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心目中，他是沪上著名媒体人，他的名牌电视节目《欢乐蹦蹦跳》曾经给整整一代小朋友以及他们的家长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在电台星期广播音乐会上严谨而极富知识性的主持，消除了寻常百姓对高雅艺术的陌生感，让更多人乐意徜徉于华美的音乐殿堂中。2012年4月10日，在致公党上海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投票选举间歇，当他笑容可掬地出现在与会代表面前，妙语连珠地为大家主持文艺演出节目时，许多人略微愣了一下神——没想到，当年的“四眼哥哥”今天已然成为自己的党内同志——他就是王勇。

　　和王勇交谈，是一种享受，他清雅的谈吐、渊博的知识，会让人有一种静心聆听的愿望。加上他清秀的外貌以及那副亲和力十足的眼镜，难怪“四眼哥哥”能在银屏上本不起眼的少儿节目中，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提及往事，出身于音乐世家、1988年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的他有许多感慨：那是一个令自己大开眼界的年代。

　　1993年底，上海电视台筹划一档从周一到周五每晚八点播出的音乐栏目《时代立体声》，找到了王勇与另一位后来成为著名主持人的和晶共同主持。尽管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档节目把通俗音乐、古典音乐等等全都放在一档节目中去加以介绍，但在那个缺乏音乐节目甚至于缺乏基础音乐知识普及的年代，其超前性毋庸置疑。那时，电视上很少有每日播出的栏目，连续播出考验着节目组编播的智慧与体能，面对辛劳，电视新兵王勇硬是挺过来了。从节目策划到采编播的全部介入，一个刚入行的业余媒体人凭借努力与天分学得得心应手，他扎实的音乐功底、宽阔的知识面、勤勉好学的态度、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和同伴的良好合作，为跨入主持人行列的首秀作了最佳的注解，也为他在这个领域中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之后，王勇加盟《欢乐蹦蹦跳》节目组，兼做主持与策划，“四眼哥哥”的名号由此诞生。尽管最初他是用一种让自己放松的“业余心态”投入节目，但少儿节目本身的特点反而让他有了自由发挥的更大空间。他为孩子们设计了诸如“童言无忌”等多档小节目，让银屏内外的孩子们在课余尽可能放松身心，体验生活的快乐。就这样，做着做着，他让自己真正跨入了专业主持人的行列。

　　有人说，进入资讯时代，人类社会本身会因为信息大爆炸的冲击而变得更为浮躁。而对王勇来说，几年媒体生涯却让这个曾经有过许多新鲜想法的年轻人越来越成熟，他知道，自己人生和事业的主战场，依然是那个由简单音符构成的复杂世界，他过去和未来一切成就的根基，在上海音乐学院。2000年，王勇回归从未真正离开过的校园，静下心来做学问。尽管从前也是超额完成校方交付的教学与科研任务，但现在的情形不同，因为这一次，他心无旁骛。

　　2000年至2006年，是王勇人生的转折点。他一边完成教学工作，一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2002年至2004年，还凭借考取的德中两国联培博士生奖学金，赴德国留学。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获得了优秀的成绩。最终，他的博士论文《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以少有的高分，获得了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奖。指导教师陈聆群教授认为他的研究在填补“王光祈研究”空白方面具有重大突破，审阅该论文的中国音乐学院张静蔚教授更是评价王勇的研究成果在推动“王光祈研究”方面“功莫大焉”。

　　在德国留学的两年时间里，王勇游历甚广，他在这个当今欧洲乃至世界的工业强国里追寻着贝多芬、瓦格纳、巴赫、门德尔松、亨德尔等著名音乐家的足迹，品评他们的创作故事，缅怀他们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对于此行，早在出国前他就有了如下想法：如果写出篇高质量的博士论文，就算是个留德音乐家；实在写不出，多少也像徐霞客，做个旅行家。事实证明，这两方面，他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他在自己的旅德游记中，详细记叙了亲眼所见的德意志民族对音乐的热爱，而在研究我国近现代著名音乐学家王光祈治学的博士论文中，更倾注了他对近现代音乐史的痴迷，对传承中国音乐发展脉络与推进东西方音乐交流的责任。或许，这份责任感在当年留校任教时还因为青春年少而有些懵懵懂懂，此时，亲身体验过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和西方古典音乐的振聋发聩，懵懵懂懂变成了清晰明朗，实实在在。

　　成了王博士，他比以往更加忙碌。他明白自己复合型知识结构的优势所在，也清楚该如何整合这些优势，切实为中国的音乐事业留下点值得后人回味的东西。身为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的副主任，他为自己作了定位：在教学中，培养未来40年中中国最好的音乐传播人；在科研中，加紧整理音乐遗产，为未来的人们客观、准确、全面认识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创造条件。除此之外，他希望利用业余时间，为高雅音乐的推广普及竭尽自己的一份心力。这六年多来，王勇放弃了几乎所有的休息日，平均每天睡眠仅五六小时，完全醉心于自己所钟爱的音乐事业。

　　上海音乐界对我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尤其在三四十年代，可谓群星璀璨，竞相争辉，然而斗转星移间，许多人和事逐渐被后人所遗忘。为了不让往事湮没于历史长河中，从上世纪90年代起，王勇就已着手采访老音乐人，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记录下当年的点点滴滴。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能说清楚过去事情的人越来越少，并且口述历史并不等同于采信孤证，有许多历史事件需要用心加以审视和核实。迄今为止，他已经采访了三十多位音乐界前辈，整理了数以百万字的文字资料。为了抢救过往的音乐素材，他还在中国唱片公司查阅了上万张旧唱片。就这样，由他担任执行主编的《上海老歌1931-1949》出版发行，内包含有20张CD与近30万的文字内容。之后，还问世了《海上留声——上海老歌纵横谈》和《海上留声——上海老歌金曲100首》（含音乐CD），等等。目前，这些出版物在几个著名电子商务网站上，不是挂出无货牌，就是显示存货有限，广大乐迷的喜爱与追捧可见一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们的学术水准和史料价值。而由他担任执行主编的《上海之春50年纪念文集》于2011年5月出版发行，书中除了有26位亲历者的回忆文章，更有由王勇等收集整理的历届节目单上千份，珍贵照片500余幅。这些长期积累的素材，也成为他上课讲习的重要内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业课》、《三、四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研究》等课程，受到学生们的喜爱。2011年教师节前夕，他因为科研成绩显著，获得了上海市首届校园科研新星的提名。

　　平均每年出版两三本音乐研究专著，这是王勇给自己定的硬指标，今年是一个丰收年，预计至少会有四本他著的书出版。这是他的主业，他自然不会放松。对于艺术管理系的学生来说，除了上课与读书外，最重要的学习机会来自实践操作，在这方面，王勇也不会放松，因为教学生也是他的主业。他借助在传媒界长期工作所积累起来的人脉关系，为学生们搭起实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将自己十多年来运作文艺活动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让他们在实践中真正成长起来。他经常向学生们说：艺术管理从业人员的责任就是要让艺术增值，同时让欣赏艺术的人觉得物有所值。“上海之春”音乐演出、星期广播音乐会和上海音乐学院内的诸多演出活动，都成为上音学生团队将这一理念付诸艺术管理实践的大舞台。他的弟子们没有辜负老师的殷切期望，每年都会捧回这样那样的奖项，并且连续三年在全国艺术管理教育年会的学生比赛上都有收获。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业务上的奔忙和长期睡眠的不足让王勇对这句话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从内心而言，他也渴望每星期都能有正常的双休日，让疲惫的身心彻底放松。然而出于为推广和普及包括民乐在内的高雅艺术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他作出了取舍。旅德时，高雅艺术在当地群众中的雄厚基础，给王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群众，正是高雅艺术得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土壤，而扩大群众基础，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修养，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他算过一笔帐，到现场欣赏星期广播音乐会的虽只有1000人，但按照1%的收听率算，在上海至少有20万人通过电波收听到了演出，加上节目在SMG官网及官方微博上都有链接，收听范围及影响人群就更广更多。同样，他在上海图书馆开辟的“王博士谈乐”系列讲座，虽然每场现场观众人数有限，但由于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新闻频率“市民与社会”节目合办，电波影响覆盖长江三角洲地区，加上视频文件在许多地方的图书馆、文化馆内都能看到，受众面同样十分可观。因此，他特别留意普及高雅音乐的载体选择，通过受众面广的传媒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电台开办了四五年之久的当下唯一乐评类节目“王博士音乐坊”，先后在《大剧院之友》、《音乐爱好者》等杂志上开设的介绍西方歌剧、音乐节及自己海外艺术见闻的专栏，在互联网上开辟的博客，也都是他推广普及高雅艺术的阵地。

　　2011年4月，王勇加入了中国致公党，这不仅使他在政治上有了一种组织归属感，也为他从多方面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构建了新的起点。在他加入致公党后不久，就应约来到致公党上海市委与东方网合办的视频聊天类节目《致公说事》，与网民就“穿越历史唱‘红歌’”的主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引来网民的广泛关注，当期节目的点击量超过20万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今年，他还计划组织国内院团赴美参加孔子音乐节，希望届时能联系上在美的洪门组织，进一步密切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往来，切切实实为组织和华侨华人做点事。

　　即使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王勇始终保持着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体现于他的每一项工作中，影响着他的每一次抉择。他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一切成功都是坚忍和孤寂的结果”，恩师陈聆群教授的教诲他一直铭记于心。而对众多喜爱王勇的听众、观众们来说，或许，更应记住那个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的王勇，那个在图书馆里辛勤钻研的王勇，那个为了两周一期的星期广播音乐会而提前半年奔忙的王勇——这才是最为真实的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