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03年当选为宁波市人大代表，连续担任了两届市人大代表，一直到2012年，我“转岗”担任市政协常委。回忆自己担任市人大代表的那些日子，有许多难忘的事情，我多次参与《现代金报》组织的“代表委员进社区”活动，便是其中之一。

　　在2005年“两会”前，宁波本地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现代金报》策划发起了首次“代表委员进社区”活动，我作为宁波市人大代表，应邀参加了这一项活动。我记得，活动那天是1月19日晚，地点在海曙区南门街道郎官社区。因为事先有过宣传，一些居民知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来社区倾听民意，所以，当我们到达活动现场时，已经有不少居民在等着我们，我们一坐下，就有居民迫不及待地向我们反映各自的问题。当天晚上短短1个半小时，居民给我反映的民意就有十几条，我感到收获很大。从居民急迫的心情和对我们信任的眼神里，我能明显感受到这些市民对“两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都希望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帮助，能够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和建议。

　　那天晚上，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居民给我反映见义勇为的事。那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同志，非常富有责任感，他神情有点激动地对我说：“你就是徐代表啊，我要向你反映一件事，希望你能帮助我们向上面反映反映。” 他给我说的事是，在2005年1月，家住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薛家村的郭秀撑，勇抓歹徒时被刺成重伤。但是，歹徒无力支付医药费，当时的见义勇为奖金也是杯水车薪。因此，郭秀撑的医药费就成了问题。这位热心市民把整个事情介绍完后，心情依然很激动，他问我：“难道见义勇为就没人来支持？难道就义勇为者的结果就这么悲惨？这样下去谁还会伸张正义?” 

　　我听了这位市民的情况反映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在我们大力提倡见义勇为精神、号召市民踊跃参与见义勇为的今天，如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都得不到保障，那么，谁还会有积极性去见义勇为呢？我当场就告诉这位热心的市民，我一定会好好了解这个情况，在人代会上会提出保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建议。这以后，我就花了不少的时间，对我市的见义勇为情况进行了调研，特别是对宁波市当时的见义勇为基金使用现状进行了重点调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撰写了《关于充分发挥见义勇为基金会作用的建议》，提出应当增加见义勇为基金总量，提高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以更好地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激励更多的人加入见义勇为的行列。在当年的人代会上，我递交了这份建议。由于这份建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建议提上去后,得到了主办单位的高度重视，他们几次上门来征求我的意见，最后我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义勇为基金从100万元增加到了800万，应该说增加的幅度是很大的。后来，我的这一建议成为《现代金报》第一次进社区活动的一个重要“收获”，在回顾“代表委员进社区”活动的成效时，每次都会把这件事作为典型案例。

　　接下来的几年，承蒙《现代金报》的厚爱，我每年都参加“代表委员进社区”活动。现在回想起参加过的历次活动，那些情景还历历在目，令人难忘，让人感慨。随着我作为人大代表知名度的提高，向我反映问题的居民也一年比一年多。对居民反映的各类问题，我都认真对待，件件有记录，事事有答复，对不同的问题，我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一般都能够让居民满意。

　　我把居民反映的问题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共性的问题，可以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建议，在人代会上提出来。我在担任市人大代表时提出的很多建议的线索，就是在参加这一活动时得来的。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关于充分发挥见义勇为基金会作用的建议》这一建议外，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切实改善环卫外包工境况的建议》。这一建议的线索也是来自“代表委员进社区”活动。当时，有居民向我反映，环卫外包工（是指既区别于临时工又不同于正式职工的长期从事环卫工作的工人。）与正式环卫工之间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状况，不能享受有关社会保障，存在着不公平现象。事后，我对这一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在调研中我发现，当时宁波市老三区有近2000名的环卫外包工，占到环卫工人总数的6成以上。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已工作了1至8年的时间。作为城市的“美容师”，多年来，他们一直默默地为美化城市环境付出辛勤劳动，经常要忍受炎炎烈日与数九寒天的恶劣天气的煎熬，但他们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不能享受各种社会保险，他们的工资连固定工的一半都不到。我专门走访了某保洁公司上班的吴先生，为他算了一笔账。他每天在环卫一线上工作8小时，月工资300元，加上各种补贴每月总收入是587.6元。可这笔钱在支付每月水、电、房租、煤气等费用后，还要负担一个孩子。这点收入对一个家庭来说，实在是捉襟见肘，只能依靠捡拾垃圾贴补家用。吴先生的现象仅仅是众多环卫外包工的一个缩影。在调研后，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要为改善这些环卫外包工的生活状况而呼吁。因此，在2006年的人代会上，我提交了《切实改善环卫外包工境况的建议》。当年，这个建议评为了市人大代表的优秀建议，建议内容也初步落实，在宁波的环卫外包工首次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使生活境况得到改善。环卫外包工代表性人物徐辉，在开会时遇见，几次说他代表全体环卫外包工向我表示衷心谢意。其实，能为弱势群体呼吁，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我自己也感到荣幸。

　　第二类是比较个性的问题，需要通过协调有关职能部门来解决。对这一类问题，我就利用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走访有关部门，帮助居民协调解决，几年下来，为他们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在我呼吁下解决的“华晨房产案”，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2007年，我参加“代表委员进社区”活动时，有一位姓杨的女士给我反映了华晨房产的事。这件事说起来有点复杂，大致情况是这样的，胡某注册成立了宁波市江东华晨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华晨公司发生巨额亏损。为了挽回亏损，胡某决定并指使齐某、陈某等，让他们的亲友虚构身份，假扮购房者，隐瞒事实真相，由华晨公司为中介，与张某等共52名售房者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中介合同》，在支付给售房者少量定金或部分房款后，即将房屋过户至公司员工或亲友的名下，共骗购进54套房屋，价值人民币4645.9608万元。与此同时，胡某还指使陈某等人违反购房合同中关于办理按揭贷款的约定，将骗取的其中46套房屋通过宁波的两家投资咨询公司，代为办理银行抵押贷款，或从这两家公司直接获取巨额借款。胡某将所得的抵押贷款、借款、售房款和截取的按揭贷款用于归还华晨公司拖欠的售房者的房款，支付购房的首付款、房地产交易税费、代理费、中介费、银行贷款利息及公司的日常开支，造成52名售房者共计3054.6万元的房款无法收回。

　　 事情发生后， 为了讨回自己被骗的钱，那些受害人到省市许多部门反映情况，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他们主持公道，讨回他们的血汗钱，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后来，杨女士看到金报上刊登的“代表委员进社区”活动的消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参加了这一活动。我记得那是一个下雨的晚上，我们在社区活动室倾听居民的心声，杨女士慕名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多次上法院起诉却得不到立案、多次信访也毫无结果，她反映情况时情绪非常激动，斥责个别部门不作为，还说了许多过激之语。我耐心地听她的诉说，等她情绪稍微平静了，就对她说，“发生这样的事的确很不幸，但也不要由于个别部门有关人员的不作为，就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你向代表反映情况，目的肯定是希望解决问题，希望代表起到桥梁作用，要求政府职能部门落实问题，而不是故意搞对抗，所以，你要让自己冷静，不要有太多的抱怨。”我还向她承若，我一定会替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的情况。对于我的这种态度，杨女士很感动，事后她曾说，“我当时感觉哪怕我的诉说最后没什么用，冲着他们这么认真就是对我的一种安慰。”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在第二天我又打电话给她，向她要了更加具体的材料，全面了解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后来，我就把这事带到了随即召开的人大会上，马上引起市里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市领导亲自督办下，宁波市检察院立了案，不久案件有了定性。最后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事后，当事人写来感谢信，打来电话，说人大代表真正是人民的“代言人”。

　　第三类是情绪的问题，通过适当心理疏导，就可以得到有效解决的。每当遇到有情绪问题的居民，我就耐心请他们倾诉，让他们痛痛快快发泄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帮助不少人解开了“心结”。有一次我在参加代表委员进社区活动时，我接待了一位街道退休的老者，因为养老金的事，一到信访日他必定到信访办报到。后来慕名找到我诉苦，拿来的材料也是厚厚一叠。通过交谈我捕捉到一些细节，也了解到症结所在，他的问题主要就是自己的心理问题。我把原则与灵活相结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跟他唠嗑多次，最终把他的心结解开了，这样，他的事情也就解决了。这使我感受到，许多群众有时要求是很低的，无非是想有人耐心听他反映问题，真心为他着想，多些关爱，少点冷漠，多点微笑，少点脸色，他的心里就会舒坦感激。

　　“从来没有完美，但责任和爱，可以将每件事做得更好。”这是《现代金报》创刊十周年特刊上的一句话。我牢记在心上。现在我虽然已经不是人大代表了，但我还是政协委员，要发挥好政协委员的作用，要继续深入社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察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愿望，做好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的工作，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工作，继续走好自己的履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