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查阅、 档案的翻看， 还有历史报纸的查阅，也让我有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致公党的合作历史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 在这个纪念中国共产党100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在这里谈一些我对这个中国共产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致公党之间的一些亲密的合作和交往的理解。

　　众所周知，中国致公党是1925年在美国旧金山注册的，但是他的历史可能会追溯到更久。 那么就是从几个历史节点来看， 中国致公党甚至中国致公党前身中国秘密社会组织个社会组织在历史。

　　从戊戌变法， 康有为流亡海外之后， 再到辛亥革命，身在海外的华人华侨， 一步一步地看到了清政府的种种腐败，和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这种内因。一直到辛亥革命胜利，真正的帝制被推翻了。在之后我们会看到就是海外华人对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国内的内战一直就是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从军阀混战， 再到抗日， 再到1947年、48年这一段历史时期，它每一个历史节点其实都有中国致公党的身影，只是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 一直都是在跟着中国的发展而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从清末一直到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华民国的建立， 抗日战争的胜利，实际上都体现了中国致公党和海外华人华侨的这种民族性。然而，对于中国致公党来说， 真正意义上的，也是最重大的转折是在1947年的三大。三大以后，中国致公党更体现出了他在国家的政治协商制度下的重大的意义，更体现了他的国家性。

　　从1947年乃至更早的成立之初到一直到现在，中国致公党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是一种荣辱与共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在改革艰难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在建国初期国内物资紧缺的时候，都会看到中国致公党的身影，默默的贡献不求名利，甚至更是隐去历史的痕迹。

　　在许多历史资料中也能看到， 从中国致公党注册之初，已经与中华民国的执政党国民党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随后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中国致公党始终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是从民国建立之初，一直是存在的。从南京的临时政府开始，由各个党派团体共同组成，中间的民主协商制度道路曲折，直到三十年代国民党一直利用这一表面的执政形式来掩盖它的统治思路，其实质是利用，排挤、分裂各个党派团体。抗日时期，为了挽救一大批中国的文化届人士，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致公党合作，利用中国致公党的在航运业、港口水路陆路的党员，不畏艰险，分批次的或护送或暗中保护这批文化人士平安从香港抵达抗日的大后方。

　　1938年，东江纵队的前身“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惠阳的淡水成立，曾生任队长，郑天保任副队长兼参谋长。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致公党并肩战斗，共同挽救民族危亡，而海外华人对抵抗日军的侵略捐款捐药，这些款项、药品中的一部分，同样也是通过中国致公党分布在各个地区、不同行业的党员冒着危险转送到祖国的各个地方。“南洋惠侨救乡会”将筹得的款项中的40%捐给新四军，40%捐给曾生的队伍，20%作为惠州难民的救济款。在1940年以前，曾生的队伍日常所需的被服药品等物资主要依靠海外及港澳同胞的资助。

　　中国致公党是为了民族的利益与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一起，那么在中国致公党的三大之后，正是因为经历了一路携手艰难的旅程，才有了之后为共同的目标与理想而亲密的合作。

　　在1947年的中国共产党，真正尊重了各个民主党派，与其它各党派共同商讨国家的未来，国家的发展，当解放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已经突显出来。最终新中国的胜利，是全体中国人民选择的， 同样也是海外华人的选择。

　　从晚清到中华民国成立，乃至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致公党以及它的前身都体现的是民族性。那么之后在194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政治协商制度，与统一战线工作，使得中国致公党真正参与到了国家的发展、建设的治理层面，真正上升到了国家政治的层面，这体现出的是国家性。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大智慧，与各民主党派一起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的利益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是中国致公党的初心，更是一批批为初心而献身的前辈们的信念。

　　这就是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时的一些想法和感触。

　　（作者：郑婕妮，致公党石景山区工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