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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献军:我的援非记忆

    2017年7月21日,经过二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我作为浙江省第25批援非医疗队的一员,抵达了马里首都巴马科。出发前关于非洲的各种担忧——干燥、炎热、贫穷、政局动荡、艾滋横行……在踏上非洲大地的那一刻都释然了,取而代之的是既来之则安之的踏实。虽然远离家乡和亲人,但我知道12000公里外有祖国坚强的后盾。 

  初识马里 

  走出机场,迎接我的便是马里的“热情”。太阳明晃晃的,亮的有些睁不开眼。马里地处非洲西部,赤道沿线,7月是这里的雨季,温度并不算高,但阳光下仍有明显的灼热感。在去往驻地的途中,我对这个“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有了最初的印象。这里除了主干道外,几乎都是泥路,像一条条裸露的伤疤。低矮破旧的小平房、商铺、棚户,吞云吐雾的高污染汽车,随处可见的垃圾,目之所及很难和一个国家的首都联系起来。唯有路边不时掠过的村庄里,那些可爱的孩童天真的笑容和挥手,让这里多了一份简单淳朴和平易近人。 

  车子经过巴马科“三桥(Troisieme pont)”,我不由地多看了几眼。这座“三桥”,是由中国政府援建的,名叫中马友谊大桥,但由于之前尼日尔河上已经有了两座大桥,所以当地人都习惯称之为“三桥”,我们的驻地就在三桥脚下。顾不上一路辛劳,我们拜访了第24批援马里医疗队队员。在大洋彼岸的遥远国度见到亲切的面孔,不免有些“他乡遇故知”的激动。而在老队员为我们介绍医疗队工作和马里的生活情况时,我有了一种深深的使命感——这是一场接力,一场支援马里,救治马里人民,增进中非友谊的的接力,我是下一任接棒者之一,是医者,更是使者。 

  马里医院离驻地不过一百多米,这是中国援非建造的首家综合性国家级医院,也是全马里最好的公立医院之一。尽管如此,它的医疗条件仍远不如国内的县级医院。三幢小楼——门诊、病房、医技手术室,连在一起,几乎就是医院的全部。房子都是两层矮楼,据说是因为水资源紧缺,水压低,上了三层就得动用水泵了。医院总共100多张床位,检查手段匮乏,医疗设施简陋。可以预见,接下来的五百多个日夜我将面临的是困难和苦寂,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历练,但我确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开展工作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医院跟随老队员查房、门诊、手术,进一步了解工作流程和注意事项,顺利完成了对接。马里医院没有骨科专科,骨科只是附属于脑外科的一个小科室,医院没有本地的医师与护士、也没有现成的临床工作流程,甚至连手术必须的器械,如电钻、钢板等都是医疗队从国内海运过来的。 

  第三天,我开始独立门诊,见到了医院给我配的翻译兼助手Kone女士,一个高大壮硕的非洲女人。马里的官方语言是法语,但大部分马里人说的是当地语“邦巴拉语”,这让接受了五个月法语集训的我几乎无用武之地。Kone热情泼辣,认真仔细,会说法语和邦巴拉语,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遇到一些难以解释的专业术语,我还可以借助字典让患者明白,语言沟通上倒是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 

  艰苦的工作条件,承担的却是繁重的临床工作任务。骨科是马里医院门诊病人最多的科室,我平均一上午的接诊量在50人次左右。不过马里人淳朴、善良,他们总是有序地排队,安静地等候,对医生更是敬重和信赖,上医院前总会穿戴整齐。所以马里的医患关系相当“和谐”,没有遇到“十万个为什么”的病人,也不用担心“剑拔弩张”,减轻了不少压力,我可以专注于治病救人。 

  马里是非洲著名的黄金生产国,与丰富的金矿资源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马里的贫穷。大部分马里人看不起病,对于疾病的治疗意识也非常淡薄,有时候很小的一个病,由于忍着、拖着,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样的病例很多,我所在的骨科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骨折都是陈旧性骨折,大大增加了处理难度。2018年6月,诊室里来了个六岁大的小女孩“巴巴”(音译),半年前因摔伤导致右小腿胫腓骨骨折,送来的时候骨头已经畸形愈合,右腿弯曲,不能正常走路,像受伤的小鸟蜷缩在爸爸怀里,不哭不闹,也不说话。巴巴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黑白分明,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委屈和渴望,不由地一阵心疼。我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巴巴跟儿子年龄相仿,本该是最无忧无虑的年纪,却因为伤痛不能自由奔跑。我给巴巴做了骨折矫形手术,恢复了胫腓骨的对位对线。3个月后,巴巴的骨折已经基本愈合。小姑娘冲我羞赧地笑着。孩子的爸爸,这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蹦出了一句生涩的 “谢谢!”那一刻,我想起了习总书记提出的“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油然而生一名中国援非医生的自豪感。 

  在马里的十八个月里,我完成了全髋关节置换术、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四肢复杂骨折内固定术、四肢骨折脱位畸形愈合矫形术、四肢创面植皮术等各类手术110余台,接待门诊病人6000余人次,并积极开展各种新手术、新技术,为病人解除痛苦。虽然自然环境恶劣、社会动荡不安并常有恐怖袭击威胁,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大的困难,最难的是想做的手术没有条件做。一方面是缺医疗器械,如合适的钢板、内植物等,另一方面也是最普遍的就是病人支付不起医疗费用。 

  马里贫富悬殊,医保普及率低,而且实行医药分离的特殊政策。病人在医院门诊后,要自行到药店购买药品和手术耗材。相比于马里的人均收入,这里的物价并不便宜,药价甚至高于中国。中国医疗队所带的免费药物、器械数量种类都有限,有些药物必须在当地购买,所以看不起病的马里人一去不回头或者几个月后才筹到钱回来做手术的现象见怪不怪。阿马渡(音译)是我结束援非前接诊的一个病人,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因为车祸导致多发骨折,并发骨髓炎。他来找我的时候,已是车祸后一年,骨头已经畸形愈合,但窦道(简单说就是溃烂的创口)一直在,仍有脓液流出。清创后我给阿马渡做了腓骨矫正手术,术中发现情况比预想的糟糕得多,现有条件下无法治疗。术后两天,感染又加重了,急需一种叫“泰能”的抗生素,可医疗队带的该药已经过期。当地药店价格昂贵,一支要两到三百人民币。一天三支,至少两周以上的用药对月收入只有几百人民币的阿马渡来说无疑是一笔无力承受的开支。创口反复流脓,现有的抗生素疗效甚微,阿马渡无奈地选择了放弃。这意味着正值青春年华的他将渐渐丧失行走能力,落下终身残疾。回国半年了,至今想起,我仍觉得惋惜和遗憾。 

  感受马里 

  马里民间流传着一句话,“这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时间”,一语道破了当地人的生活状态。慢节奏的生活,慢节奏的文化就是典型的马里特色。马里医院的工作时间是上午半天,下午,医疗队会进行集中的语言、党课培训及业务学习和交流,晚上则留在驻地休息。自成家立业以来,忙得焦头烂额是常态,如今倒是有充足的业余时间可以心无旁骛地充电学习了。在驻地的宿舍里,我阅读了大量的专业文献,还完成了一篇SCI论文。背井离乡,最难熬的是思乡之情,与其伤春悲秋,举杯邀月,不如给自己找点事做,把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丰盈。 

  我们平时的生活大多在驻地和医院两点一线间,每到周末,厨师会去粉红大市场采购食材,我也会一同前往。粉红大市场其实就是巴马科市中心的菜市场,因粉红色的外墙而得名。香港美食家蔡澜曾说过,每到一地,必要逛一下当地的菜市场。菜市场是一个城市的缩影,最贴近当地人的生活。这里大概是巴马科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了,高矮胖瘦的马里人趿拉着拖鞋,慢悠悠地叫卖着,讨价还价着。比人群更密集的是到处飞舞的苍蝇。肉摊上大块大块的肉远看都是黑色的,走近一瞧才发现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苍蝇,瞬间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可马里人好像早已经习以为常了,丝毫不影响买卖的心情。同样让我出乎意料的还有商贩的诚实守信,他们绝不会短斤缺两或者以次充好,还会帮顾客称好装好按类分好,民风之淳朴可见一斑。头顶物品的马里人是市场里的另一道风景,一盆水、一袋米、一捆柴火……五花八门的东西,有些足有几十斤重,却像长在了他们头上一样稳稳当当,怎一个“牛”字了得。 

  菜市场附近还有一家中国城, 可以买到菜场里买不到的东西,比如豆腐,一斤要卖750西非法郎(约人民币9元),真是应了那句“物以稀为贵”了。 

  马里的中国人并不少,有创业的、经商的,也有打工的。中国人聪明、勤快也肯拼。一到节假日,还在岗位上坚持的往往是中国人。马里人虽然贫穷,却把生活放在第一位。休息时间打个牌、喝点小酒是男人们喜欢的娱乐消遣,女人们则在大树下围坐着喝个茶,唠唠家常。不远处,孩子们踢着足球,嬉戏着、打闹着,简单祥和的画面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马里是中国的传统友好国家,这里的“中国印记”随处可见。除了巴马科三桥、马里医院,还有很多中国援建的项目,比如纺织厂、糖厂、皮革厂、制药厂、体育场、国际会议中心等,甚至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大规模的农田,不少也是中国援助马里围垦的,用来种植棉花、甘蔗等农作物。我喜欢这些“中国印记”,它让我看到了中非两国几十年来结下的深厚友谊,感怀几代人对非洲援助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果,更让我觉得祖国离我并不遥远,她就在我的视线里,在我身边,默默地关注着我,支持着我,给我勇气和力量。我为祖国骄傲,为中国力量自豪,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一名援非中国医疗队成员感到无上的荣光!(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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