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蔡明招，致公党华南理工大学总支部党员，印尼归侨，曾担任致公党广东省委会委员，广东省政协第七、八、九届委员。归国60载，她大半生奉献给教学讲台，至今仍不忘初心，与青年教师一道为祖国的明天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断柴米，等饿死，无奈何，卖咕哩。” 

　　清朝末年，暴政、乱世、天灾、瘟疫接连不断地打击着潮州府揭阳县，走投无路之下，不少人选择了背井离乡，跟着“水客”一起漂洋过海，去异国“过番”谋生。随着一艘艘红头船驶离港湾，移居东南亚的潮汕人数不胜数。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山口洋市地区，由于聚集了众多的揭西人，揭西地区的河婆客家话成为了当地主要的沟通语言。 

　　然而异乡终非故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唐山”成为了不少印尼华侨华人的梦想。唐山，并非指河北省唐山市，而是海外华侨对祖国故乡的习惯称呼。“回唐山”，对于很多华侨华人来说，意味着熟悉的家乡、翘首以盼的父母妻儿，和未来的希望。 

　　20世纪50年代，随着印尼排华政策的不断出台，在印尼的华侨青年学生们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回国潮。他们回到祖国后，在政府的帮助和安排下就学就业，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蔡明招就是其中的一位优秀代表。她12岁从印尼回国读书，从暨南大学毕业后，在华南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执教38年，成为一位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教授。2019年的春天，记者来到华南理工大学拜访了蔡教授。在清晨阳光的照拂下，蔡教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老照片，将往事娓娓道来。 

　　回唐山 

　　“我这辈子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坚持要把我送回祖国。其次要感谢我的祖国，是祖国把我培养成才，才有了我的今天。” 

　　1945年，蔡明招出生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山口洋市孟嘉影县县城一个普通的“番客”家庭。像当时大多数的“番客”一样，她的父母于清末从揭西河婆到印尼谋生，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还清了赊欠“水客”的路费后，在山口洋市孟嘉影县县城开了一家小杂货铺，生育了七个儿女，蔡明招排行第六。 

　　1954年，中国和印尼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中印两国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条约规定：凡具有双重国籍的18岁华裔，必须在两年内自愿选择一种国籍。1957年印尼又颁布了《监督外侨教育条例》，不准新建外侨学校，不准外侨学校招收印尼籍学生,强使许多华侨学校改为印尼国民学校,迫使华侨学生退出学校以及华侨教职员工失业。 

　　受上述规定及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蔡明招只能转入印尼学校就读。这对于不愿“忘根”的蔡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尽管生活不易，蔡明招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却丝毫没有放松，他们“爱我唐山”之心没有变，毅然倾尽家财把孩子们送回“唐山”去读书，让他们日后报效“唐山”。1953年，蔡明招的大哥率先回到中国继续升学，1958年，刚刚从山口洋市孟嘉影县县城中华公学毕业的蔡明招，也跟着三哥和四哥踏上了回国的归途。 

　　临行前，父母给三个孩子分别准备了装得满满的行李箱，除了适合不同年龄段的衣物以外，他们还各自带了一辆自行车回国。父亲还专门给他们每人准备好了一把剪刀、一个小油壶和一块帆布。父亲说，回到“唐山”，就不像在家的时候，衣服纽扣掉了，自己要学会缝补，剪刀就能派上用场；自行车骑得多了容易磨损，要学会给它上油；如果读书期间要去乡下参加劳动，可以用帆布防潮。正道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父母殷切的关爱和叮嘱，蔡明招始终铭记于心。60多年后的今天，她依然完好地保存着那把沉甸甸的大剪刀，而那个颇具历史感的壳牌小油瓶，她至今仍在使用。 

　　告别了父母后，蔡明招和两位哥哥一起乘大巴从山口洋市孟嘉影县县城来到了邦戛，乘船到雅加达，再从雅加达乘坐芝利华轮，经过十天十夜的颠簸，终于到达了香港。在1958年中秋节的前一天，三兄妹怀着激动的心情通过罗湖口岸，搭乘火车来到了广州，随后，蔡明招便被安排到广州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就读。 

　　到前线去慰问 

　　初到广州，蔡明招很不适应。从来一年到头只穿连衣裙的她，第一次感觉到了四季气温的变化；每天换下来的衣服，还有定期更换的床单被套，好像永远也洗不完；到了晚上，侨生们想起家来，都哭个不停。幸好，老师、生活辅导员都很关心他们，周末组织侨生们一起跳集体舞，还有好心的学姐一看到蔡明招哭，就给她塞一块糖，她常常含着糖就睡着了。“后来我的牙都坏了，想来就是那时候吃糖吃太多了，又没有注意及时刷牙。” 

　　转折点发生在她回国的两个月后。 

　　1958年台湾海峡八二三金门炮战后，中央各部委均派出了自己的文工团或演出队到福建前线慰问三军，惟独中侨委没有自己的演出队，只好抽调北京华侨补校、广州华侨补校及集美华侨补校的业余宣传队，组成中侨委、全国侨联福建前线慰问团演出队，到福建前线慰问指战员。不满13岁的蔡明招作为少年归侨代表，也被选中参加慰问团，跟着演出队来到了福建前线。 

　　这是蔡明招第一次离开校园，穿行于祖国的山川大河之间，也是她毕生难忘的一段经历。 

　　在前线，她亲身感受到了硝烟的气息。一日，炮兵团的解放军叔叔把她领到一门大炮前，只见无数大炮一字排开，炮兵们都做好了发射炮弹的准备工作，各就各位。随着指挥员的一声指令：“严惩蒋匪帮——放！”，解放军叔叔和她一起拉动了发射栓，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一排炮弹同时射出，随之一股气浪扑面而来。这一炮声刻骨铭心地印在了蔡明招的脑海里，懵懵懂懂的她，忽然对“祖国”这两个字有了更真切的感受，也明白了战士们“誓死保卫祖国领土”的誓言的意义。 

　　另有一次，蔡明招和其他成员沿着长长的坑道往前走。在昏暗的坑道里，不少战士还争分夺秒地利用休息时间，借着忽明忽暗的油灯、蜡烛读书学习。此情此景，给蔡明招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每当遇到困难与挑战时，她都会拿出那时的照片来看，激励自己克服困难、勇往直前。从前线回来后，蔡明招仿佛一夜之间成长了。 

　　从工厂到讲台 

　　1965年，蔡明招考入暨南大学化学系。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像那个时代的大部分青年学生一样，由于学校停课闹革命，蔡明招的学习就此中断，留校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到暨南大学“串联”的师生。 

　　就这样，蔡明招与其他同学一样，刚刚学了专业最基础的理论知识，就下乡、下厂 ，到部队、农场等地进行“锻炼”。1970年，她毕业了。就在这一年，广东省革委会正式下发撤销暨南大学的通知，第一军医大学进驻校园，各个系的师资力量被合并到其他大学里，校舍很快变成了军营。当年，暨南大学有900名毕业生，其中只有9名作为后备干部被选入暨南大学机关处，在暨南大学留守处等待进一步的安排，蔡明招就是其中一名幸运儿。 

　　事实上，即使处于“文革”时期，学习知识和深入研究仍然是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因此，在1968年，毛泽东主席就做出了“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七二一”大学。同样，根据这个指示，华南工学院在1970年被拆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广东工学院（1977年后更名为华南工学院），另一部分则是正在筹建的广东化工学院。同年年底，蔡明招所在的暨南大学机关和化学系与原华南工学院化学、化工专业的相关干部教工，一起并入了广东化工学院，蔡明招被安排在学院机关教育革命组。一年后，她到了化纤专业，又因为化工设备防腐蚀专业需要化学老师，转入了该专业。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当一名教师，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给学生上课，尤其是一想到以后结了婚，挺着大肚子还要站着上课，就觉得很辛苦。”蔡明招说。但是父亲得知蔡明招留校后非常的自豪，他逢人便说：“我的女儿要当‘先生’了。”先生，是印尼对“老师”的尊称。在父亲心中，能当老师，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于是，蔡明招在父亲的殷殷期盼和实际工作安排下，成了一名普通教师。 

　　而此时，首批工农兵大学生也即将步入校园。工农兵大学生与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区别较大，他们中间有插队多年的老知青、基层干部，有高干子弟，还有工厂的技术骨干，自身的文化底子参差不齐，而根据“七二一”指示，学校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学的目的是“回到生产实践中去”，那么原有的研究性、理论性强的教材就不再适用了。老师们需要尽快编写实用性强、通俗易懂的教材。 

　　于是，广东化工学院的青年老师们一面在老前辈的指导下夜以继日地学习，将大学期间荒芜的学业尽快补回来，一面分批下到省内外不同的工厂，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据此编写整理新的教材。蔡明招在化纤专业和化工设备防腐蚀专业时，作为青年教师，也跟着前辈们到江门甘化厂、番禺甘化厂、广东化工研究所、茂名油厂、茂名化工二厂、湖南2348厂等工厂参加专业锻炼。在工厂里，老师们跟工人一样，要实行三班倒的排班制。蔡明招的主要工作，是跟厂里的技术员一起对生产过程进行监测，实地了解生产的流程和质量控制的方法与手段。这样的经历，使她对整个生产过程有了更实际和全面的认识，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在日后的教学生涯里，这些资料演变成一个个生动的例子，广受学生们的好评。“我的学生经常跟我说，蔡老师你上课的时候经常举一些与实践结合的例子，帮助我们理解概念与理论，所以特别爱上你的课。” 

　　在下工厂期间，带队老师把蔡明招推上给工人培训的讲台，从黑板板书的布局，到讲课的节奏控制，带队老师一点一滴地将教学技艺传授给她。从工厂实践回来后，广东化工学院成立了基础部，化学系下属的四个教研组都在招人，蔡明招选择进入了分析化学教研组。之所以选择分析化学，是因为她觉得分析化学的应用面很广。就日常生活来说，菜市场的青菜是否有农药残留，饮用水里是否有重金属，买回来的大米是否符合标准等常见问题，都可以通过分析化学的化验技术得到解答。下定决心后，蔡明招跟分析化学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 

　　在正式独立开课之前，蔡明招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她花了一年的时间跟着老教师做定性分析化学实验和定量分析化学实验，并旁听了教研组所有老师上的分析化学课、指导了几乎所有开分析化学课专业学生的实验，同时上了大量的习题课。老前辈宋清教授手把手地教她如何设计、选择考试试题，以及如何评定学生成绩。1976年，当化工设备防腐蚀专业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走进校园时，蔡明招也顺利“出师”了。蔡明招第一次登上讲台主讲76级学生的分析化学课时，教研组副主任去旁听了一节课，回来后向教研组主任汇报说：“我听了小蔡的一堂课，她讲得很好。”蔡明招感叹：“我很幸福很感恩，在教学工作的道路上得到宋清教授等前辈们的无私帮助和指导。” 

　　从此之后，蔡明招在讲台上，一站就是30余年。即使在20世纪80-90年代，由于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师待遇较差，社会上戏称“九等公民数师范，住房工作靠边站”之时，蔡明招也从未想过转行。“我越来越发现，教师这个职业实在太适合我了。我喜欢上课，我也非常享受跟学生们分享、交流的感觉。我一生最热爱的工作是教师，我一生最喜欢的一群人是学生。”蔡明招说。1999年起，由蔡明招主编的本科教材《实用工业分析》《分析化学实验》（2000年）、《分析化学》（2003年）相继出版，为华南理工大学分析化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她的努力和在教学上默默的耕耘获得了同行、学生、领导的认可。2001年12月，蔡明招被华南理工大学评聘为教授，其后曾担任华南理工大学兴华人才工程化学系列课程首席教授。2007年获得华南理工大学教学名师的称号，多次获华南理工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优秀教学奖、教书育人奖等。 

　　最美不过夕阳红 

　　除了在讲台上勤奋耕耘之外，蔡明招曾担任广东省政协第七、八、九届委员，提案涉及领域有：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公路交通、农村饮 用水安全、涉侨外事、教育、卫生管理等，每年都有2～3份提案被立案。广东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后，蔡明招还被吸收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并多次获参事议案优秀奖和积极贡献奖。 

　　蔡明招始终记住自己的归侨身份，特别是在一同回国的三哥和四哥先后参加人民解放军，保家卫国（四哥参加了抗美援越战争）的激励下，1960年她在广州第五中学就加入了侨联小组，参加侨联活动超60年，历任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工学院）侨联委员、侨联副主席，尽力为侨服务。同时，蔡明招于1984年加入被誉为“侨党”的中国致公党，历任支部委员、总支主委和省委委员，在作为海外华侨和国内归侨的“桥”的联系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4年蔡明招被评为广东省侨联系统先进个人， 2009年，她获得“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08年，蔡明招退休了，但她的教育事业并没有就此结束。在短暂的休息后，2010年，她应邀来到肇庆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相继担任了该校的教务处处长和科研处处长。2016年，华南理工大学成立教学督导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盛情邀请下，蔡明招再度回到熟悉的校园，按学校的要求组建实验教学督导组，并受任为组长。这一次，蔡明招成了“老师的老师”。她带领着小组成员，不但要进行实验教学督导，科研实验室督查，还要在期中教学检查时，对期中教学检查涉及的内容听老师们上理论课、实验课，给青年老师们提出建议，让他们尽快地掌握教学环节与规律，站稳讲台，提高教学水平。蔡明招丰富的教学经验，时常能给青年教师们带来不少启发和灵感。 

　　时至今日，蔡明招依然奔波在华南理工大学本校区和大学城校区的路上，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待学校的各项工作。而在工作之外，她也是个爱玩懂生活的人。退休之后，她兴致勃勃地游历了十几个国家，时不时就和姐妹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973年，我的儿子刚刚出生，一家三口挤在没有独立厨房和厕所的筒子楼里。我的月薪只有51元，每个月还要寄10元钱给我的父母。每次到了发工资的前两天，我几乎一分钱都没有了。现在日子好过了，搬了新家，楼下就有地铁站，手头也宽裕了。我们赶上了好时候，要继续努力，不能因为退休就此松懈了。” 

　　从回国至今，已过了一甲子。蔡明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了祖国的建设，见证了祖国的迅猛发展，实现了报效“唐山”的梦想。在未来的日子里，她还将活跃在校园里，与青年教师一道，为祖国的明天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