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中国致公党成立90周年，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感慨万千：我在1989年正式加入了中国致公党，至今已有26年的党龄了，虽然在致公党的漫长历史中这并不算长久，但是在我的一生中，致公党给我的生活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年的我不断追求着进步的思想，一心朝着建设新中国的目标前进，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如我从小爱唱的那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即使现在我已经八十岁了，脑海中还时常响这首歌，使我想起往事：

　　我的姑父严庆澍（笔名严冬雪）是名书《八年抗战》、《金陵春梦》、《草山残梦》的作者，他和姑姑都是地下共产党员。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他俩从白区香港赴延安开会，路过河南嵩县，那时我父亲是国民党嵩县邮政局局长，掩护他俩通过白区关卡去解放区延安来回。那时我只有十来岁，姑父和姑姑在我家教我唱抗日战歌，讲共产党在延安的故事。我的妈妈是纯粹的满族人正黄旗，年幼时曾经是皇宫里的格格，从皇宫里逃出来时，险些被冯玉祥杀掉。父母两人经常骂国民党和满清政府无能、腐败。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所以从小就热爱中国共产党，向往自由民主的新社会。

　　1956年我在大学里才加入共青团，积极参加反右斗争，被全年级选为代表在全校大会发言反击右派言论；文化大革命前，党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我当时正在湖北黄石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医院响应号召要在山边打防空洞，我虽然是外科医生，但也参加了打防空洞的工作，院领导任命我为队长，带领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打洞装炸药、安雷管导火线，自己放炮炸山。文化大革命时，其他医院都瘫痪关闭了，我被医院群众选为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主任，继续收治病人。当时黄石市公安局局长梁成文，被批斗殴打晕倒，说他是邓小平的警卫连长，群众不敢收他住院，我主持把他放在养猪场打吊针治疗，后来造反派搜查时又把他转移走，到文革后期他又官复原职。这时我已是超龄共青团员，早已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可是多年来都因为我有海外关系而未获批准，可是我并不灰心，仍然想为党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七十年代我调回广西柳州、桂林，也写过多次入党申请书，但总不能如愿。到了八十年代，我接触到了中国致公党，看了致公党的党章，知道致公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党，是我国的参政党之一，当时的致公党员大都是以海外华侨为主，我的海外关系不仅不会成为阻碍，反而是我最具有辨识度的身份，因此我决定加入致公党。1989年7月，经过组织的考察外调和认真审核，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致公党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好本职工作，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我长期以来的夙愿。加入致公党后，我更加精神焕发，一心想把本职工作做好，我在南溪山医院任外一科主任，外一科除了收治普外病人，烧伤病人也很多，特别是大面积烧伤，极易感染，死亡率很高，医生工作量也很大，因此我又主持成立了烧伤科，为医院培养了一批烧伤科医护人员，团结好外一科与烧伤科的同志们救死扶伤。

　　随着南溪山医院致公党员的不断增加，成立独立支部的条件也越发成熟，当时支部成立大会在南溪山医院的小礼堂市委会隆重召开，时任致公党桂林市委主委许尚英、副主委林学彻等领导同志参加了本次大会，我也荣幸地当选为南溪山医院支部第一届主委。在担任致公党南溪山医院支部主委时，我经常主动与医院中共党委联系，配合医院工作，在中共党委领导下做好工作，医院党委多次组织医务人员下基层义诊，作为支部主委，我总是要求支部党员只要不需要值班或坐诊，都积极参加义诊活动，除此之外我也积极参加市委会的参政议政工作，为桂林市发展建言献策。

　　近些年来，虽然我已经退休年迈，但还时常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子女和支部其他年轻同志的工作，鼓励他们要深刻领会党的方针政策，才能紧跟党走。特别是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全会的精神对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真是振奋人心，坚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梦更是激动人心，中国梦就是我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实质上就是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梦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如今我虽已八十岁了，但我并不觉得老，我要搞好身体、延年益寿，还想看看祖国的建设，一百年、二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面貌。人活七十古来稀，如今八九十岁不为奇，百岁老人上街走，笑看祖国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