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侨居别国，与祖国隔山万座隔海连天，但一直与祖国共命运，同呼吸。我的父母也一样，一直挂念着祖国，关心着祖国，从小就给我们讲述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让我们从小就萌芽了爱国的种子。因此，在1954年，随着万千华侨归国报效的热潮，我也只身从新加坡返回祖国大陆。那年我17岁，我的父母、兄妹此时尚留在新加坡。

　　当时的我心思单纯，回来只有一个念想，就是参军报国。但是那时朝鲜战事已息，周边环境趋于和平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我的参军梦并未能如期实现。我和其他年龄相仿的归国华侨一起，被安排在福建的集美侨校就读初中，说是初中，其实只上一年的预备班，主要学习尚未熟悉的中文。一年学习结束后，送到全国各地，或者继续学习，或者参加工作。我因为表现出色，深得老师们的喜欢，他们让我继续留下来，一边继续学习，一边帮助学校做好对外接待工作，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在集美的日子是难忘的，不仅条件很辛苦，而且不是很安全，经常有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一天当中，要响起好几次警报。但因为大家的心中都怀有深深的爱国之情，有浓浓的报国之心，所以不仅不感到害怕，也不觉得辛苦，而是感到日子过得很充实。

　　在1957年的8月，我离开了集美，本来想去北京，但组织把我送到了杭州。我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分配。我在杭州念了一年初三，初中毕业后，考入了浙江纺织学院大专班，但被转到了浙江省卫校，读三年制的中专。在卫校读三年级时，我顺利考入当时的杭州医学院。可是就在我考入的第一个半年，正当我意气奋发矢志求学的时刻，学院不知为何遭到解散，我的求学生涯也被迫戛然而止。

　　那时的医卫系统人手紧缺，像我这样有专科学习经历的人被要求立刻分配参加工作，我虽心想回到福建，可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浙江培养的学生必须留在浙江工作，就这样我就被分配到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之后也开启了我与宁波致公的不解缘分。

　　我清楚地记得我是1961年来到宁波的。文革期间，像我这样的归侨是各类运动的重点对象，像隔离审查、批斗、关牛棚等我都遭遇过。我记得，那时我所有与新加坡家人的书信都要被拆阅，并盖上“已拆”的印记，家里寄来的汇款也被统统当做“特务经费”给退了回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的是吃尽苦头，但我一直没有后悔回国。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信念在，我相信，我所经历的一切，只是暂时的。

　　我相信的日子终于来到。“四人帮”被打倒了，文革终于结束，我也被平反了，恢复我的工作和名誉。更让我激动的是，组织没有忘记我这个归侨，把我作为归侨代表推选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市政协委员。我工作的单位第一医院历来是农工民主党发展党员的传统阵地，我的一位好友也是我的同事陈奇发同志，是农工民主党中负责第一医院组织发展工作的干部，他给我送来农工党组织的资料，并多次邀请我入党，然而文革期间的被迫害经历让我当时对加入民主党派顾虑重重，加入民主党派的事情也就暂时搁在一边。

　　1984年，时任致公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司徒擎同志来甬筹建致公党宁波地方组织，并在华侨饭店召开了一次组织发展工作会议。经市委统战部推荐，包括我在内，20多位有“侨”背景并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党外人士参加了会议。记得当时参加会议领导除了司徒擎副部长以外，还有中央统战部的一位领导和市委统战部分管党派工作的一位副部长。

　　正是那次会议，让我和致公党有了第一次也最难忘的一次接触。致公党的侨党特色让我从心底涌起久违的归属感，其“致力为公、参政兴国”的立党宗旨激起了我长存于心中的爱国热情，司徒部长与我们推心置腹的交流也彻底打消了我对于加入民主党派的种种顾虑，树立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信心。会议当天，我就和其他4位同志一起递交了入党申请表，成为致公党在宁波发展的首批党员，始称“五人小组”，叶荫叔同志任组长。

　　壮大组织规模是小组成立后的首要任务，也是成立市委会的必要条件。在叶老的带领下，我发展了洪华英、马决觉、吴德福等多位同志加入党派。那时党派的工作条件虽然很简陋，经费也十分紧张，但我们还是按时开展组织活动。每个月我们都组织一次学习座谈活动，党员们对此也十分期盼，无论是工作、生活在多远的同志都会按时到会。大家围坐在叶老旁边，一起听他传达中央有关精神、一起探讨交流。学习活动结束后，大家也常常不忍散去，聊一聊归国的感受和现在的生活，有时我们还自己动手，一起烧饭聚餐，如同自家人一般。这其乐融融的温馨一幕虽已是20多年以前，但一直长留于脑海中难以忘怀。

　　如今，我已近80高龄，当我回述这段回忆时，许多后辈都会问我后不后悔回来，如果当时没选择回来，就不会受那么多苦那么多累。我告诉他们，人总是要向前看，如果总是生活在过去的回忆中，不仅有太多的事你后悔得不过来，还羁绊你前行。我想，我这乐观向前看的个性也是我能尽快忘却过往受到的伤害，最终和致公党走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吧！（何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