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乐家聂耳，是我国新音乐的开拓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驱，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面光辉旗帜。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这都是在革命风暴中搏击奋斗的一生，是在党和人民的教育下自觉以音乐为武器，为鼓舞人民前进高唱战歌的一生。

　　一

　　聂耳原籍云南玉溪，于1912年在昆明出生。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原来在玉溪行医，后把小药铺搬到昆明，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设了“成春堂”，以制药为主要业务。“成春堂”制的上清丸、药木瓜、山楂膏之类是比较有名的，家庭生活勉强可以维持。但不幸在聂耳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完全靠他的母亲彭寂宽（傣族）一个人支撑。他母亲继承了“成春堂”的业务，再做些针线活计添补家用，把五个孩子养大成人。聂耳就是生在这样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而且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长大的。

　　聂耳的母亲彭寂宽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糊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昆明等地民间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彭寂宽不仅含辛茹苦支撑整个家，而且不放松对儿女的教育。几乎每天晚上，她都给孩子们讲岳飞、孟姜女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母亲常常用滇戏或花灯曲牌边唱边讲。这些低回哀婉的歌声，像潺潺小溪一样注入聂耳幼小的心房，成为他音乐艺术的启蒙之音。

　　二

　　聂耳从小喜爱音乐（改名为“聂耳”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耳朵特别灵）。聂耳家附近，有个姓邱的木匠会吹笛子。那悠扬的笛声常常使聂耳入迷，后来他和邱木匠相识了，就利用课余时间跟他学吹笛子，不久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音乐，启迪了聂耳的智慧，也丰富了他的生活。在学校他被推为“儿童乐队”的指挥；在家里他和两个哥哥成立了“家庭小乐队”。课余或假日，他们常常结伴到西山、金殿等风景秀丽、环境清幽的地方练习合奏，有时，吃过晚饭，他们坐在翠湖堤上，一会儿合奏，一会儿独奏，一会儿唱歌，尽欢而归。

　　一次，聂耳路过一座庙堂，遇上庙里的乐师们正在演奏“洞经调”。那曲调时而高昂欢快，时而低沉忧伤，穿插其间的打击乐，节奏明快，动人心弦。洞经调虽是庙堂音乐，但它包含了不少民间音乐的精华，爱好音乐的聂耳被吸引住了，久久舍不得离去。忽然，他发现乐师中有个吹笛子的，是他家过去的老邻居，他喜出望外。事后，他带上纸和笔，找到这位吹笛子的乐师，恭恭敬敬地请他一段一段口述，自己将曲谱记录下来。后来，聂耳在上海创作器乐曲《翠湖春晓》，其意境有他与伙伴在翠湖堤上演奏时获得的神韵，也有这洞经调的“影子”。

　　聂耳就这样从小就明显表露对音乐的爱好，先后向其家人及邻居邱木匠学习民族乐器的吹奏并开始接触当地民间音乐。热情投入求实小学的课余音乐活动，曾被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学生音乐团的指挥等，并曾荣获该校第一号学生奖状。

　　考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后，聂耳热情投入进步学生运动，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关注时事、同情劳动人民。同时每晚上补习英语，并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的弹奏，积极热情参与校内外的业余音乐活动。

　　考入省立第一师范高级部外语组，他开始向附小音乐教师张庾侯学习小提琴并与其三哥聂叙伦、友人李家鼎等经常在家里进行民乐合奏等活动。

　　他虽一度瞒着家人报名参加滇军范石生的学生军，由于受挫后又返回昆明省立第一师范，插入原班继续学习。仍然作为学校的课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等活动。与张庾侯、廖伯民友人一起组织九九音乐社。1929年10月，开始参加该校的戏剧研究会所举办的一系列中文话剧的演出活动。

　　这一切都为聂耳后来的音乐艺术生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三

　　1925年，就在聂耳进中学的那年，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风暴在中国南方兴起，在广东的革命政府举行历史上有名的北伐。北伐军进入湖南后，节节胜利，摧毁了军阀吴佩孚，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云南也不例外地不断发生了反对军阀唐继尧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作为革命先锋的学生更是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1927年云南发生“二·六”政变，唐继尧被推翻了，云南人民还是在水深火热之中。从1926年到1928年，昆明学生组织学生会，通过街头宣传、示威游行、罢课等方式，向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聂耳在联合中学时，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由于他在文艺方面的特长，在学生为宣传活动而举行的各种游艺会上，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和演员。他领导同学在街头歌唱革命歌曲，表演话剧，他又能够说相声，演双簧和口技。他善于做许多精彩的滑稽动作，模仿好些地方的方言和某些人物的习惯动作，惟妙惟肖，使宣传工作收到很大的效果。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革命时代，聂耳接触了马列主义。1927年有人借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那是他第一次读到马列著作，受到很大感动。聂耳自己也认为1925年到1928年这一段学生生活对于他后来参加革命，是有很大的影响。

　　1928年春，聂耳进了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这时，他受到李国柱老师的影响很大。李国柱是共产党员，是当时党的组织在青年运动方面的负责人之一。他吸收聂耳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省师支部，这就使聂耳参加了最严格的革命组织生活。他印写传单，在街上张贴标语，参加读书会。这些活动都是晚上熬夜干的，但他从不知道疲倦，把整个身心都献给革命事业。

　　聂耳从李国柱老师那里不仅获得革命的教育，还扩大了他在音乐方面的眼界。原来李国柱老师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会拉一手小提琴，会唱许多革命的群众歌曲。聂耳跟他学会了拉小提琴。他们还组织了戏剧研究会，演出过《罗密欧与朱丽叶》、《克拉维哥》、《女店主》等名剧。那时昆明的社会上，封建礼教势力还存在，学校不准男女同校，艺术表演不许男女合演，所以学生演话剧都是由男同学演女角，而男生又都不愿意演女角，演得好的更少。但是聂耳却是一个例外，他自告奋勇演女角，虽然说话用的是男声，不过音调很象女性，动作也很逼真，所以他扮演的女角非常成功，受到观众的赞赏，他自己也感觉很得意。多年后回想起来还是很兴奋。

　　1928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昆明学生运动采取了更凶恶的镇压，派军队进驻学校，使学校不能按期开学，逮捕许多进步的老师和学生。李国柱老师也被捕，后来王德三、吴澄等烈士被杀害。李老师的被捕，更激起了聂耳的革命热情，但在当时白色恐怖下，他不能再在省师呆下去，需要避一下风头，这就促成了他当兵的一段经历。

　　1928年冬，国民军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人来云南招兵，扬言要成立学生军，欢迎知识青年投军。聂耳为了离开省师，同时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不花旅费到外省另找出路，便去报名参加。岂知事实不像他所想象的，在军中几经折腾，聂耳想到别的地方去也有困难，又不愿意在范石生的军队里混下去，他得到同乡帮助，悄悄离开部队，由湖南回到昆明。

　　1929年聂耳又到省师复学，但他没有读到毕业，便又离开省师，而且从昆明到上海，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历史新页。

　　聂耳在上海当过店员，当过明月歌舞团的乐队队员，这都不是他喜欢干的，特别是明月歌舞团是黎锦晖创办和领导的一个专门以黄色歌曲和“大腿美”为号召的职业歌舞团，聂耳是非常厌恶这一套的。后来，他和明月歌舞团的演员王人美、黎莉莉等于1932年11月进入上海联华电影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积极参加活动。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这也是聂耳音乐创作最多产的一年。在党的领导下聂耳把自己溶入抗日救亡的运动中，用年轻的生命吹响民族解放的号角！他先后一共创作了40首音乐作品，其中，宣传抗战的作品有22首之多，大部分为电影、歌剧、话剧的主题歌和插曲，在当时广为流传。他的音乐作品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和抗战的斗志，如《卖报歌》、《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大路歌》等。

　　聂耳的名字一时出现在中国音乐界，闪耀出万丈光芒！聂耳和他的同志们的革命群众歌曲，成了中国新音乐的主流。聂耳以他雄壮激昂的歌声，鼓舞着中国人民奋勇前进！

　　1935年反动派大肆迫害爱国志士，党组织为保护聂耳，让他东渡日本，经欧洲转到苏联深造。在日本停留期间和日本友人一起去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4岁。

　　四

　　聂耳以24岁年华，做出了光辉的成就，实在是惊人的，所以有人说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其实他的成就完全是辛勤努力的结果。他虽然没有进过什么音乐学校，但从小就爱好音乐，又受到几位老师的熏陶，在读书时代就已经有了基础。后来到上海，曾经在一个私人教授音乐的外国人那里学习小提琴，学习乐理和作曲。他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有一次世界提琴圣手金巴里士特到上海开音乐演奏会，门票票价很高，聂耳没有钱买票，就站在门外听。他初到上海就尽量节约下钱来买了一把小提琴，每天从不间断地练习。见过聂耳的人都看得见他在左边腮巴下面有一块紫色的疤，那便是提琴的下端抵在腮边造成的标记。聂耳还学过钢琴，也会弹吉他，小提琴和吉他是他随身不离的东西。在东京时，他的朋友到他住处听他拉小提琴，实在拉得很好，可见他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实在是很高的。至于他在作曲方面的成就，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聂耳在少年时代最喜欢云南的民歌、花灯剧和当时流行的一些革命歌曲。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云南民歌有丰富的内容、优美的音调，充满着劳动人民生活的气息，跳动着活跃的青春旋律。聂耳当学生时就最喜欢演奏云南民歌。他还继承了“五四”以来群众的革命性人民性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创作时深入到劳动人民中间，体会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黄浦江边的搬运工人、马路边的卖花姑娘、筑路的工人都是他学习的老师，他把劳动人民的声音谱入歌曲中，成了劳动人民的歌手，这就是聂耳辛勤努力的结果。还有更重要的是年轻时就接触到马列主义，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思想指导，因而能充分运用音乐这一个武器为革命服务。

　　1935年聂耳到东京时，已经是一个知名的音乐家了。但谈到音乐时，总是说自己根底太差，学得太少。而且常常谈到吸收外国的音乐优点创作中国新音乐的重要性。聂耳不仅继承了我国音乐的优秀成果传统，同时也能够重视和吸收外国音乐的优点，丰富了他的创作。也正是由于聂耳的这种谦逊的态度和积极学习的精神，才使他不以自己的成就为满足，要到国外去深造。

　　五

　　1935年1月，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抗日影片《风云儿女》，田汉为影片写了主题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聂耳承担了为之谱曲的任务。他于3月中旬开始创作，几经修改，4月下旬将定稿交给电通公司。《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诞生了。1935年5月8日，上海《申报》、《时报》刊出《义勇军进行曲》词谱；9日，百代公司为《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唱片；24日，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风云儿女》。随着唱片和电影的宣传，上海各个角落都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这首歌以其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鼓舞人心的歌词，反映了在民族危亡时，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御侮、奋勇抗争、一往无前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它一诞生，迅即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它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高昂的战歌，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万众一心、团结御侮的新的长城。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高唱着、呼喊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不惧流血牺牲，英勇冲锋陷阵，为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1935年12月9日，北平高校上千名爱国学生举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严冬时节，滴水成冰，游行的学生队伍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挡，浩浩荡荡向前行进。

　　1936年6月7日，许多持枪警察包围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的群众歌咏大会，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爱国学生刘良模仍坦然站在2米多高的木梯凳上指挥，一首首悲壮的救亡之歌响起，警察由哄乱到肃静再到潸然落泪，直至全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警察已同5000名群众唱成一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了中华民族不屈精神最真实的心声。戴安澜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曾将这首歌曲定为该师的军歌。1938年，前来观战的美国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在山东台儿庄的阵地上，带头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爱泼斯坦记下了中国官兵端着步枪、挥着大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前仆后继，取得台儿庄大捷悲壮的一幕。

　　抗日战争时期，《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影响了中国，还成为一支国际战歌，激励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争取解放而斗争。1944年，马来亚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就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

　　世界著名的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因为喜欢《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四处演唱，还录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

　　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和世界无产阶级中，《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由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一套盟军胜利凯歌的曲目中，不仅包括了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也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而在其中。

　　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上，制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的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征集国旗和国徽的工作都进展顺利，唯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歌曲，却没有一首尽如人意。民主党派方面有人提出，能否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事实上，在国际范围内，《义勇军进行曲》早已形成了代表中国人民最强音的地位。1945年在联合国成立时，这首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

　　9月2日，政协筹备组第六组就制定国歌问题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亲临会场聆听代表们的意见。代表们认为，国歌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完全可以选做新中国的国歌。但有代表举出“和平大会”的例子，主张修改歌词。田汉也是这个筹备组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好多表态，出于谦虚，他也说歌词应该改。

　　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做修改，并举法国的《马塞曲》为例。周恩来支持这个意见，他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978年3月，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由，提议重写歌词。国歌歌词一度曾被改为：“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进！”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

　　直到1982年12月，人们从铺天盖地的报纸和电台新闻得知：国家决定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36条中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国家的象征。

　　聂耳的生命是辉煌的，聂耳的精神是永存的。正因如此，每当我们聆听国歌这激昂的旋律，每当我们引吭高唱这雄劲的国歌时，我们都会想到聂耳，我们都会自豪地说：聂耳的名字与国歌相连，聂耳的精神与国歌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