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一生就是一部小说"--记归侨女作家莫耶
韩三洲
来到延安，站立在夕阳映照的宝塔山下，耳畔多半会响起那首著名的歌曲《延安颂》。
《延安颂》的词作者，是从茶乡福建安溪走出的女作家莫耶（1918～1986）。莫耶，原名陈淑媛。父亲陈铮是缅甸归侨。1932年，莫耶随父居厦门鼓浪屿，就读于慈勤女中。上学期间，其习作散文《我的故乡》，被国文老师推荐在《厦门日报》上发表，由此引发她的写作热情，开始向上海《女子月刊》投稿，作品多被采用。1930年，上海女子书店的《女子文库》出版莫耶的第一部著作《晚饭之前》(独幕剧集)，署名陈白冰。《女子月刊》还以莫耶的照片为封面，称她为"善写诗歌、剧本的女作家"。莫耶在上海期间，常与左翼作家蔡楚生等人接触，并深入工厂了解女工生活，写出一批宣传妇女解放的诗歌、小说、剧本，在《女子月刊》上发表，后来曾一度任该杂志主编。
抗日战争爆发后，莫耶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救亡演剧第五队任编辑，投入抗日宣传和救济难民工作。这期间，她写了抗日救亡剧作《学者》。同年10月，19岁的她随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到达延安，这是从沦陷区及大后方到延安的第一个文艺团体。从这时候起，作家更名莫耶，意寓《搜神记》及鲁迅先生小说《铸剑》中那锋利的宝剑名(莫邪)。随后，她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莫耶任救亡室文娱委员。1938年春，莫耶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第一期戏剧系学习。夏，转入文学系。在鲁艺学习期间，她创作的歌词《歌颂延安》，由中央宣传部征得本人同意，更名为《延安颂》，并由音乐系郑律成谱曲，在延安礼堂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演出，博得中央领导的肯定和称赞。于是《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延安城，传遍各抗日根据地，甚至传到"国统区"和敌后以及海外华侨中，成为一曲激发抗日爱国热情的战歌。大批革命青年高唱这首歌奔向延安，加入抗日救国行列。《延安颂》至今仍传唱不衰，成为一支传统革命歌曲。
1938年冬，莫耶加入鲁艺组织的实习队，和作家沙汀、何其芳等，跟随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被分配到政治部战斗剧社任编剧教员。1940年春，任剧社创作组组长。她不仅从事创作，还参与编印前线刊物《战斗文艺》。同年她代表部队文艺工作者加入晋绥边区文联，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在晋西北兴县一座天主教堂大院里，贺龙大声说："莫耶，是我们一二○师出色的女作家。"从1938年冬到1940年夏，莫耶除了和张可、刘萧芜合作创作大型话剧《丰收》外，还独自创作大型话剧《讨还血债》、《齐会之战》、《水灾》、《一万元》、《百团大战》；独幕话剧《叛变之前》、《到八路军里去》；歌剧《荒村之夜》等，还有一批歌词、舞蹈。剧社演出的服装，多由她剪裁缝制。有时她还登台演出。在战争环境里，她口袋里总是装着笔记本，随时随地采访、记录、写日记。在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时期，她常常是一茶缸开水、一把炒豆充饥。有时在集体讨论后，连夜写出一个小戏，第二天就排练演出。
对一个终生追求真理的革命女战士来说，莫耶的一生并不平坦，而牵连她一生、现在又很少提到的政治事件，就是缘于她在1942年3月发表的一篇小说《丽萍的烦恼》。现在一提到自1941年后延安出现写暴露文学时的作品，就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其实，不应该忽视莫耶从生活经历中选取典型素材、抨击当时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的《丽萍的烦恼》。1942年3月9日，丁玲有感于两桩离婚案，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三八节有感》，表达自己的思想感受：中国妇女长期承受的封建压迫在革命圣地延安也并未彻底消失，一些有着"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的女性，婚后在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的丈夫逼迫下却成了"回到家庭的娜拉"。
丁玲的文章发表一周之后，莫耶的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也在《西北文艺》上发表，文中描写一个名叫丽萍的知识女性，为了反抗封建婚姻而投身革命，后与一老革命成婚，但这位女干部与首长结婚以后，只能待在家里生孩子，侍候着丈夫而不能出去工作，还因为生活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而冲突不断，而男权思想严重的丈夫却把丽萍的种种"牺牲"当作天职，以封建家庭观念束缚妻子，这让女主人公充满着无尽的烦恼，在某些章节里，小说还暴露和批评了个别工农干部对待知识分子妻子的粗野行为。《丽萍的烦恼》对中国社会进步中封建残存因素的探索，显示出莫耶创作观念的成熟。它在艺术形式上，恰好呼应了丁玲的感受，这两篇文章都在思考着如何消除进步制度中残存的封建因素。小说在《西北文艺》上发表后，顿时轰动了晋绥解放区，因为过去大家看到写革命队伍的作品大都是歌功颂德的文章，而这篇对革命队伍中的某些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式的作品，使人们耳目一新。
然而，在人们争相传阅赞扬这篇小说的同时，也有不同争议和反对意见。许多老同志就对《丽萍的烦恼》表示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老同志革命有功，也需要婚姻，需要生活，而这篇文章就知道反映了知识女性的烦恼，难道老同志就没有烦恼了？结果，《丽萍的烦恼》在讨论中很快被封杀，并酿成一桩严重的文艺事件。一些文章开始联系作者的出身进行批判，如说：《丽萍的烦恼》是"一篇含有小资产阶级偏见和歪曲现实的作品"，"是晋西北学风文风中的一股阴风"，作者的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可以形成绝对主义；表现在文艺创作上，可以歪曲现实，流为讽刺"。此后，不仅这篇小说再也没有机会和读者见面，莫耶的人生道路也从此笼罩在重压之下。后由于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的关怀和保护，她才渡过难关。到了1947年，整党整军的"三查"运动中，在康生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下，莫耶因为历史问题与"反党小说"问题，再次遭受晋绥军区宣传部的批判斗争，还被禁闭在一座破窑洞里关押禁闭了几个月。莫耶在"三查"中挨整的历史问题，还有一段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插曲。原来当年她在上海编辑《女子月刊》时，国民党特务骨干沈醉以《中央日报》记者的身份也在上海活动。因莫耶的父亲曾加入过"复兴社"，沈醉在她父亲面前称晚辈，还曾追求过她。后来莫耶来到延安参加革命，沈醉的书信也追到了延安。此事莫耶本人并不知道，因为信都被上边扣住了。组织上因此也对她产生过怀疑，这也是她在整风、"三查"中不断遭整的另一个原因。此事直至"文革"中有人贴大字报后揭发，莫耶才得知其中的缘故。
多年以来，《延安颂》虽然继续在人们中间传唱，但在很长一段时期，是只有歌词而没有词作者名字的，莫耶的名字，逐渐被人们淡忘了。所有这些，并未影响这位女战士的革命意志。1948年秋，莫耶随《战斗报》被调回延安，跟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1950年，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后任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人民军队报》社长方唯若结婚。
1955年，莫耶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由省委常委兼)。1956年，在"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运动中，莫耶经省委分管领导同意，在《甘肃日报》上刊登铁路职工张凌虚被官僚主义逼害得精神失常的事件，并发表社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受到读者赞扬。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与这篇报道有关的人都被错划为右派。莫耶成为这起冤案的主要人员，受批判和降级处分，还差点被送到夹边沟去劳改。
1962年，莫耶临时主持《甘肃日报》社工作。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莫耶因"张凌虚事件的报道"和小说《丽萍的烦恼》等历史旧账，又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斗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她又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分子"，受到更严厉的批斗，被关进"牛棚"，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直至1970年，才被暂时分配工作。可以说，由于《丽萍的烦恼》带来的政治后果，像挥之不去的噩梦，始终缠绕着莫耶的一生。
1979年，笼罩在莫耶身上的长年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年过花甲的她出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重新拿起搁置多年的笔，一心倾注在文学创作上，相继创作出电影剧本《战地火花》，中篇小说《春归》和《青山夕照明》以及短篇小说《走资派和牧羊娃》。编辑出版了自选集《生活的波澜》和回忆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章。1984年后，因心脏病多次住院，但还写出了《生命的搏斗》、《战斗剧社在晋察冀》，整理一本4万多字的《一本幸存的敌后日记》和散文集《烽烟集》、中篇小说集《春归》、战斗故事集《枪林弹雨见英雄》等。并写出自传体长篇小说《信念》的第一部《父与女》的初稿。1986年5月7日5时56分，莫耶是在喃喃地吟唱着《延安颂》中，走完自己人生最后旅程的，终年68岁。
著名作家杜鹏程曾这样形容说："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来源：政协报）
来到延安，站立在夕阳映照的宝塔山下，耳畔多半会响起那首著名的歌曲《延安颂》。
《延安颂》的词作者，是从茶乡福建安溪走出的女作家莫耶（1918～1986）。莫耶，原名陈淑媛。父亲陈铮是缅甸归侨。1932年，莫耶随父居厦门鼓浪屿，就读于慈勤女中。上学期间，其习作散文《我的故乡》，被国文老师推荐在《厦门日报》上发表，由此引发她的写作热情，开始向上海《女子月刊》投稿，作品多被采用。1930年，上海女子书店的《女子文库》出版莫耶的第一部著作《晚饭之前》(独幕剧集)，署名陈白冰。《女子月刊》还以莫耶的照片为封面，称她为"善写诗歌、剧本的女作家"。莫耶在上海期间，常与左翼作家蔡楚生等人接触，并深入工厂了解女工生活，写出一批宣传妇女解放的诗歌、小说、剧本，在《女子月刊》上发表，后来曾一度任该杂志主编。
抗日战争爆发后，莫耶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救亡演剧第五队任编辑，投入抗日宣传和救济难民工作。这期间，她写了抗日救亡剧作《学者》。同年10月，19岁的她随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到达延安，这是从沦陷区及大后方到延安的第一个文艺团体。从这时候起，作家更名莫耶，意寓《搜神记》及鲁迅先生小说《铸剑》中那锋利的宝剑名(莫邪)。随后，她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莫耶任救亡室文娱委员。1938年春，莫耶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第一期戏剧系学习。夏，转入文学系。在鲁艺学习期间，她创作的歌词《歌颂延安》，由中央宣传部征得本人同意，更名为《延安颂》，并由音乐系郑律成谱曲，在延安礼堂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演出，博得中央领导的肯定和称赞。于是《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延安城，传遍各抗日根据地，甚至传到"国统区"和敌后以及海外华侨中，成为一曲激发抗日爱国热情的战歌。大批革命青年高唱这首歌奔向延安，加入抗日救国行列。《延安颂》至今仍传唱不衰，成为一支传统革命歌曲。
1938年冬，莫耶加入鲁艺组织的实习队，和作家沙汀、何其芳等，跟随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被分配到政治部战斗剧社任编剧教员。1940年春，任剧社创作组组长。她不仅从事创作，还参与编印前线刊物《战斗文艺》。同年她代表部队文艺工作者加入晋绥边区文联，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在晋西北兴县一座天主教堂大院里，贺龙大声说："莫耶，是我们一二○师出色的女作家。"从1938年冬到1940年夏，莫耶除了和张可、刘萧芜合作创作大型话剧《丰收》外，还独自创作大型话剧《讨还血债》、《齐会之战》、《水灾》、《一万元》、《百团大战》；独幕话剧《叛变之前》、《到八路军里去》；歌剧《荒村之夜》等，还有一批歌词、舞蹈。剧社演出的服装，多由她剪裁缝制。有时她还登台演出。在战争环境里，她口袋里总是装着笔记本，随时随地采访、记录、写日记。在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时期，她常常是一茶缸开水、一把炒豆充饥。有时在集体讨论后，连夜写出一个小戏，第二天就排练演出。
对一个终生追求真理的革命女战士来说，莫耶的一生并不平坦，而牵连她一生、现在又很少提到的政治事件，就是缘于她在1942年3月发表的一篇小说《丽萍的烦恼》。现在一提到自1941年后延安出现写暴露文学时的作品，就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其实，不应该忽视莫耶从生活经历中选取典型素材、抨击当时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的《丽萍的烦恼》。1942年3月9日，丁玲有感于两桩离婚案，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三八节有感》，表达自己的思想感受：中国妇女长期承受的封建压迫在革命圣地延安也并未彻底消失，一些有着"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的女性，婚后在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的丈夫逼迫下却成了"回到家庭的娜拉"。
丁玲的文章发表一周之后，莫耶的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也在《西北文艺》上发表，文中描写一个名叫丽萍的知识女性，为了反抗封建婚姻而投身革命，后与一老革命成婚，但这位女干部与首长结婚以后，只能待在家里生孩子，侍候着丈夫而不能出去工作，还因为生活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而冲突不断，而男权思想严重的丈夫却把丽萍的种种"牺牲"当作天职，以封建家庭观念束缚妻子，这让女主人公充满着无尽的烦恼，在某些章节里，小说还暴露和批评了个别工农干部对待知识分子妻子的粗野行为。《丽萍的烦恼》对中国社会进步中封建残存因素的探索，显示出莫耶创作观念的成熟。它在艺术形式上，恰好呼应了丁玲的感受，这两篇文章都在思考着如何消除进步制度中残存的封建因素。小说在《西北文艺》上发表后，顿时轰动了晋绥解放区，因为过去大家看到写革命队伍的作品大都是歌功颂德的文章，而这篇对革命队伍中的某些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式的作品，使人们耳目一新。
然而，在人们争相传阅赞扬这篇小说的同时，也有不同争议和反对意见。许多老同志就对《丽萍的烦恼》表示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老同志革命有功，也需要婚姻，需要生活，而这篇文章就知道反映了知识女性的烦恼，难道老同志就没有烦恼了？结果，《丽萍的烦恼》在讨论中很快被封杀，并酿成一桩严重的文艺事件。一些文章开始联系作者的出身进行批判，如说：《丽萍的烦恼》是"一篇含有小资产阶级偏见和歪曲现实的作品"，"是晋西北学风文风中的一股阴风"，作者的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可以形成绝对主义；表现在文艺创作上，可以歪曲现实，流为讽刺"。此后，不仅这篇小说再也没有机会和读者见面，莫耶的人生道路也从此笼罩在重压之下。后由于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的关怀和保护，她才渡过难关。到了1947年，整党整军的"三查"运动中，在康生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下，莫耶因为历史问题与"反党小说"问题，再次遭受晋绥军区宣传部的批判斗争，还被禁闭在一座破窑洞里关押禁闭了几个月。莫耶在"三查"中挨整的历史问题，还有一段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插曲。原来当年她在上海编辑《女子月刊》时，国民党特务骨干沈醉以《中央日报》记者的身份也在上海活动。因莫耶的父亲曾加入过"复兴社"，沈醉在她父亲面前称晚辈，还曾追求过她。后来莫耶来到延安参加革命，沈醉的书信也追到了延安。此事莫耶本人并不知道，因为信都被上边扣住了。组织上因此也对她产生过怀疑，这也是她在整风、"三查"中不断遭整的另一个原因。此事直至"文革"中有人贴大字报后揭发，莫耶才得知其中的缘故。
多年以来，《延安颂》虽然继续在人们中间传唱，但在很长一段时期，是只有歌词而没有词作者名字的，莫耶的名字，逐渐被人们淡忘了。所有这些，并未影响这位女战士的革命意志。1948年秋，莫耶随《战斗报》被调回延安，跟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1950年，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后任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人民军队报》社长方唯若结婚。
1955年，莫耶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由省委常委兼)。1956年，在"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运动中，莫耶经省委分管领导同意，在《甘肃日报》上刊登铁路职工张凌虚被官僚主义逼害得精神失常的事件，并发表社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受到读者赞扬。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与这篇报道有关的人都被错划为右派。莫耶成为这起冤案的主要人员，受批判和降级处分，还差点被送到夹边沟去劳改。
1962年，莫耶临时主持《甘肃日报》社工作。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莫耶因"张凌虚事件的报道"和小说《丽萍的烦恼》等历史旧账，又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斗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她又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分子"，受到更严厉的批斗，被关进"牛棚"，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直至1970年，才被暂时分配工作。可以说，由于《丽萍的烦恼》带来的政治后果，像挥之不去的噩梦，始终缠绕着莫耶的一生。
1979年，笼罩在莫耶身上的长年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年过花甲的她出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重新拿起搁置多年的笔，一心倾注在文学创作上，相继创作出电影剧本《战地火花》，中篇小说《春归》和《青山夕照明》以及短篇小说《走资派和牧羊娃》。编辑出版了自选集《生活的波澜》和回忆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章。1984年后，因心脏病多次住院，但还写出了《生命的搏斗》、《战斗剧社在晋察冀》，整理一本4万多字的《一本幸存的敌后日记》和散文集《烽烟集》、中篇小说集《春归》、战斗故事集《枪林弹雨见英雄》等。并写出自传体长篇小说《信念》的第一部《父与女》的初稿。1986年5月7日5时56分，莫耶是在喃喃地吟唱着《延安颂》中，走完自己人生最后旅程的，终年68岁。
著名作家杜鹏程曾这样形容说："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来源：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