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轮船驶近祖国的海岸线，故乡的土地在视野中越驶越近。迎面而来的海风，撩起了两代人累积的思念。他倚栏站在甲板上，年轻的心加剧了跳动，期盼的目光聚焦着前方。难抑的激动啊，已经阻挡不住这个声音在心底久久激荡—“祖国，我回来了”……这一幕，我们不少致公党老前辈都曾在六十几年前经历过。他们出生在海外各国，但都被同样的情结和使命召唤回来。时光荏苒，如今他们都已年过古稀，可岁月难以磨灭他们当初回国的记忆。我们且来听听他们其中几位的经历：

　　黄文炯：肩负父亲的嘱托和期盼，他踏上了归国的行程。

　　上世纪初，黄文炯的父亲为谋生计，携家带口，辗转于东南亚各国，最后在马来西亚定居下来。1936年7月，他在当地出生。

　　在父辈的打拼下，五十年代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橡胶园和胡椒园，家境逐渐好转。但生活条件的改善愈加增添了父亲对故土的思念。黄医师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对他讲：“我们是中国人，你要回中国去。”父亲把重回故土的愿景寄托在他身上，希望黄医师能代替他为这个曾经多灾多难的国家尽一份心，出一份力。那时的新中国虽然百废待兴，但已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也无形中也激起黄医师及周边年轻人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

　　1954年7月，他和几个年轻人在越南沙捞越乘上“芝万宜”邮轮，踏上了归国的行程。邮轮经新加坡、香港，从深圳驶入国门，由此他投入祖国的怀抱，他的人生也开启了新的篇章。

　　谢卫生：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投入了祖国的怀抱。

　　1933年11月，谢卫生出生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一户家境贫寒的华裔家庭。在印尼，他经历了荷兰的殖民统治，后又目睹了日本人的侵略。二战结束后，来自祖国大陆的一批民主人士南下东南亚各国，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当地创办了学校。他起先是在当地人的学校学习，后受兄长进步思想的影响，高小时便转至由华侨总会开办的学校念书。

　　谢工回忆说，他真正的思想启蒙老师是位民盟成员。在棉兰中学读书期间，这位老师除了在课堂上讲授课本知识外，还向学生们介绍了当时大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以及解放区的新生活情况等。渐渐地他的心底早已萌生了回国的愿望，而且这种愿望日显强烈。后来，他的两位兄长回到了祖国大陆，他们来信说在政府的帮助和照顾下，他们在北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很顺利。这更加坚定了他回国的决心。

　　1952年，谢老踏上了归途，结伴同行的还有一批满怀理想与抱负的海外青年，他们都来自棉兰中学。从广州入关后，便奔赴祖国各地，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青春与才智。

　　黄赐发：怀揣参军报国的梦想，他投身归国的热潮。

　　1937年8月，黄赐发在新加坡出生。从他懂事起，他的父母就很注重对子女的爱国教育。他们给孩子们讲诉很多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这让黄赐发打小就在心中萌芽了爱国的种子。

　　在这种家庭教育下，虽是侨居别国，虽与祖国隔山万座隔海千里，但他却觉得他的家庭以及周边来自同一片故土的人们一直挂念着祖国，关心着祖国，一直都在与祖国共命运，同呼吸。于是，当五十年代华侨回国的热潮出现时，黄赐发便很自然地投身其中。他想参军报国，将自己火热的青春奉献给这片热土。

　　1954年，黄赐发只身从新加坡返回祖国大陆。那年他17岁，他的父母、兄妹此时尚留在新加坡。

　　郭永葆：归途虽然艰辛，他却未曾动摇回家的信念。

　　1936年3月，郭永葆出生在越南。16岁时，他便加入了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印支那联盟组织，该组织旨在推翻吴庭艳独裁统治的反动政府。

　　1954年8月，厄运降临。在一次大游行中，他被当局逮捕入狱。后来，在亲友们的多方努力下，才得以脱险出狱。出狱后，未来的路何去何从？当时在他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北上经“胡志明小道”到越共领导区；二是南下参加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打游击；还有一条路是回到红色的土地——中国。

　　他知道他是广东大浦人，他的根在中国。这份难以割舍的血脉亲情召唤着他回家。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回到中国，并非是简单的事。为此，他想尽办法，花了十万越南盾买了一本由国民党驻越南大使馆签发的护照，并以采购中药材为名，与另外7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道乘坐大宝轮船远赴香港。本想途经香港入境，但路途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平坦。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特务在香港活动比较猖獗。到港没多久，同行的另外7个人被国民党特务分子发现，遣去台湾。他虽得以幸免，但不得不滞留香港。眼看回国几近无望，那时他焦虑万分，却未曾动摇过回家的信念。

　　接下来的几天，郭永葆以中草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为掩护，四处打听回大陆的方法。一家药店的伙计偷偷告诉他可以偷渡去澳门，再经由澳门去大陆。这一丝曙光，给了他莫大的希望。到港后的第三天半夜，他全然不顾生命安危，乘坐小轮船偷渡到澳门，再由澳门进入珠海的拱北边防站。

　　王国华：告别亲朋好友，他随父母来到祖国。

　　1944年4月，王国华出生在越南西贡市。他的父亲祖籍浙江宁波，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纺织棉纱贸易公司工作，常年与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往来。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封锁了东南亚主要交通要道，他父亲公司的商船也被强行征用，身在越南的他只能在当地定居下来。在异国他乡，又是战争年代，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他父亲思乡心切，想早点回国和家人团聚，但无奈国内战事不断，海上及陆路交通又不安全，回国的行动有所拖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父亲马上开始筹备回国。当时，他父亲的一些美国、日本朋友都来劝他另作选择，但他父亲始终没有改变回国的想法。

　　经过越南西贡当局漫长的签证，回国手续办结，1951年初春时节，王国华随他父母告别了在越南的亲朋好友，乘上驶往香港的轮船。在香港又乘船，由上海入关。

　　后来，他母亲经常跟王国华讲起回国的那段经历，她说她永远也忘不了他父亲回国途中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以上便是我们部分致公老党员当初回国的历程。他们回国的情形虽各不相同，但爱国的心都如火焰般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