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砖青瓦，古朴而典雅的两层小楼，毫不张扬地隐藏在中山大学并不起眼的角落。护栏处，一扇木门半掩半开，白色的小道直伸向红楼尽处。

　　岁月是沧桑的，随风而去的烟云，正是在此，见证了一代宗师最后一段人生的辉煌。在中大，蜚声海内的陈寅恪当之无愧是“教授中的教授”，历代学人尊从备至的精神领袖。

　　刚好是暑假，偌大的校园中，冷冷清清，也更显空旷了。故居正处修缮阶段，外围的脚手架尚未拆除。时至夜间，三两施工者还在忙前忙后地粉刷内墙。透过百叶窗，屋中格局隐隐可见。

　　这幢西洋式结构的红楼为“中大”前身岭南大学的早期建筑，除了陈寅恪，还曾住过哲学系的杨国荣，中文系的商承祚、容庚，医学院的谢志光、周寿恺等赫赫有名的大教授。一段时期内，住于楼下，以《西厢记》研究享誉学界的王季思先生，更是与陈寅恪师同处一楼，闲暇之余共探学问，结下了弥足珍贵深厚的友谊。东南区1号，实实在在是中山大学一段辉煌时期学术精神的坐标。

　　窄窄的梯道直通二楼。这里，既是陈寅恪师生活起居和读书治史的所在，又是他课徒讲学传道授业的场地。因目盲而不便行走，晚年教学，先生便在走廊完成。

　　授课之时，听众当中除了学生之外，还有很多是慕名而来的教师，其中，便包括了冯友兰、朱自清、吴宓这样顶尖的学者。寅恪先生的课很有见地，这当与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追求密不可分。陈寅恪说：“我上课，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勇气如斯，自信如斯，放眼中国，这样的学者，又能有几人呢？

　　1952年，寅恪先生来到岭南，最初住在西南区52号，次年夏天这才迁居“麻金墨屋”，一住就是整整16个年头。晚年的陈寅恪，内心世界并不宁静，《壬辰春日作》中，便曾有过他“细雨残花昼掩门，结庐人境似荒村”的感慨。怀旧是难免的，对所熟悉的清华园，陈寅恪师有着他太多的留恋。琉璃厂的书肆，北京城的名小吃，又有哪样，不会勾起他岁月深处的记忆呢？更不用说，水木清华中，和吴宓等人朝夕相处，早就结下了患难与共诚挚的友谊。1953年，他再作七绝《客南归述所闻戏作》：以“青史埋名愿已如，青山埋骨愿犹虚。可怜鴂舌空相问，不识何方有鉴湖”的诗句，又十分隐晦地表达了自己游子思乡的情怀。

　　累了，大师的心灵，已难以容下更多的疲惫了。眼疾不愈，1962年，洗澡之时又摔断右腿，其苦其悲可想而知。然而，苦闷的大师却并不孤独。正是在这岭南之地，陈寅恪结识了他晚年当中私交极深的朋友——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主政广东的陶铸。他对大师坦诚以待，关怀之意尽显真情。上个世纪60年代的初叶，国家正值困难时期，而广东省委给寅恪先生的待遇则是：每月鸡4只，鸡蛋5斤，水果15斤，鱼10斤，蘑菇15斤，黄油1斤，老人牌进口麦片1罐，进口可可粉1罐，还特地配备了3名护理，以照顾先生生活起居。陈寅恪师目盲腿残，他所使用的药物，也是不惜代价从国外进口。在“中大”，这样的待遇已无人能及。

　　光影婆裟的路灯下，故居门外，“陈寅恪小道”十分抢眼。先生晚年以残存的视力，只能辨别微弱光线，有鉴于此，陶铸命人就在大师楼前的草坪旁，修成了这条数十米长醒目的通道。路旁是茵茵碧草，甬道以白漆涂面，大大方便了先生散步。陶铸的关爱，实可谓之呵护备至。为让老人欣赏戏曲，他还指示中山大学，为其购置了一台值地不错的收音机。调离广东后，远在北京的陶铸，竟38次与广东省的省委联系，并作出指示：对大师的待遇要保持不变。

　　爱才惜才，陶铸的行为堪称表率，也充分地体现出共产党人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1969年秋，陈陶二人便相继辞世，相隔不过1个多月。历史的风云渐渐散去，但一段佳话却又是如此清晰地铭刻在我们的脑海之中，铭记于统战工作的煌煌史册。

　　在学界，寅恪先生是“大师中的大师”。他的学问很高，可究竟高到了怎样的程度呢？一件小事是很能说明其生前地位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可谓是群贤毕至，名家林立，其间不乏根基深厚而学冠中西的大师们。钱钟书、王力、闻一多、金岳霖等，均在该校教书课徒。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61人，西南联大便三分其一，就连当年的学生中，如李政道、朱光亚等，也最终成为了两院院士。

　　“联大”的名教授中，才高而狂傲的刘文典亦在其间。此公一向放浪不羁，言谈举止也十分怪异，从不将他人放在眼中。但对陈寅恪，向来却是敬佩有加。按其说法，是十二万分的敬佩而不是十分敬佩。他说，在“清华”，陈寅恪可值400元，自己只值40元，朱自清值4元，而沈从文就连4角也不值。一次，“联大”师生躲避空袭，刘文典也不例外地跑出了教室。跑到半途，刘文典才突然发现，他所“十二万分”敬佩的陈寅恪还落在后面，马上又折回身来，搀扶着先生跑向空地。途中，他又遇见了年仅30的沈从文，便勃然大怒道：“你跑什么？我跑是为了庄子。我死了，就没人能讲清庄子了，你跑什么？”继而又招呼弟子，快快过来扶住先生，并大声嚷嚷，要保存国粹。

　　不光刘文典，近人梁任公也是对他推崇备至。水木清华中，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驾齐驱，无一不是近代中国的学术象征。梁启超进清华较早，寅恪先生，即是在他不遗余力的推荐下，进入到研究院内。引荐之时，梁公和“清华”校长曹云祥，二人之间曾经有过一段简短的对白：

　　曹云祥问：“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道：“那他有什么著作？”而梁的回答是：“也没什么著作。”曹皱起了眉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什么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一时失控，竟愤然地喊将起来：“梁某虽然不是博士，著作也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呢！好吧，你若不请，那就让他待在国外了！”

　　面对陈寅恪，曾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也评价甚高，认为“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大师的影响缘自学术，也在于他人格的魅力。“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一点，便是他至高无上的理想和信念。岁月匆匆，大师辞世已40多年，抚今思昔，在陈寅恪先生的故居前，我们却不能不感到困惑：“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而今的时代，我们的知识分子，又还有多少，在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使人格不断地完善呢？我们的教育，还是否具备完善人格的功能呢？

　　陈寅恪的名声很大，但他却淡泊名利。遍读欧美名牌大学，却从未去想拿张文凭；享有学界崇高声誉，也并不以此炫耀人前。陈寅恪的一生，唯真理是从，而不曲学阿世，为他人左右。在他看来，文人的不自由，便是学术的不自由。蒋介石去台之时，亲自登门劝其同行。离开大陆后，又多次延请陈寅恪师的老友胡适之、傅斯年等竭力相劝，但大师最终却作出了留在广州，任职于岭南大学的决定；他是国内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但却主张毋先存主义再研究学术。1953年，陈寅恪师以“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为条件，婉言拒绝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的任命。大师提出：“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而他所提出的第二条要求则是，要毛公或者刘公开具证明，“以作挡箭牌”，并且表示，“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之说。” 建国以前，他拒绝了国统区的权势诱惑；开国以后，又拒绝了毛润之先生邀其入阁的要求。这就是陈寅恪，毫不掩饰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

　　不热衷仕途，却并不意味着一代宗师对政治的逃避。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东京弘文学院。但在香港沦陷期间，他却断然辞去了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的职位，赋闲家中，并拒不合作，创办东方文学院，也拒不受命在已被侵占的上海执教。香港沦陷后，先生一家生活窘迫。因物资匮乏。日本学者曾致信军部，务必照顾陈氏夫妇。于是，戏剧性的场面就此出现：宪兵将面粉往陈家搬，寅恪和夫人唐筼则一袋一袋地朝外拖，不食日方“救济粮”。

　　“麻金墨屋”为1911年所建，因年久失修，外观显得得十分陈旧，内部门窗也油漆脱落，岁月的流痕，颇让我们浮想联翩。如果没有红楼门外“陈寅恪故居”那醒目的标牌，又有谁能相信，《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煌煌名著，竟是在此间诞生？在以“金明馆”自号的书斋内，陈寅恪先生以10年之功夫，凝成了80万言的《柳如是别传》，而使其晚年学术达到了顶峰。

　　岭南多雨，因了这雨水的滋润，红楼四周也一年四季林木常青。晚饭过后，先生便到户外散步，也借此梳理他研究的思路。天高云淡，眼前是一派青绿，虽然大师目力受限，但依旧能够感受到树缝中透出的阳光和擦肩而过的学子们，那发自内心的景仰。

　　当年红楼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主人，她就是相伴大师达14个年头的黄萱先生。黄萱先生出身于闽南巨贾之家，为岭南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一级教授周寿恺先生夫人。1952年秋，应邀担任大师助手，早出晚归，常年奔波在珠江两岸。正是她不遗余力的奉献，这才延长了陈寅恪师的学术生涯。“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这是陈寅恪师对黄萱先生的高度评价，发自于大师肺腑。“没有黄萱那样的学问，当不了陈寅恪的助手；有了黄萱那样的学问，恐怕又不甘于当任何人的助手了。” 后人的赞誉亦绝非虚言。

　　“文革”开始了。身在中大的陈寅恪也无法避免这席卷全国疯狂的洪流。一次次的批斗，使他的身心备受摧残。以往的待遇取消了，高音喇叭就绑在床头，成天播出“革命群众”的讨伐稿。1969年，春节过后，先生一家被赶出红楼，搬迁到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内。无助的悲愤中，夫妻二人相对而泣。同年10月，大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1月之后，夫人唐筼也追随着先生，撒手人寰。

　　斯人已逝，人去楼空。故居中，空空荡荡别无长物。但我的眼前，却点燃了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我精神的荒原。

　　　　　　　　　　　　　　　　　　　　　　　　　　　　　　　　　　　　　　 （作者：朱涛，致公党员，南充职业技术学院院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