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飞速发展的城镇化过程中，大量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虽然他们在城市工作，却无法在城市安家，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发生分离。农民工没有被城市接纳，没有城市生活，作为人的许多需求被忽略，尤其是对于1990年前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目标是在城市，可又找不到通向目标的道路，又不愿回到农村，打工成为漂在城市的工具。漂泊的生存状态导致的身份认同困扰也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普遍问题。

　　不难发现，富士康多名工人自杀，以及广东增城等地的群体性事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性因素。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几乎看不到希望，农村不愿回，城市又进不来，进退两难，导致了心理和现实的许多问题。据估计，我国现有新生代农民工将近1亿人左右，这么大规模的一个群体，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似乎怎么努力都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很难在现有社会结构中确立自己的位置。但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身上有许多新特点，我们对他们认识不够、管理滞后，并由此带来经济与社会的双重隐忧。

　　从经济方面来看，近年来，企业普遍反映员工“管理难”，比如执行力差、流失率高、怕吃苦、不愿意加班，等等，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企业成本上升等问题，既影响了企业竞争力，也拖累了企业的转型升级。

　　从社会方面来看，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人群，就是“无组织状态”。尽管他们被企业雇佣，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归属于企业这个组织；尽管他们在城市谋生，但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个城市。这种无组织的“碎片化状态”，一旦风吹草动，极易引发社会问题。

　　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必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大的方面：

　　（一）企业管理滞后于员工的变化。换言之，管理对象已经变了，我们的管理却没有变。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最大的区别在于“利益诉求多元化”。老一辈农民工生活压力大，为了获得工资愿意牺牲很多其他利益，如尊严、闲暇、娱乐、社会交往、身份归属和人文关怀（甚至健康和安全），同时对平等、自由、知情、参与、表达等个人权利的需求不是十分强烈；而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同，除了劳动报酬之外，他们对上述其他利益诉求和权利主张十分强烈。这个时候，仅仅“提高工资奖金”往往调动不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单纯地“改善物质生活”也难以维护这个群体的稳定。但是，我们的企业管理却依然停留在传统阶段，往往只是依赖“工资奖金”这一管理手段，结果发现不管用，于是把责任归因于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失误，片面地给他们贴上诸如“没有责任心、贪图享受、没有奉献精神”等标签。

　　（二）社会管理滞后于形势的发展。一是我们现行的户籍制度以及相关政策改革的滞后，导致来自农村的务工人员难以产生融入城市的长期预期，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预期，更不可能全身心融入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中。所以，当前企业单凭自身力量几乎不可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二是党委政府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沟通手段滞后，依然停留在单向沟通阶段。一方面，党委政府要影响他们，主要渠道是主流媒体，而他们现在根本不接受体制内主流媒体，他们更喜爱的是微博微信等等新兴媒体；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要想与党委政府沟通，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和主张，实际上却几乎没有正式渠道，因为他们处在“无组织状态”。沟通手段的缺乏与滞后，是导致某些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此，我们建议：

　　（一）全面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点。这一群体除了利益诉求多元化这一根本性特点之外，他们知识更丰富、更有创意、不盲目服从权威，这些特点恰恰是企业创新驱动发展和现代社会转型所需要的积极力量。企业、社会和党委政府对此应该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二）加快实施户籍及相关制度的改革步伐，以增强他们对城市的预期。建议加快实施我国户籍、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政策制度改革步伐，尽快真正实现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国民待遇”，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城市的短期预期，使之增强新家园意识和城市归属感，尽快实现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职业人的两个转变。

　　（三）通过社区和自治性组织增强他们的归属感。一是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所在社区的管理与服务范围，同时加快推进“社会管理社区化”。二是扶持壮大各类 “虚拟社区”和自治性社会组织，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组织状态”，从而建立党委政府与新生代的双向、正式的沟通渠道；同时，加快建设社区文化设施，为年青一代员工开展活动和社会交往提供平台，引导他们投入到社区、社会组织的各类公益活动、公共活动中，帮助他们主动融入社区、融入城市，找到心灵归属。

　　（四）为企业提供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管理问题的指导和培训。建议组织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专业研究机构和专家，通过专门培训，帮助企业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和心理，转变企业家和管理层的管理观念，掌握切实可行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倾听他们合理的多元利益诉求和权利主张，从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认同度、身份归属感和生产积极性。

　　【胡旭晟，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南省委主委，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