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被问及自己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人类的一切对我都不生疏。人类的知识、经验和思想是生存手段，也是生存目的。对于真知的追求会使得人和外界产生一种充满活力的关系，我一生都把“世界的一切在我都不生疏”奉为格言，这一信念也一直支持着我以后的人生道路，直至后来退休，我都没有将某一学科作为自己毕生的方向。一个人的专业和职业都不会彻底地影响其完整的人生。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断地自我挖掘和自我肯定，把自身命运放在整个社会、国家的大环境中考虑，才能寻求到真正的人生信仰。

早期生活

　　我1931年出生于厦门鼓浪屿，1937年日军侵华，当时厦门是抗战开始后最早一批成为沦陷区的市县，我的童年是在八年抗战中度过的，其中辛酸苦难已不想再提。这确实是悲惨的经历，却也是人生的组成部分，历史不是用来哀叹的。

　　抗战结束后我考入厦门英华中学继续完成学业，并担任过学生会主席。记得毕业时校长对我说：“解放后我国的司法系统一直不完善，人民没有自己的法官”。校长的这句话成为我后来选择学习法律的直接原因——想当真正的“人民法官”。当时我国的法官制度行政色彩比较浓，法官的称谓被取而代之以“审判员”，以体现人民民主专政制特色。“公、检、法”系统还不十分完善。

　　1955年我考入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以完成“当法官”的心愿。但1959年毕业后，因为毕业时成绩近乎全优而被推荐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虽然没有成为“真正的人民法官”，但走上讲台之后，我即选定教师为终身职业。不久上海工学院（即为上海大学前身）组建，我成为上海工学院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从此在上海定居，一晃就是六十载春秋。

　　我始终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没有界限的，科学家要知晓人文科学知识，社会学者也可以通晓自然科学，人类知识的全部可以融合成一个整体。过了而立之年，我的兴趣逐渐转移到自然科学领域，开始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绘图规研究中，受硬币滚动时的运动轨迹启发，控制和改变几何空间中曲线的运动轨迹成为我那段时间的兴趣中心所在。

　　在实验室里“闭门不出”的日子回想起来至今难忘，当时醉心于研究之中，吃饭睡觉等“头等大事”早就抛诸脑后，连学校里的食堂都很少有时间去，可以说最终的发明成果是“用一箱箱速食面换来的”。1979年，我发明的繁花曲线规获得了国家科委颁发的“国家发明奖”。连同后来的有机玻璃彩印技术，我一共申请了两项国家发明专利。

致公情缘

　　也正是1981年，绘图规被送展在上海展览馆举办的发明展览会，我有幸在展会期间结识了林铮墉同志。他是我大同乡，原先从事专利方面的律师业务。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1982年初，我经林铮墉介绍加入致公党，当时致公党上海支部刚刚成立一年多，党员由最初成立的10人发展到逾100人，我的党员编号是102号。

　　我之所以和中国致公党有着不解之缘，还源于和董老的相知、相识。在前期刚入党的同志眼里，董老好比家庭里的“一家之长”，是他一步步将致公党上海组织带入正轨。

　　组织初创时，条件的艰苦不言而喻。1984年，致公党上海市委机关搬到镇宁路360号，是一幢三层小楼，用来办公的地方大约有7个房间，当时董寅初、林铮墉等领导也是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的地方很狭窄，有时候组织活动，众人不得不聚集在走廊里。董老平时生活简单朴素，但为人慷慨，每每有需要捐助时，他总是带头捐献。办公室、车库等办公场所和办公设备需要维修时，董老常常带领大家一齐动手维修。大家一齐出力干活的热火朝天场面让我至今难忘。我还清楚地记得致公党第一次开全市大会时，会场设在文艺会堂的礼堂，由于没有专门的讨论场地，分组讨论只得安排在礼堂走廊或演员休息室里，可所有参会同志都没有怨言，脸上只有喜悦之情。

　　八十年代初我做研究进入比较艰苦的阶段时，董老一直在生活和工作上关心和鼓励我，并有意出资为我成立公司做实业，他那有如长兄一般的关爱使得我感触颇深。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创办公司的想法无法实现，但是我一直将这件事情铭记于心。

　　说及致公党上海工业大学小组，这也是在董老的直接关怀下成立的，学校最初只有我一个人是致公党员，无法独立开展活动，好在那时学校里的其他民主党派成员人数也不多，因此我经常和兄弟党派的同志一起开展活动。后来在组织和董老的关心下，印尼归侨黄繁荣、陈宜文、吴可齐三人加入致公党，这才成立了党员小组。黄繁荣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就是上海工大侨联小组组长，后来兼任了党员小组组长。这样，在致公党上海支部成立不久后，上海工大的致公党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打开了学校党务工作的新局面。

　　董老于我年长16岁，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他的爱国情怀、对致公党事业的忠诚、对人对事的真挚热情一直感染着我。

　　当年很多人反映他把侨联的骨干都“拉”到致公党去了。董老为人正直坦率，当即说明：致公党在上海建立组织是致公党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商量决定的，具体工作又是中共市委统战部和市侨办商定的。致公党要开展工作，通过侨联部分骨干是必然的渠道，合情合理。“我自己是侨联的主席，搞侨联工作近30年了，决不会自己来挖自己墙脚吧！我只是把两个组织的工作都做好，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

　　在董老的帮助下，很多党内同志的实际困难得到解决。大家彼此互帮互助，把致公党组织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

　　加入致公党，是我人生中作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我希望自己一直能为组织和国家作出贡献，老有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