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来自欧洲的理论“化”为中国的理论形态，即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建党9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逻辑形态，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文对这两个逻辑形态及其关系做些探讨。

　　一、两个逻辑形态是具有同质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1]P7由此可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形态，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是具有同质性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完成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早期探索，以创新的内容和形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丰富和发展。依据实践条件的差异，它的理论主题有所不同，主要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以及科学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由于历史条件、实践基础的不同，它们回答的主体问题有所不同，有所侧重，但它们的理论基础、灵魂和立足点是相同的，具有同质性。

　　（一）两个逻辑形态的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年代，面对的是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话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下，面对的是在当代中国如何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由于实践主题有所不同，因此两个逻辑形态的主体理论有所差异，但是指导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变化，其精髓和实质没有变化，贯彻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改变。故而，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的本质上的规定性也没有改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曾说，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2]P109邓小平多次强调，以前我们恪守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搞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也不能丢掉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他语重心长地说：“老祖宗不能丢啊！”[3]P369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也明确提出，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和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4]P282由此可见，尽管实践基础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两个逻辑形态，但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从根本上保证了两个逻辑形态的同质性。

　　（二）两个逻辑形态的灵魂和精髓都是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两个逻辑形态形成的理论基础，实事求是两个逻辑形态的灵魂和精髓。

　　实事求是是贯彻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逻辑形态的灵魂。实事求是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融合于中国的文化语境，精辟地阐释了实事求是。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谈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5]P126同年，邓小平又一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实事求是，我们革命的胜利靠的是实事求是，现在搞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6]P143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连在一起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种表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灵魂地位。胡锦涛也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贯穿这个科学思想体系的活的灵魂,……其基本方面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7]P536-537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逻辑形态的灵魂都是实事求是，从根本上保证了两个逻辑形态的同质性。

　　（三）两个逻辑形态的立足点都是中国实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托于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的本质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曾批评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8]P797的态度，要求干部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9]P802他提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学习而学习，不是做表面的文章和姿态，一定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明确的目的，在研究马列主义时，“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10]801实践证明，只有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时代，江泽民反复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要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他提出：“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我们的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11]P339他认为，判断我们党是否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关键要看我们党是否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推进我们党的事业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逻辑形态的立足点都是中国实际，从根本上保证了两个逻辑形态的同质性。

　　二、两个逻辑形态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考察，这两个逻辑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互衔接的两大理论成果，而从理论源流考察，这两个逻辑形态之间又是一脉相承的源流的关系。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他明确指出：“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12]P297这表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并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P3从而再次言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供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与毛泽东思想的承继关系。江泽民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一脉相承就是既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真理的统一体。”[14]P327在这里，江泽民明确指出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本源的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并发展了的科学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论述了其结构和理论内涵，同时详尽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思想观点，把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其它理论确立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并指明了两个逻辑形态之间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15]P12-13 

　　我们所说的“继承”，不是直接沿袭已有的理论成果，而是承继其基本的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所说的“发展”，也不是对前人或已有的理论成果的全盘否定，而是在新的实践条件下，做出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就此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可以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来分析论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道路的继承、纠正和发展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独立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根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主要关系，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各个方面，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同时，毛泽东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基础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两大社会矛盾，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党的八大正确判断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明确也了党的工作中心，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正确的路线，并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成果。可惜的是，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突变，毛泽东等对一些方向性问题判断的失误，上述正确的思想未能在实践中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先后发生的一系列“左”的错误，中断了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一次历史性转折。我们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探索不是彻底否定以前的探索成果，而是在恢复正确的理论成果的同时，纠正错误的思想观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16]P300他表示，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要做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以前正确的做法，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发展。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继续，其理论成果也是早期探索的正确成果的继承与发展。

　　（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党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成果，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包括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等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学说、社会主义协调发展观等。尽管有些思想观点还没有形成为系统思想，没有升华为理论指南，甚至有些没有成熟到指导实践，但毕竟为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如“一国两制”思想的基本框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形成，我国今天的外交思想依然继承和依托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领导人从发展着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这些基本理论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改革开放理论、和谐社会建设理论、对外关系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以及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理论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这些理论成果，无论从精神实质还是内容观点等方面来看，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两个逻辑形态是既联系又区别并列而非包含的理论体系

　　（一）两个逻辑形态是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

　　前面我们分析了两个逻辑形态具有同质性，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两个逻辑形态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存在着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剖开两个逻辑形态其它多方面的联系，仅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讲，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概括，毛泽东思想包括六个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关于革命的理论。怎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如何消灭所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等，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不存在着理论观点上直接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但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7]P7这说明了两个逻辑形态在实践内容上的承启性，也意味着理论观点上具有关联性，但又有不同的主题。第二类，关于政策和策略、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这一类理论中的一些思想观点，由于时代和具体任务的变化，一部分已经不再适用。但其精髓和精神实质依然相通，大部分原理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仍然具有当代价值和现实指导作用。第三类，关于建设方面的理论。这类理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最初成果，其中的许多理论观点，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宝贵经验和重要成果，包含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之中，而且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来源、前期成果甚至是部分内容。因此，从思想内容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两个逻辑形态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两个逻辑形态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自然还有各自的规定性，有联系中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产生于不同的实践基础。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8]P43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19]P284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即是说任何一个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其实践基础，具有特定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体现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毛泽东思想作为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有其产生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有其与实践相一致的理论形态和理论观点。所以，这两个逻辑形态是既联系又区别的科学理论。

　　（二）两个逻辑形态是并列的而非包含的理论体系

　　由于两个逻辑形态的产生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实践基础等，因此，它们是既联系又区别、并列的而非包含的理论体系。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重大的理论成果，都是为了回答时代和实践发展提出的新问题，针对一个理论主题的需要而产生的。如果这些条件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理论形态及其内容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以此为据,由于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实践基础、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等不同,从而形成了两个相互区别的理论体系。在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从总体上讲，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任务。在这种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回答了“进行怎样的革命和如何进行革命”的时代课题，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开始从“以俄为师”到“以苏联为榜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在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进一步重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探索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也出现过严重的曲折和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此时，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实践基础、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等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此时，我们党开始真正自觉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告诉我们，两个逻辑形态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实践基础和理论主题不同，从而决定所产生的理论体系的不同。因此，我们认为，这两个逻辑形态是并列的而非包含的两个理论体系。

　　对于两个逻辑形态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党的文献也做过清晰的表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P221在这里明确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从而也就规定了其理论主题的规定性。1998年12月，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大会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21]P264这个表述中“当代”、“继承和发展”以及“新阶段”几个词汇的使用，也指明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联系中的区别。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用以特指“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明确了其包含的战略思想，没有把毛泽东思想纳入其范畴。这样的结论正好诠释了历史决定论。以此我们认为，产生于不同历史条件、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上的两个逻辑形态，是既联系又有区别的，是并列的而不是包含的关系。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两个逻辑形态，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二者是具有同质性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并列而非包含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11][1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6][12][1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新华月报.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8][9][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1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1]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