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4年的冬天，都快过年了，我们到成都去看望曾经给予我们极大支助的恩人黄觉庵先生。随身还携带着一块早已熏得发黑，黄灿灿的猪后臀肉（坐墩儿肉）。这是我们几个月前用盐浸渍入了味，再花几天工夫用柏树丫、花生壳慢慢熏好的一块腊肉。在那物资极度匮乏的年月，这块肉是极宝贵的。

　　黄觉庵先生原任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妻子李成英是省妇联主任，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夫妻俩都是抗战时期我父亲在西康省电报局工作时的同事。西康解放那年，才知道他们夫妇都时任中共西康省委地下党负责人。他那时是从重庆市调到西昌的。抗战中后期，时局危艰，国民政府原本想一旦陪都重庆失守，就退守西昌第二陪都。电台往往是先行的。那时我父亲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成都电报局国际电台工作不久，也奉调西昌，恰巧也同黄觉庵夫妇宿舍门对着门。父亲与母亲结为秦晋以后，相邻两家关系甚密，佣人间也常有往来。我父亲是报务技术人员，在来报处工作。黄先生常与我父亲交谈、了解些消息。那时我父亲年少，明事理，为匡扶正义，也会有意无意把一些知道的消息透露给黄先生夫妇，故黄先生对我们家印象很深。抗战胜利头一年，在西昌电报局我出生了。父母十分高兴地期盼着能早日调回成都。谁知日本侵占台湾后破坏很大，宝岛台湾百废待举，一纸调令，我父亲辗转又调去了台北电报局。母亲因我正在出天花无法随父亲成行滞留在了大陆。从此台海相隔，半个多世纪过去竟成为永诀。那时我母亲带着我回了荣县外婆家，与黄先生也再无联系。

　　也就是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海外关系，解放后我母亲屡遭厄运，被错划为右派，我也成了“双料”黑五类子女。我逐渐长大成人后求学无路，工作无门。好不容易捱到了1972年，已是举家生活维艰。此时母亲想到了让我们去成都父亲工作过的单位看看有无工作，解放前父亲去海外后，工资一直由成都电报局发，他个人只靠海外津贴生活。原本只是想能找到父亲昔日的同事，让他们帮我找份工作干。七问八问到了暑祙街成都市电报局，我们问起了马天吉先生，他当年曾在西昌电报局工作，与我父亲同一处室，此时已是成都市无线电厂厂长，马先生问起我们的情况后，表示十分同情我们的遭遇，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建议我们去找统战部门，并告诉我们父亲当年的同事黄觉庵先生正好在统战部工作，对我家的情况也比较了解。

　　1972年正是“文革”的中期，不少领导干部都靠边站了，黄部长也不例外，但我们仍抱着一线希望，经多方打听，第二天好容易才找到了四川省委，并在四川省委统战部见到了已是赋闲，每天只去部里看看文件的黄伯伯。那时，黄伯伯正坐在一把藤椅上看报，一见到我，不知为什么，就立刻想起了什么似的。当他听完我们的陈述后，立即让办公室秘书认真做了记录，沉默了一会儿，做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决定，告诉我们：“回乐山去吧，去教书。我会把你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希望你们的要求能得到解决。”当场还考了我们许多问题，问了我与妻子在哪所学校毕业，曾经在哪些地方工作？那些年，教师的地位还很低，被排在“臭老九”之列，但至少已经有了一份正式工作，他又鼓励我们说“当老师，老师起码有寒、暑两个假期。还可以多读些书，将来可以继续深造。目前，还能解决你们的生活困难。”也就是“继续深造”四个字的鼓舞，为我在恢复高考后，完成大学学业带来了巨大动力。

　　回到乐山以后我们又等了几个月。先后去找了乐山地革委、县革委，不久，地革委政工组组长孙太富同志亲自接待了我们。第二次去地委统战部时叶部长还亲自询问了我们的情况。不久再见到叶部长时，他满脸高兴地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困难，已有解决的办法了，省委已经转来了你们写给他们的材料，乐山地委安静副书记、军分区王烈义政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分别都做了批示，你们回乐山县去做教师。”就这样，在地、县委统战部门直接关怀、过问下，我们于1973年下期，调到了乐山县太平镇同一所学校做教师，户籍、粮油关系仍然留在乐山城里，说待有机会即调回城。三年后，我们果然调回了乐山城。我在嘉乐民中（五中前身）任教，妻子在新建小学教书。

　　在太平镇中学教书的日子里，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落实了我们的工作，拯救了我们，那时社会上普遍提的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而要落实起来，谈何容易。在后来，我们想到了用什么去答谢我们的恩人呢？送点东西吧，以表寸心。那年月粮油、副食品都很紧张，每个人每月仅有半斤猪肉票、二两菜油票。学校里二十多位老师搞勤工俭学养猪、开荒种地，逢年过节也会分到些肉。我们全家才用积攒下来的五、六斤肉票，在赶集时割了块猪后臀肉，洗干净，烟熏了，仔细放好，一直搁了几个月。1974年的寒假，我们去了成都。

　　到了成都已接近春节了，蓉城天气很冷，好象还飘着水雪，大街小巷响着鞭炮声，年味浓浓的。

　　经过打听，我们找到了离四川省委不远处的宁夏街省妇联，黄先生夫妇就住在省妇联一个单独的小院里。见到我们后黄先生非常高兴，说起收到过我们好几封信，只是一直没来得及回。那天他不仅热情招待我们，还留我们在他那里过年，等过完年后再回乐山。我们见到黄先生子女多，便婉拒了他的盛情。可是，当我们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那块老腊肉时，黄先生不高兴了。他当场就说：“快拿回去，快拿回去，这肉我不能收，我们有配给，比你们好一些。如果你们坚持给我，就请代为转送给你母亲，你母亲也很不容易啊！”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夺眶而出，要知道，那时我的母亲还未平反，还戴着反革命、右派两顶帽子。回到乐山以后，我把黄部长的话转告了母亲，母亲在难过中十分感动。我想这句话不仅是对饱受风霜的母亲的莫大安慰，更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给普遍群众带来的温暖和慰籍。

　　从这以后，黄伯伯来信还一直关心我们的生活、工作情况，我们也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我先后在初中、高中、大学任教直到退休，一直工作了近40年，成为了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几年前，当四川省作家协会要组织我们去台湾访问、交流时，我曾想也该是去扫墓，把情况告诉我已在台北因患骨癌去世，埋在九泉之下的父亲的机会。那时我都已经和台湾交通部中华电信总公司的总经理吕锦荣先生通了信，在他用公函的复信中，吕经理还加盖了他的私章。他答应在我到台北后，在去扫墓、交通上给予一定帮助。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可是由于我母亲已经去世，在台湾的姨母也已经去了他国等多方面原因终未成行，我想在我有生之年，恐怕很难去台湾了。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能实事求是正确贯彻执行落实党的不唯成份，不论出身如何，一视同仁政策的举措，在我心中已是深深扎下了根。尤其是黄部长夫妇廉洁奉公，连我们以极微小的报恩之礼都坚决拒收的事，让我们难以忘怀，这是共产党人何等难能可贵的品德啊！

　　后来，我们听说“文革”以后，黄觉庵先生已恢复了工作，他先后在省人大、省委统战部领导岗位工作，李成英嬢嬢在省卫生厅任厅长，他们都是90多岁高龄后辞世的，我们因为工作在乐山，没有参加葬礼，仅去了书信吊唁。一块老腊肉的往事虽然已过去了多年，而这么多年来，我时刻没有忘记这份浓浓的统战情，也常讲给我的儿子、孙子，我的同事，我许许多多的学生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