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万钢：为什么创新驱动发展必须是双轮驱动 

本刊记者/徐方清 

发于2019.12.16总第928期《中国新闻周刊》 

万钢曾经两次去中南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课。
 

2004年第一次去讲课时，万钢的身份是同济大学校长；9年后再去，他的身份变成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学技术部部长。 

2005年加入中国致公党、2007年当选主席的万钢，还是改革开放以后首位担任部委“一把手”的非中共人士。对此，万钢曾说自己一边在做国家的科技工作，一边践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自上世纪90年代初结束在德国的留学生涯并成为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工程师开始，到2001年初接受时任科技部部长朱丽兰的邀请回国主持新能源汽车的开发工作，再到成为国家领导人，虽然职务不断在变，但万钢一直有一个不变的身份：科学家。1952年8月出生的他，也是新中国科技发展进程的直接参与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 

近日，万钢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新中国成立以后 

科技才算是真正得到重视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这样一句话：机遇是稍纵即逝的，挑战是不期而遇的。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里，在科技领域，有没有哪几次关键机遇显得格外重要，也被很好地抓住了？ 
 

万钢：我们常说新中国成立时积贫积弱，但其实，积贫积弱的阶段是从鸦片战争，也就是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中国国门时，或者说更早一些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世界科学技术在发展，但可以说机遇从没有被抓住过。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对科技工作高度重视，国家组建了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并创立中国科学院，郭沫若先生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普遍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紧密结合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共中央就将科学与技术发展摆在明显的位置，毛泽东主席明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十二年科技规划”）,初步建立了国家科研体系，产生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 

“两弹一星”的横空出世，不仅意味着新中国科技体系、工业体系初步建设起来，更重要的是代表了新中国的国防体系站立起来了。“两弹一星”是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的象征。当然，中国也率先向世界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会对无核国家威胁或者使用核武器。 
 

回顾“文革”前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虽然我们是从积贫积弱阶段艰难起步，但是国家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国防安全方面。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走向了“富起来”阶段。就科技发展而言，在拨乱反正的同时，提倡“科教先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实际上，这个阶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了。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后，第一件事是恢复高考，第二件事就是强调科技振兴，召集科学家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科技和教育是孪生姐妹，让一大批人上大学，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科技的发展，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是并行的。我本人也就是在那个阶段，考上了研究生。 
 

中国新闻周刊：是不是多数国家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在大发展前都要科教先行？  

万钢：这是一个世界大势，强国一定是科技强、教育强，才能实现持久的经济强。“文革”后中国百废待兴，要想在短时期内追赶上去，就必须抓住机遇。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提出了科技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求，一系列改革措施，都在推动这项工作。到上世纪90年代，党中央又提出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更大力度地支持科技、教育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之后，党中央国务院于2006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此后15年我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启动实施了一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确立了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如今，这项规划已到了收官阶段，社会的普遍反馈是，规划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发挥了举旗定向、凝聚共识、驱动发展、保障安全等重要作用，预定的目标基本实现并取得显著成效。科技部正在组织科学家总结评估，开展新的中长期规划。 
 

中共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战略，中国科技创新站在了新时代的新起点。在2016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了“三步走”的战略，将中长期规划的要求又提升了一步。 

从“十二年科技规划”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体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保证了中国科技能够持续地走在发展道路上。在与国外同行和朋友交谈时，无论其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常常赞赏的一点，就是中国能够制定长远的规划，而且这个长远规划能够有效落地，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努力的氛围，万众一心地达到目标。这就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所在，也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科技创新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新闻周刊：有没有一些错过的机遇，是你觉得特别可惜的？ 

万钢：当然也有教训，“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十年动乱对中国影响很大，特别是在科技发展方面造成了一个断层。如今非常重要的两个科技领域——集成电路和生命科学，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了，但后来都没能抓住机遇。“文革”十年所导致的断层，首先表现为科学和产业技术发展上的断层，其次是人才培养上的断层。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努力地跟踪世界科技前进的步伐，但是由于基础薄弱、前面出现的断层，我们必须付出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追赶和超越。经过近40年的努力奋斗，当前我国科技领域已经进入“领跑、并跑、跟跑”并存的阶段，“领跑者”要敢为人先，勇闯“无人区”，“并跑者”要把握时机、弯道超车，“跟跑者”要差异化创新，另辟捷径。总之，我们要发挥制度优势，凝聚共识，形成最大合力，才能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地开展国际合作，特别是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发展。前一阵，彭博社来采访我，我告诉他们，我们要坚持科技和经济的全球化，鼓励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科技创新是服务全人类的，谁也不能因为一个企业的创新领先去惩罚它。 

得保证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哪怕是先做“备胎” 

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你第一次到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讲课，当时的题目是“面向2020年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现在很快就到2020年了，回望过去，会有些特别的感想吗？  

万钢：能够两次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是我一生的荣誉。200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组织了上千名专家，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我是参与者之一。2004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是“面向2020年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我和孙鸿烈院士共同讲解，报告我们对国际国内科技发展的形势与分析，对于科技规划的想法和建议。记得当时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超前部署、服务发展、国际合作”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为凝聚共识作出了贡献。 
 

2013年9月的讲解人实际上是众多科技人员。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各部委领导来到北京中关村科技成果展示馆，各位领导饶有兴趣地听取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用实物讲解了他们的科研成果和发展前景。我主要报告了中长期规划实施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取得的进展、当前国际科技形势与改革创新的进展与建议。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战略部署。 

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在中南海讲课，“自主创新”是你提到的五个概念之一。9年后，你2013年再次给中央政治局讲课，主题则变成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意味着中央更加强调创新的作用了吗？ 

万钢：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指导方针，是着眼于当时世界范围内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形势的，是一个整体发展的战略，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和成就。特别是中共十八大制定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的要求。《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双轮驱动，就是要实现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相结合。 

行走在月背的玉兔二号巡视器。中国探索和实践了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协同创新机制，在载人航天、嫦娥探月、大数据、云计算等国家急需和战略必争的领域中取得了显著成就。 图/国家航天局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所说的“科技先行”，关注的是成果的产出。但要使科技创新成为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伴随着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我们要遵循科技发展的规律，持续稳定地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深入持久地攻克关键技术，坚定不移地聚集、培育和壮大科技人才队伍，精心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这一切，都需要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来保障。 

从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到产业发展，往往要经过十年以至于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科技发展基础薄弱，在产业生态不完备的情况下，进入市场，实现产业化十分困难，但是再困难也要坚持，哪怕先做“备胎”，也要抓住机会，才能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也需要体制机制的保障。 

从科技发展的历史和近年来的实践来看，只有不断地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使我国的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需求。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才能和各国一起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变革、环境保护、减贫脱贫等各方面的共同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真正的竞争应该是开放式的竞争 

中国新闻周刊：从实践的角度看，要让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保持同步，或者说是持续处于相匹配的状态，难度在哪里？ 

万钢：本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各国的联系，也重塑了创新的形态，开放与创新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鲜明特征。当前，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态势日益凸显，表现为科学知识广泛传播与普及、科技人才自由流动、技术有规则转移和扩散、产业合理分工、市场开放准入，推动着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重构，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益与效率。 

然而，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存在着逆全球化的隐患：科学研究的逆全球化阻止了知识的流动，技术创新的逆全球化阻断了技术的转移和扩散，经济的逆全球化使全球资源供应链断裂，给各国的产业造成了无数的短板缺项，导致了资源的低效与浪费。 

纵观历史，人类科技进步的过程是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面向未来，科技创新发展必须要率先实现高水平开放合作，在此过程中也要不断地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不仅要把世界先进技术“引进来”，也要使我国自主创新的先进技术“走出去”，在竞争合作中提高发展的质量。因此，我们要在更高起点上推动世界各国努力构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全面提升科技发展水平和治理能力，共享创新发展的成果，应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推动全球范围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约9年前，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创新水平比较低。这个差距现在是被拉大还是逐渐缩小？ 

万钢：整体上看，我们的企业创新水平确实得到了快速的提升：我国探索和实践了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协同创新机制，在载人航天、北斗导航、嫦娥探月、深海探测、移动通信、资源勘探、超级计算、大数据、云计算、新材料、数控机床、大飞机、高铁和新能源汽车、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新一代人工智能等国家急需和战略必争的领域中取得了显著成就，成功地实现了“后发先至”，向引领型发展目标迈进。 
 

从科技投入的角度看，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为19657亿元，企业占比75％以上。2018年，在全球研发投入经费最高的2500家企业中，中国有438家，上榜数量居全球第二，中国企业在前100名中占11家。在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上榜企业129家，位列第一，而且有些企业的排名很靠前。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与世界强国相比，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之所以还没有达到占GDP总量2.5％的水平，这其中有体制机制的原因，也有许多产业自身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一些亟须调整的产业上，特别是满足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需求，抓住发展机遇继续前进。我以为，虽然总体来说差距在逐渐缩小，但水平参差不齐，基础不够牢固，还有不少短板缺项，“三跑并存”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奋斗。 

现在大的趋势和环境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提高创新能力和推动国际高水平开放合作，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科技强国，必然是开放合作，而且是高水平的开放合作。我们在强调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避免闭锁的思维，必须要参与竞争，而真正的竞争应该是开放式的竞争。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编校：董巍伟、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