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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用双手扼住肿瘤的脖子

--记省直省医支部副主委、河南省肿瘤医院郭永军教授

 

  “我的经历很简单,我是个农民家的孩子,顺从家人的意见上了医学院,而后,考研、考博、出国做研究、回来学以致用。”郭永军一句话,就概括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人生。

    确实,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郭永军都带着理工科人的烙印:直接、简练、准确、务实,逻辑性极强,没有丝毫的修饰。所以,在这里你看不到跌宕起伏赚人眼泪的励志故事,你能看到的,只是他勤勤恳恳做研究、踏踏实实做事情的人生。

  从1979年考上当时的医学院,国内16年,国外16年,郭永军在肿瘤学的海洋里埋头探索。“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状,那就是肿瘤治疗遇到了瓶颈。根据加拿大癌症中心的研究,在1950-2000年50年里癌症治疗并没有什么太大进展,死于癌症的人的比例只是从0.19%降到了0.18%。五十年来,无数人努力,才迈出了这么小的一步。”郭永军坚信,要想从根本上扼住肿瘤的喉咙,必须靠两只手:早筛查、早发现、早诊断和针对肿瘤靶向基因的个体化治疗。所以,他把几十年的职业生涯都用在了这种探索上,特别是回国后的这两年,他的脚步越发匆匆。

选择肿瘤学,探寻破译肿瘤的密码

    基因、免疫学,这些词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而高深的。为什么到现在肿瘤还没有得到根治,就是因为肿瘤发病的真正原因还没有找到,发病机制还没搞清。我研究的,通俗点说就是肿瘤是如何发生的。”

    关于肿瘤发病原因的说法有很多,其中他认可的是“环境与基因相互作用学说”,首先要有基因的改变,再加上环境的诱发,最终导致了肿瘤的形成,也就是说,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就像有人常说的,为什么有的人抽了几十年烟也没有得肺癌,而有的人一支没抽却得了肺癌?就是因为在肺癌的发生中,除了吸烟这些外因,还要有基因改变这一内因起的关键作用。

    因此,找到基因的改变,就等于抓住了肿瘤的七寸,不但可以指导针对性的用药,还可以进行有效的预防。如果说研究基因是解读生命的密码,那么研究基因的改变,就是破译肿瘤密码的过程。

    路找到了,并不意味着你能走过去。肿瘤被认为是多基因的改变、多因素的参与和多阶段的过程。我们知道,人体有一万多个常见基因,每个基因上又可能在不同的位点上发生突变,众多的基因、众多的位点,排列组合出的可能性听起来如同天文数字,这种寻找肿瘤相关基因的过程无异于大海捞针,但做科研必须耐得住寂寞。“就像技术工人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失败、重复、再失败,偶尔成功,还是要多次重复,科学的结论必须经得起重复和验证,偶然现象不是科学。”他说。

    实验室内日复一日,实验室外花开花谢,他本来预计着出国几年,结果一拖再拖,16年过去了。

  但是时光并没有白白流逝,终于,他和实验室同事们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研究发现,肿瘤患者的体内有一种物质含量比正常人明显偏高,这种物质叫做多胺,所以,有一种学说认为,肿瘤的形成和多胺的堆积有关,而合成多胺的原料是鸟氨酸,起关键作用的酶叫做鸟氨酸脱羧酶,那么,能不能阻断多胺的合成,降低多胺,从而达到降低肿瘤发病的目的呢?如何抑制鸟氨酸脱羧酶,就是他们研究的方向。

  终于,他们研究出了一种物质可以抑制这种酶,从而抑制多胺,再进一步抑制肿瘤,但是紧接着他们又发现,如果这类物质用于治疗肿瘤,对人体的毒副作用超出了人体能够负荷的程度。他们并不放弃,紧接着就开始研究有没有药物可以联合应用,相互起作用,强化效果,抵消副作用?又经过无数次的实验,他们发现,人们常用的阿司匹林和这种酶的抑制剂联合应用,确实可以有效降低多胺,而且减轻毒副作用,可以用于某些肿瘤的治疗,特别是预防。就在他所在的研究室做出这个结果后不久,美国另外两家独立研究室也跟进了这一实验,并得出同样的结果。

人种基因存在差异,回国让研究成果造福国人

    最近,安吉丽娜 . 朱莉切乳腺的新闻,让更多人开始逐步认识肿瘤与基因的关系。基因研究,人种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

  郭永军说:“不同的人种基因有差异,比如安吉丽娜.朱莉所查的两种已经确定与乳腺癌明确相关的基因,亚洲人有这种基因改变的极少,欧美人比较高,简单点说,就是这种检查对欧美人来说比对中国人更有价值。”

    一种基因改变的几率越高,某种方法对他们来说越有效,在郭永军所做的研究中有些对中国人非常有价值。“其中一个基因改变,欧美白种人有这种基因改变的只有6%的比例,黑人有13%左右,而中国人则占到40%。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个研究结果复制过来,获益最大的就是中国人。”他说。

    “所有的研究最终都是为人服务的,我要把实验室里的成功搬回中国。”发现基因的差异以及想到可以利用自己的研究结果造福国人,这让他很兴奋,也让他毅然放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研究工作,决定回国。

推广高危人群早期筛查,让防癌意识深入人心

  回国后,郭永军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要做的两件事:靶向治疗和早期筛查。他说,安吉丽娜朱莉的事情以后,很多人来问他关于基因检测的事情,这让他深有感触。“可见肿瘤有多需要进行科普知识的传播和教育,明星效应非常惊人,而我们更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于是,他开建了河南省首家肿瘤遗传咨询门诊,为很多有家族史的人解惑,如何了解自己的患病几率有多高?如何预防肿瘤发生在自己身上?一个又一个患者,一遍又一遍地讲解,在别人看来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他却做得非常认真,因为他坚信,接触临床接触患者,可以为他搭建一个双向通道,一方面把研究室的成果转化到临床,指导患者做检查、做预防、做治疗,另一方面,也帮他收集了更多患者的第一手资料用于科研。

    “昨天,我刚遇到一个来咨询的患者,家里有五个肿瘤患者,两个乳腺癌,三个食管癌。还有一个也是家族里五个肿瘤患者,五个都是肝癌,这都是非常典型的案例,研究这些发病有聚集性的肿瘤家族的遗传基因,对于找到肿瘤基因非常有价值。”正是对研究的狂热和对患者的责任,推着他向前,停不下来。

    对于肿瘤的高危人群,郭永军会建议他们去做基因检测,一是做早期筛查,二是做患病几率的预期。“就像安吉丽娜朱莉那样,检查几个基因,看看自己未来患病的几率有多大,中国人有个观点是错误的,他们习惯性地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健康交给医生做主,其实自己的健康应该由自己做主,而自己做主的前提,就是拥有对自己健康的知情权。早期筛查给了你这把钥匙。”他说。

    郭永军并不因为自己是基因方面的专家,就一味推广基因检测,提及目前的基因检测,他再三表示还有很多的不足,比如有些基因中国人突变率低,检测没有意义;比如有些基因改变还没有被找到。所以,他还致力于常规防癌筛查的推广。在美国十多年的他,对于癌症的预防,他深感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举例来说,在美国,医保规定女性40岁以上每2年可以报销一次乳腺钼靶检查和宫颈涂片检查的费用,这是给女性健康威胁最大的两大恶性肿瘤,发病率非常高,早检出一例,对患者来说就意味着多一分治愈的希望,多几年有质量的生命,对国家来说,就意味着节约费用和医疗资源,这种价值重大一举多赢的事情,是我们要倾尽全力去做的事情。”他强调。

  不仅仅是肿瘤有易感性,很多疾病都有易感性,对于未来的疾病防治,郭永军有一个美好的设想:将来,等有条件可以将每个人的基因排序都检查出来,人从一出生就能进行DNA测序,建立一个像身份证一样的卡片,里面有磁片,录入的是你的基因序列,你到医院看病,一刷卡,就能看出来你的基因情况,假如跟这种病有关的几个或者十几个基因中,你有相当一部分符合,那么,你就要针对这几个基因做一些预防措施;如果你已经得了这个病,那就要看你是哪个基因改变引起的,可以针对你的基因变化做相应的治疗。

致力于基因检测和靶向治疗,取得不俗战果

    基因检测不仅仅可以用于肿瘤的预防,它对靶向治疗的指导价值已经广泛应用在临床上。不久前,郭永军与其他专家一起组成的团队,刚刚救治了河南省目前发病年龄最小的肺癌患者。

    对这个10岁的肺癌患者,郭永军与其他专家一起进行了研究,10岁的孩子无法耐受传统的放化疗,肿瘤又到了中期直接手术可能切不干净,怎么办?靶向药物的优势凸显出来:对正常组织的伤害小。那么,靶向药物有没有效呢?郭永军给他做了基因检测。最终,靶向药物表现异常突出,一个疗程结束,显微镜下已经找不到癌细胞。医生和家长都非常安慰,也许,对于一个医疗工作者来说,这种时刻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也只有在这种时刻,所有经历的辛苦疲劳才能得到慰藉。

    对于这次治疗,郭永军也觉得很有意义。回国后,他没有放弃过科研,保持着查阅国际最新肿瘤文献和论文的习惯,他发现,发表的文章中越来越多得提到靶向药物在各种肿瘤上的作用。有些肿瘤可能最初是针对某一种肿瘤研发的,但后来发现它对治疗其他肿瘤也有效,反过来,即使都是肺癌,有些类型可以用这种靶向药物,有些类型则多数无效。“靶向药物离不开基因检测,不经过基因检测就使用靶向药物都是不合理的,因为所谓靶向,就是瞄准肿瘤细胞突变基因这个靶子射出的一支箭,有没有这种基因的突变,是这支箭有没有效的关键。”

 

搭建与国际合作的桥梁,才能站在医疗的山尖

    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世界扁平化的趋势,国际间的合作越来越多,医疗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行业,停止学习就意味着落后。在美国16年的郭永军更是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他知道,只从北京、上海学习是不够的,那样你永远只是先锋的追随者,而不能让自己成为先锋。

    所以,回国以后,郭永军就利用自己在国外多年积累的渠道,为我省医疗界穿针引线,搭建了多个与国际一流公司、医疗机构合作的平台,包括引进最先进的设备、与国际一流的实验室合作研究等。他还组织了“博士论坛”,让很多归国回来的医疗工作者一起讨论、分享。

    作为一个医疗基础研究者,他已经与利益擦肩而过,做这些事情也并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名誉。他一直对他的下属和学生们说:“科研成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出来的,科研是值得几代人为之努力的百年事业,我们现在做的研究项目,也许在我退休之前甚至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成果,但你们或者你们的下一代总能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个正确的发现,最终会被证实对人有益,这就够了。路走对了,当然很高兴,不对了,至少也告诉下一个找路的人,此路不通。对于搞科研的人来说,一个诺贝尔奖就是一个金字塔,塔尖上只有一个人,但下面有无数个基层的人为这个研究结果做出过贡献。我就愿意做一个这样基层的医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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