省”,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的收买,显示了民族气节。

之后,中国致公党驻港总部,通告各地组织筹备抗日救亡事宜,发布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组织和广大侨胞,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

1931929南北美洲致公党联合通电南京蒋介石、北京张汉卿(张学良)、广州陈伯南陈济棠,提出“废党治、开国会、挽民心、对日决战,本党誓为后盾”的声明;193110月,中国致公党驻古巴总支部发表宣言,呼吁侨胞团结抗战;同时美加各地洪门组织,纷纷召开“抗日救亡”演讲会,报告国内形势,发动侨胞抗日救国;19311231日,加拿大洪门组织召开救国抗日大会,号召捐资救国,并以“全加洪门救国抗日会”名义致电第十九路军及抗战将军、战士。(本文作者: 厦门 王起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