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2014年是中科院“百人计划”吸引海外杰出人才归国工作的人才政策实施20周年。作为这一政策的见证人，从我的个人经历，这二十年，可以说“百人计划”吸引了我十年，支持了我十年。如果说出国求学时对未来发展是充满期望的、学有所成归国报国的信念是坚定的、归国报国之路是艰难的话，那么，“百人计划”助推我归国报国的路径则是明确的。
我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直线加速器研究所（LAL，Orsay）学习和工作了近16年（其它情况在“我心中的科学院”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获得法国博士（1992）和法国大博士（1996，Habilitation àdiriger des Rechereches）, 其中12年作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直线加速器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自1993年1月1日我作为研究所里第一个获得终身研究员职位的中国人，也感到很骄傲和自豪。这个工作机会和条件对于我在高能粒子加速器领域继续不断提高、走向成熟、做出贡献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出国求学时对未来发展充满的期望成为现实，我和家人也十分珍惜。在法国这个科学传统很深的国度里，一个人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具有终身职位从事研究工作在社会上会得到普遍尊重，包括海关警察。我在Orsay家的邻居是Orsay Ville (市)的副市长，他跟我讲，在法国如果在乡下，听说你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工作是会给你致脱帽礼的，这是那里的社会风气。
自1992年以来，我从事的是未来高能粒子对撞机加速器物理与技术研究，包括未来直线对撞机和环型对撞机。在法国期间安静、宽松、开放的研究环境使我在加速器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广泛和深入的涉猎，并获得很多加速器理论研究成果，其中在Nuclea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A一种杂志上就以单独作者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有的理论被美国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Dr. T. Wangler的“Linear RF Accelerators”专著成章节地选用，有的被国际同行称为Gao Theroy和Gao Model。我的法国同事，国际著名正电子源专家，Dr. R. Chehab一次在自助咖啡机前看到我的手在兜里一个劲地找零钱，便跟我开玩笑地说：“高先生，您丢了您的公式吗？”，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个高水平的法国式幽默，更是对我研究工作成果的一种认可，是我到目前为止认为听到的最为受用的“恭维”话。正因为在加速器理论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国际影响，1996年接到李政道先生的邀请信回国在CCAST进行了为期3天的未来正负电子直线对撞机研究的报告。2003年8月，时任ICFA主席，SLAC所长寄来了ICFA Beam Dynamics Panel Member 的聘任信，这是法国唯一的职位，我回国后这个职位也带回国了，直到今天。2010年5月我被ACFA任命为亚洲直线对撞机指导委员会主席（ALCSC Chairman），2013年2月我又被ICFA任命为Linear Collider Board Member,这两个关于未来正负电子对撞机国际合作的重要职务当然要归功于包括归国后在祖国的工作平台所取得的成绩，这是后话。
尽管在法国的科研与生活环境非常之好，科研成果不断出现，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想法和学有所成归国报国的信念始终是清晰的和坚定的，归国报国成为了我挥之不去的情愫，也成为我和夫人达成的家庭共识。1994年中科院“百人计划”政策出台，立即引起了包括我在内的在法国工作的海外学人的高度关注，“百人计划”也成为了见面聊天的重要话题之一。
2000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则消息，国务院批准中科院高能所实施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二期改造工程（BEPCII），这一消息进一步加强了我归国工作的紧迫感。2000年10月我在回国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国庆51周年纪念活动后，回高能所参加了“百人计划”答辩，但由于当时家庭情况，我夫人在法国的高科技上市公司里的工作发展正处在重要阶段，还不便立即与我回国，便在答辩时跟所里说明当时还不能立即回来，算是先在所里挂了个号，秘书王淑芬带我看了回所后的房子。2002年在北京大学陈佳洱和郭之虞教授邀请下我成为了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与国内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我回国后的第一个联合培养的博士就是北大的学生，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现在想起那一段，对陈校长，郭老师还是心存感谢，尽管不常挂在嘴边上。2004年6月从法国回国在上海出席OCPA会议期间在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接受徐洪杰所长颁发给我客座研究员的仪式结束后，我在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的院子里给高能所陈和生所长去了个电话，说“我可以回来了”。在上海OCPA会议期间，还结识了张杰院士和王贻芳研究员，他们对我回国初期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帮助，我心存感谢，那是后话。
回到法国后把办公室的所有图书资料装箱打包，在2004年7月假期期间把8大箱资料先期空运回国了。接下的就是繁复的搬家准备工作，持续到12月底，把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直线加速器研究所的终身职位辞掉，正式走上了艰难的归国报国之路。回国前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教育处白章德参赞（现任教育部留学人员服务中心主任）在一个晚上为我举办了欢送会，全法科技工作者协会的朋友们都来了（我那时任全法科技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也是在法国第一位放弃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终身职位回国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大家喝着法国红酒，吃着奶酪，谈论着国内的发展，谈论着“百人计划”，那是中国科学院唯一针对海外学者的高端人才计划（对于法国科技工作者协会来说，国内的情况并不陌生，1997年首个国外博士团回国支援西部建设的就是全法科技工作者协会，当时教育部，科技部等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25位博士被兰州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全法科技工作者协会这一支援西部建设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欢送晚会上，白参赞送我一句话作为对我回国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叫做“无欲则刚”。出自《论语》的“无欲则刚”，也让我想起林则徐所做的一个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如果说谢家麟院士作为我的国内博士导师对我的教育是“不做井底之蛙”和践行“雪中送炭”，那么白参的嘱咐更像是种的一只免疫疫苗。临行前，时任大使馆科技处一秘（科技部）孙玉明老师夫妇也来家里送行，带来了很多鼓励。2004年12月27日临行那一天，大使馆教育处董伟峰老师亲自开着使馆“大奔”把我从家里送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回想起这一段，对我来说总是充满感动和感谢，我和上述几位老师以及还在法国工作朋友聚会时也总会回想起这一段经历。
当然,回国前还要与当年邀请我去法国的时任LAL所长Prof. Michel Davier, 我的博士导师及室主任Dr. Jöel Le Duff及研究所的同事道别，包括Prof. JaquesHaissïnski。法国科学院院士Prof. M. Davier是我的博士及大博士评审委员主席，他的夫人Madame Francoise Davier也是我夫人法文的启蒙老师。Prof. M. Davier和Dr. Jöel Le Duff 也都是谢家麟院士的朋友，每当在他们家一起吃饭时总要提起谢先生和袁家骝、吴健雄博士夫妇。2011年Michel获得法国Prix André Lagarrigue奖，我和王贻芳副所长（时任）专程赴法国参加颁奖仪式，非常为他高兴。M. Davier院士，叶铭汉院士及谢家麟院士在80年代共同开创的中法高能物理合作在二十年后又以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FCPPL，2007年4月成立）的形式焕发了新的生机，我作为中法高能物理合作的受益者、拥护者和支持者，在2006年参与了FCCPL的筹建过程，在我的办公室与法国IN2P3的副所长Prof. F. L. Diberder, 法国大使馆科技参赞，Dr. L. Ross等一同探讨未来实验室的建设等问题，能像老一代科学家参与到推进新时代的中法高能物理合作的进程中，感到十分欣慰。2013年10月高能所进行了建所以来的第一次国际评估，科学院邀请的国际评估组组长就是Prof. M. Davier，而我是高能所加速器中心国际评估小组组长，准备材料和报告接受国际评估，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巧合。到高能所后，Michel特地要求想要见谢先生一面，那天周一上午会议前，二十多年后他们在所里又碰面了，谢先生已经九十多岁了。谢先生获得2011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周一上午还坚持上班，现在依然保持这一习惯，前些天谢先生还打电话把我叫到办公室，想听听所里现在加速器方面的工作和未来打算，这也使我想起1986年6月第一次在谢先生办公室讨论工作时的情景。
在法国一起工作十多年，我即将回国，Dr. Jöel Le Duff把我请到了家里，说他也快退休了，退休后他打算卖掉现在的房子，和他夫人一道回到他们布列塔尼的老家去住，也要回家了。那天晚上，他突然拿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有一些金币，他说那是她夫人祖上留下来的拿破仑时代的拿破仑金币，现在你要回国了，送你一枚留作纪念吧。时间过得真快，我刚到法国时，他还不到50岁，高高的个子，精神矍铄，气度非凡，与美国袁家骝博士一道是台湾同步辐射光源的国际顾问，台湾报纸上的科学人物，一转眼，他都要退休了。自从我回国后近10年了，一直没有再见到Jöel一家，他离开巴黎回到布列塔尼老家去了，后来他又辞去了Joint Universities Accelerator School (JUAS)校长职务，我在CERN的朋友，Dr. Louis Rinolfi, 接替了他，他才与加速器前沿工作真正完全脱离了。在他搬家时，我夫人正巧在法国出差去看他们，家里的家俱都打包了，失去了过去常去吃饭而熟悉的房子的样子，看着他们疲惫的样子，想到他们即将离开巴黎，我夫人回来跟我说当时她忍不住地哭了。
与Prof. JaquesHaissïnski的道别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是与Dr. Bruno Touchek一起建造世界第一台环型正负电子对撞机AdA的科学家，既是粒子物理学家也是加速器专家，曾任巴黎十一大校长和原子能委员会Saclay所长。他在加速器界最有名的加速器理论是关于束长拉伸的Haissïnski equation。他的父亲与钱三强都是居里夫人女儿伊琳娜（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的学生，他父亲比钱三强年长一些。他跟我说，现在还记得小时候钱三强到他家里做客的情景。多年来我的一些加速器物理理论文章都会去征求Prof. JaquesHaissïnski的意见，Jaques的物理图像异常清晰，也非常平易近人,讨论起来没有压力。得知我要辞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直线加速器研究所的终身职位回国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说完他点了点头。2013年8月我在越南归仁再见到他时（他早已退休多年了，作为巴黎十一大的终身荣誉教授继续工作，他于2013年九月获得了法国Prix André Lagarrigue奖），他说我给你准备了一本书，下次你到LAL时我会给你，如果我不在所里，我会放在秘书那里。2013年11月我在巴黎参加SRF2013会议时顺便去研究所拿到了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Dr. Pierre Marin,书中回顾了法国粒子加速器的发展历史和历史贡献。Pierre是法国加速器界的天才领导人物，领导建成了ACO，DCI，Super-ACO等世界知名的对撞机和加速器。然而，我所熟悉的Pierre在我回国的前一年去世了。回国前几年LAL的所级加速器报告会由我来组织和主持。一天我见到Pierre，对他说：“能否请您做一个关于法国加速器发展的全面回顾的报告？”，他说“我正在写一本书,就是为这个目的”，不过，那时他已经患病了，最终这个报告没能做成，我也不知他那本书写得如何了。2003年Pierre去世了，我参加了在ULIS公墓举行的葬礼。没有想到，他提到的“那本书”最终还是完成并出版了。读着Pierre Marin这本去世十年以后从JaquesHaissïnski那里得到的回忆录式的法文版图书“Undemi-siècle d'accélérateurs de particules: 1950-2000”，除了专业上的收获，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怀旧的情感上的收获。2014年收到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PHYSICS A (IJMPA)总编邀请,希望我写一篇关于未来高能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综述文章，Pierre Marin的书无疑对我是个帮助。
需要当面道别的还有一位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人，她就是LAL的图书馆管理员，Madame Françoise Maréchal。法国科研中心直线加速器科研所由于在世界高能加速器领域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发挥过重要历史作用，发现过重要加速器物理现象，产生过重要加速器理论，它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非常专业，在网络还不太发达的年代，这些馆藏对于开展深入的科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图书馆除了专业书籍，还有大量哲学、科学史方面的书籍，不仅有法文书籍，还有各种外文书籍，并且会及时收录体现科学前沿动向的书籍。于是我成了图书馆里的常客，可以说是全所光顾图书馆频率最高的研究人员之一。与Francoise的友谊就是建立在多年的读书研究生活之中。每当载有我发表文章的杂志到来时，Francoise都会第一时间通知我，这成了习惯，上面提到的三十多篇Nuclear Instrument and Methods A文章大都如此。
在法国期间我经历了四任LAL所长的领导，M. Davier, J. Le Francois，F. Richard和 B. D’Allemagne，回国后LAL又换过两任所长，G. Wormser and A. Stocchi。对于各位LAL的所长，我都十分感谢他们对我工作和生活的关照并珍惜与他们在工作中建立的友谊，也为曾经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感到幸运，包括我的室主任Dr. J. Le Duff和Dr. P. Brunet。在CERN的很多人都知道，有两个思维非常Sharp的人，两个杰克，一个是Prof. Jaques Le Francois, ALEPH的发言人,另一个是Prof. Jack Steinberger，198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与Jaques作为LAL所长的多年接触和2013年8月与Jack在越南归仁的多天接触使我理解什么叫思维上的“sharp”，当然，这些都是学术之外的收获。
有过归国经验的人都能理解，从回国前到回国后的转折经验是刻骨铭心的，是不易交流的，是不易理解的，但又是很有普遍性的。尽管我还没到那种怀旧心理占主导的年纪，但本文的主题使人不得不从头讲起，占用了不少文字。
2004年12月28日，我从法国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北京。下飞机见到接我的家人，我说了一句他们应该感到奇怪的话，我说：“今天我又把自己重新生了一遍”。我知道别人不能理解，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2005年一月开始在高能所正式报到上班，开始了归国工作的新历程。回所后没几天就参加了由日本Prof. F. Takasaki带队的KEK ILC合作代表团的讨论会，之后，高能所加速器中心组建了ILC国际合作组，我任组长，我在国外的工作与国内的工作接轨了，所不同的是我是在祖国的这一大平台上开展工作，工作性质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最大的区别，也是回国后最大的优势。
回国后的前几个月，中科院院部，包括白春礼副院长（时任），人事局，基础局等，在我的集装箱入关、人事部归国定居专家证及时办理（王贻芳研究员的及时提醒）及在“百人计划”择优支持等方面都给予了我多方面的必要帮助，渡过了归国后前几个月最为困难的难关。作为经验之谈，最为困难的是归国前后六个月共一年的时间，也是变化梯度最大的一段，归国人员在这一段最需要来自全方位的必要帮助，当然包含家人的大力支持，在这一点上，我是深有体会和感触，幸运的是，这些帮助我都得到了，非常感谢他们。当然，还有很多无法在这里一一提到的帮助过我的很多很多人，对他们的最大感谢和回报就是通过归国后的努力工作吧。
回到所里后，方方面面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少走了很多弯路。科研处严贺文老师及时提醒我在三月考虑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这个是我在国外没有听说过的，正是由于这个及时的提醒，使得我在2005年7月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基金批准。这时我的“百人计划”择优支持答辩还没开始。2005年执行新的政策，归国人员要工作一年后才能申请择优支持答辩，好在我是2004年12月28归国，应用了2004年“百人计划”择优支持政策，即回国六个月后可以答辩，在这点上真要感谢张杰局长（时任）的帮助。2005年夏，在获得“杰青”支持后，又获得对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向往已久的中科院“百人计划”择优支持。回想起来，那时中科院“百人计划”择优支持在国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它具有创造性地及时出台使得中科院获得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和具有真正竞争实力、发展能力和贡献能力的海归专家学者，成为了中科院各个研究所的核心人才与领军人才，“百人计划”择优支持也成为我国没有被“灌水”的成功的人才政策。在“百人计划”择优支持及“杰青”的经费支持下，使得我的ILC国际合作科学研究中，特别是使耗资较大的加速器关键技术硬件研究得以顺利开展，并在此基础上成功申请获得了更大的经费支持，共计3000多万元，为ILC国际合作研究（作为ILC GDE成员和ILC阻尼环系统负责人之一，在加速器物理，ATF2 final foucs，阻尼环设计等方面）、高能所的先进超导加速器关键技术发展（针对ILC，XFEL/ERL 等用途的1.3Ghz超导加速组元项目）、基础设施建设（1000W制冷机及1.3GHz高功率速调管和调制器）及人才队伍建设（共培养8名博士生毕业，两名博士后出站，4名在读研究生，2010年成立ILC行政组等）、国际合作（任亚洲直线对撞机指导委员会主席，直线对撞机理事会理事，SLAC SAREC 委员会成员等）、国内外重大会议（分别于2006年及2013年申请成功并召开两次香山会议，2007及2010 ILC国际大会主席，TTC及POSIPOL会议主席等）、重大项目申请（推荐ILC国际合作973项目申请人，经高能所推荐作为领衔科学家申请《先进粒子加速器物理及关键技术研究》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申请等）等多方面的工作创造和奠定了重要和必要的条件和基础。
2013年6月我作为会议申请人成功召开的第464次《下一代高能正负电子对撞机：现状与对策》香山会议结论指出：1）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直线对撞机ILC的预研，建造和运行。2）周长为50-70km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Higgs 工厂，CEPC）及可改造成的50-70TeV质子-质子对撞机（SppC）是我国高能物理界的重要机遇，需要抓紧组织队伍进行预研。这两个会议结论对我国高能物理未来发展和世界高能物理发展格局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作为ILC国际合作组组长及CEPC-SppC的核心科学家之一，能在这两个高能前沿粒子加速器上开展研究工作是我个人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最大幸运和幸福，也体现了“百人计划”择优支持对我本人成长发展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我于2005年5月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实现了以组织的形式爱国、报国的心愿，并于2008年和2013年3月任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除了立足于自己的本职专业领域为国家发展贡献才智和力量，我也在通过其他各种方式为国家建言献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和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我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和方式为国家提出了许多建议。为了吸引更多国家急需的优秀留学人员为国和归国服务，我建议成立一个“海外学人中心”，为广大海外学人提供帮助，创造条件。时任北京市市长郭金龙于2008年12月23日正式宣布成立了“北京海外学人中心”。能为像我曾经一样在海外进行研究工作的学人学者在他们为国和归国服务方面在国家提供的各种平台上做点实事我感到十分高兴。
归国工作后，国家除了在方方面面给予帮助和支持，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各种平台，还给予了我很多荣誉：
1）2009年7月获得中国侨联和国务院侨办授予的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2010年9月荣获北京市侨联“首都新侨乡创新发展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3）2012年8月获第四届中国侨界贡献奖（创新人才）。
4）2013年12月获得中国侨联和国务院侨办授予的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回想个人的归国经历，我认为出国是必要的，回国是必然的，通过中科院“百人计划”择优支持这一政策路径，回到中科院，回到高能所，在祖国的大平台上为国家做事，心里很踏实，有一种归属感和幸福感。也祝愿中科院的“百人计划”择优支持政策与时俱进，发挥更大作用。
撰写这篇回忆性和纪念性文章首先是写给自己的，是对我个人科学人生在中科院“百人计划”择优支持下发生转折和归国发展历程的梳理和总结，尽管取得了一些工作成绩，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其次，是通过这篇文章对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如果这篇文章对有着相同经历的海外学人有什么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的话，那就更好了。(2014年5月1日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作者高杰系致公党北京市委副主委、石景山区工委主委，北京市侨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