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０年６月至９月，我去新西兰奥克兰参加第１７届夏季拓朴会议，会后又应邀在奥克兰大学数学系讲了六周大学三年级的多元微积分。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６年我曾两次造访，抚今追昔，感慨颇多。
　　１９９１年来奥克兰时，奥克兰大学全校只有从国内公派来的不到６０位访问学者，城内华侨也不多。这次再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教的一个班１００名学生中，亚裔超过了一半，有国内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再加上韩国、越南等国学生，新西兰人反而成了“少数民族”了。马路上、公共汽车里到处是讲普通话的中国留学生。再加上国内出访的各式团组，来新从事国际贸易的华裔，移民定居的华人家庭，奥克兰简直成了华人世界，据说仅中国留学生在新西兰就有１７０００多人，国际学生每年给新西兰带来１０亿新元的收入（一新元约合人民币４元)，是葡萄酒出口的４倍，甚至已经超过羊毛出口。
　　我住在一家从上海移民来的老夫妻家中。他们以每周２００新元的租金，租来这套三室两厅再加地下室的住房，再分租给我和另外一对新疆移民来的父子，父亲在一家杂货店打工，供儿子上高一。房东可谓是最老的“留学生”了，他已年近七十，在国内已经退休。此地法律规定，只要上学，每周都可以领到一百多新元的政府补贴，他就在一家语言学校注册，但我从未见他上过学。听说最近当地政府也开始在发放补贴方面从严掌握，同时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
　　来奥克兰的第二天，就遇到了山东老乡。会议午间休息，我在繁华的皇后大街上，看到一家生意非常红火的大排档中餐馆，服务的小伙子是从青岛来的，趁假期打工。四个半新元(约合人民币二十元）即可任选三种菜配上米饭或面条，难怪连毛利人（当地土著）也来排队买饭。我每天乘公交车到学校上班，一路上常常遇见从国内来的留学生。见到过几个山东老乡，都给我留下了好学上进的好印象。有从潍坊、烟台、泰安等地来的，遇见济南来的就更觉亲热了。从济南来的一个小姑娘，是高二来新西兰的，现在边打工，边读奥大预科，每周末去一家大公司打扫办公室，能赚够一周的零花钱。
　　我教的一百名学生也是形形色色，最老的是一位祖母级的学生，孙子们都长大独立了，她就来上大学。另一位是当地的小学教师，是毛利人，她学习很努力，很有礼貌，每次答疑都来办公室问问题，并表示听课的自我感觉很好，直到有一次她问我二阶行列式怎么计算，使我大跌眼镜，我才了解她听课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因为她连中学生都应知道的常识都没掌握，就敢来听大学三年级的课。期中考试时，我教的学生有半数取得合格成绩，因而受到同事们的夸奖，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学生中，有几个是从高二开始在奥克兰读书，现在升到大三，当然交流就更多了，答疑时可以讲普通话，只是一些术语的中文名称，他们不知道。这些孩子们，虽然家长在国内，或是医生、律师等高收入阶层，或是民营企业家，但仍然感到经济的压力，读书时拼命学习，有的一天听六节课，目标也很明确，毕业时找一份好的工作。只是在新西兰困难更多一些，有些人就想回到国内发展。还有极个别的，据我看家长的钱来历不正，虽然看起来生活很好，但精神压力却不小。我有一份英文的学生名册，我想让中国学生注上自己的汉语名字，免得点名出笑话。班上多数同学都很高兴，连几个韩国人也都恭恭敬敬写上了自己的汉语名字。有两个学生拒绝，并说别的教师从未这样要求过。看到她们尴尬的表情和局促的样子，我意识到恐怕另有隐情。联想到朋友们告诉我，有个别人在这里，买豪宅靓车，出手就是几百万，却又是整天搬家，又是改名换姓，从不把电话号码告诉别人，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我就不再坚持了。原以为中国学生的成绩会很突出，但有些令我失望，后来在汽车上遇到一个从广州来的男孩子告诉我说：“我们这些人大都是在国内考不上好大学，而家庭条件又允许，才来这里留学的。”听后我恍然大悟，不禁使我想起“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的俗语，真是俗话不俗。
　　朋友托我考察一下在新西兰留学的途径和前景。我恰好有一个远亲在皇后大街的一家旅游学校读书，就专门探访了几次。说是学校，不过是一座高层建筑上，一层楼的几间房子，一个办公室，两间教室。跟学校的老师谈，老师告诉我，这个学校是一年制，发旅游五级证书，而多数入学的学生的实际水平，只能从三级开始学，因此招生很多，绝大多数是中国留学生，能够毕业拿到证书的很少。跟在校的学生谈，同学告诉我，一共三十六周课，每三周上一门课，考一次。十二次考试中，十一次是本校出题考试，可以蒙混过关的，有一次是全国统考，每年两个机会，通过的就很少了。学费约合人民币六万元左右，一次交清。老师讲课很快，效果不太好。该校过去声誉不错，又在报纸上大登广告，真是生源不足，财源不断，不久前又改成了二部制。明知效果不好，学费又贵，怎么还乐此不疲呢 原来是一出周瑜打黄盖的游戏。旅游五级证书是申请长期居留的最低门槛，很多学生就是冲这个来的。明知通过的人数很少，可谁知我一定通不过呢 正如买彩票的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中大奖，但幸运儿毕竟是百万里挑一。看到这些孩子，把父母的血汗钱，去水中捞月，我真是心痛。做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如何把我们的学校办好，更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知识的需求，真是一个重大课题。
　　在奥大数学系，我熟悉的还有几位华人。一位是我１９９１年去奥大时，系里雇的讲师，十几年过去了，他正从高级讲师晋升副教授，相信不久即会成功；另一位１９９４年开始在奥大读博士，１９９９年以优异成绩获博士学位，目前正在国家博士后基金支持下做研究，但仍未获讲师职位；再一位是１９９６年开始读博士，尚未毕业。从事业发展的眼光看，这几位都还比不上国内的同学。
　　从１９８２年第一次到美国留学，到去年第三次访问奥克兰大学，恰好经历了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初步实现小康，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１９８２年刚到美国时，真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我一直记得在横越太平洋的飞机上，一位母亲，把塑料刀叉包起来，准备回国时带给女儿玩的情景。不知不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国总觉得生活水平降低了，不如在家舒服，也不用再费尽心机往回捎什么礼品了，反而是经常在国外商店里，遭遇“中国造”。特别是在经停香港时，见到人民币兑换港币不收手续费的告示，与旧社会在租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对照，真是天壤之别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三年来的变化真是让我们扬眉吐气，豪情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