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旧金山有一群活跃于华文园地的华人作家，他们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他们来自社会的四面八方，自称为“草根”作家。正是他们无私地默默奉献，撑起了当地华文文学的半片天。无独有偶，在上海也有一群以“草根”自诩的文化奉献者，相对大学研究机构的专家或作协专业作家，他们来自上海的市民社会，但他们的文学成果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海派文化》报的创始人王晓君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王晓君，一个与名人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写作专业户，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写的《“白猫”“ 黑猫”送给邓小平》、《孙中山外孙海外寻亲记》等美文一经刊出便轰动海内外，文章被转载再转载，成为一时佳话。他写的文化名人白蕉、徐悲鸿、唐云、万籁鸣、孙道临、程十发、李可染、陆春龄、张均；大学校长马相伯、唐文治、谢希德、李国豪、颜福庆等诸位都十分出彩，令人难忘。他善于与被写对象交朋友、谈心，深挖其轶事细节，并以独到洗练的笔墨在中央、地方等大型报刊上发表文章，他写的人物掌故轶事散文在沪上是颇有名气的。晓君近以新著《斜阳半城——记上海文化名人》原稿见示，其中不少文章写文化老人叠出新意，如《唐云淘画记》、《杭稚英的绝笔画》、《贾植芳与海外华文文学沙龙》、《革命文化老人夏征农》等，这些文章从一个新鲜别致的侧影写起，从而突出大家们的光辉一生，文章内容扎实可信，文笔优美且真情流露，颇有文学性和史料性，相信这样的文章会流芳百世的。

　　晓君是个勤奋的人，40年的写作生涯，从不间断，从不歇笔，他所写的150万字之多、五百来篇文章都是靠他的双脚跑出来的，他不依托电脑从互联网搜索相关参考材料，他也不会使用电脑，他主张实地面对面的采访，哪怕遇到需描写的名人已作古，抓不到第一手资料，他也会对其学生、家属、朋友作认真的实地采访，探访细节，他与人约好采访时间，不管是严寒酷暑，还是冰雪暴雨天气，从不失约，因为他知道他不是记者，没有记者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要取得别人的信任，自然要以诚待人，因而，日积月累，他的朋友遍天下。据我所知，他的采访常常是“倒贴”的“买卖”，有时，杭州、苏州、宜兴等地有约，他也会自掏腰包欣然前往，有的竟还要往返几次，有时遇上老人，他还得提些礼品去拜访。当今文坛风气不佳，要发表些文章也实在很难，没有记者身份，又不会发电子邮件投稿，全靠滞后的填格子式手工写作后的投稿更是难上加难，然而晓君的新作却能在主流媒体上频频见报，这也是晓君文体独特价值的有力证明，有人说他是继郑逸梅、谷苇之后的掌故补白大王，晓君是受之无愧的。

　　我与晓君相识熟知，缘于我们对海派文化的共识。十年前，他来和我商量创建《海派文化》，他的真诚和胆识感动了我。2002年8月5日，上海第一份《海派文化》报面世，这也是晓君艰辛创业的一个拐点。初创时，经济没有外援，晓君只得自掏腰包。为扩大影响，他们以名人为题制作“笛王壶”、“巴金壶”、“马相伯壶”，还举办《海派文化》与城市精神的研讨会……他们所遭遇的种种是那些坐享文化资源的幸运儿所难以想象的，他们报纸内容起点要求很高，他们挖掘官方尚未发表过的潜在资源去拾遗补缺，从而提高报纸的质量和品位。为此，他四处奔波约稿、组稿，自己写稿，就这样一篇又一篇外界很少目睹耳闻的好稿在《海派文化》上刊出，很快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前几天在香港，我与曾敏之、寒山碧、林曼叔、张诗剑、夏马诸师友相叙时，曾多次谈及晓君的情况，在文化市场化的当代中国，居然还有晓君这样以文化事业为人生追求的作家。晓君，确是我值得向香港朋友夸耀的“中国特色”，而凡是从我那里得知晓君执著精神的朋友也都对他的那份痴迷十分钦佩，并以实际行动表示声援，因为在市场化的大潮下，对于文化事业这样的痴迷实在是无价之宝。

　　如今，《海派文化》已近10个年头，其中晓君经历过的酸甜苦辣我是知道的，也是理解的。尘世充满浓艳的名利之诱，而晓君却以持恒不动摇的意念与一颗平常心正确对待，在文坛上当今还能有几人呢？他在《海派文化》中发的许多文章也分别被他收至《花曾识面》、《幽兰空谷》、《海上摭忆话名人》、《千语一笔写人生》以及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斜阳半城——记上海文化名人》等著作之中。

　　晓君写的人与物散文，看来简单，其实不易，从采访、捕捉材料到恰到好处地妙手形状，直至以情行文、清新可诵，假如一朝一夕之功，文岂指闻于天下。晓君写的每篇文章都有配照，或与访者合影，或设有相关图片，它既可与文字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更能说明文章言必可征，并非空穴来风。他的书，倘能一卷在手，翻阅助兴，不枉是—件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