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2年出国进修，1984年回国。弹指之间已经过去了30个年头。但从报考出国预备生到出国，到在国外度过的两年，到回国传播在国外学到的新技术新方法，这期间所遇到的许多朋友，经历的诸多难以忘怀的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不时浮现在眼前。

　　一．报考出国预备生

　　1979年春，当时我在江汉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工作，院领导传达了石油部人事教育司关于选拔出国预备生的文件，其大意是：1. 国家决定继续派一批技术人员出国进修（注：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二次派遣），给石油部的名额是68名，石油部定于3月11 日在全国石油系统举行选拔考试，考试科目为2门，一门为专业课，在数学、物理、化学、地质、机械、电工等8门中选考一门；另一门为外语，在英语、俄语、德语、法语、日语5门中选考一门；2. 部属各单位（包括各石油院校、研究院所、油田和炼油厂等）的职工均可自由报名；3. 考试合格者录取为出国预备生，参加部办外语培训班强化培训外语，然后参加教育部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合格者录取为出国进修生，出国学习相关专业，期限为2年；4. 采取“哪里来，那里去”的政策，学成回国后回原单位工作；4. 规定各单位要给与报名参试者复习时间，准备应试。听了传达后，我脑袋里翻腾开了。出国进修，对于我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说，那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文革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唯成分论”的许多做法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然而毕竟影响太深，我的自卑心理也仍然十分严重。但我又想：文化革命多年，专业书籍早已束之高阁，所学知识已经忘记很多，有个机会复习，争取“捡”一点回来，实在是件大好事，我为何不乘此机会复习一下专业知识？于是我报了名，我学的是数学专业，在大学学的第一外语是英语（第二外语是法语），所以报考科目为数学和英语。我的数学考了88分，而英语却只得58分，总分达146分，以高分录取为石油部出国预备生。

　　二．英语培训

　　我们虽然通过了石油部的选拔考试，但英语水平都还较低，尤其是听力和口语都很差，离通过教育部选拔考试的要求，还差十万八千里。为了使我们的英语水平在短时间内能有迅速提高，1979年4月，石油部人事教育司在北京、辽宁大连和广东茂名等地开办了好几个外语培训班，对石油部出国预备生进行强化训练。玉门油田、江汉油田、武汉炼油厂、上海炼油厂、茂名炼油厂、江汉石油学院和茂名石油学校（简称“茂名油校”）等单位考英语的出国预备生安排在茂名油校的英语培训班。我和江汉油田的另７位，以及其它单位的各若干位，一共20多人，去到了茂名油校，组成了石油部茂名出国预备生英语学习班，教师是茂名油校的英语教研室的沈尧年老师、南海西部石油公司的卢克君教授和茂名石油公司的一位武汉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专家等。茂名油校的茅东海老师和我被选为班长，负责学员与校方之间的联络和学员生活管理的一些事务。开设的课程有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和英语900句等。每天都安排大量的听读训练，相当紧张，学员们都感到压力很大，非常用功。每天早晨6:30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节目（Special English），成了我们的必修课目，听Essential English和英语900句的录音也是我们课后的重要练习。那时经济生活还相当困难，几乎每天午餐和晚餐吃的都是清水煮空心菜或清水煮菠菜，没有什么油水，但却丝毫不影响大家的学习热情。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5个月的培训，我们的英语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节目，从开始几乎完全听不懂，慢慢地听懂越来越多，到后来过渡到能听其普通英语新闻节目。9月份石油部人事教育司举行结业考试，同时进行再次筛选，通过者可继续参加石油部人事教育司举办的的高级英语培训班，然后参加教育部的选拔考试。我们班大部分都取得了好成绩，通过了第二次筛选。

　　接着，石油部人事教育司又在广州元岗广东粤剧学校（原广州手表厂旧址）租了一些房舍，举办高级英语培训班，对通过了第二次筛选的学员再继续进行培训，以使他们能在教育部的选拔考试中取得较好的成绩。授课老师是从广州外语学院聘请的两位，以及茂名油校的沈尧年老师。教材是核心英语（Kernel English）和当代英语（English for Today）等，加上大量的托福（TOEFL）及类似托福的试题的演练。上核心英语课的是一位女教授，开始时我们对她全英语的讲授很难适应，听课时精神必需高度集中，一节课下来觉得很累。她给我们打印了每一课的教材，但都在课后才发给我们，我们很有意见，就向她要求在课前发。她给我们解释说：“这些材料，你们一看就懂，但一听就很多不懂。现在要训练的就是你们的听力，所以讲义不能课前发。”实践证明教授的意见是正确的：经过这一阶段的训练，我们的英语水平，特别是听说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然后我们在广州外语学院参加了教育部举办的出国进修生选拔考试。

　　我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的选拔考试，接着又通过了有关单位的政审，录取为出国进修生。

　　三．联系进修单位

　　在确定了出国进修生人选后，石油部人事教育司就多方设法为我们联系进修的接收单位；但要为68人找到接收单位，谈何容易！于是发话：除了他们继续尽力为大家联系接收单位外，鼓励出国进修生自己联系，谁找到了接收单位，谁就可以立即办理出国手续出去进修。我便写信给石油部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院长秦同洛教授，请他帮忙。他随即给美国斯坦福大学雷米（Ramey）教授写了封信，把我推荐给他。我又通过江汉油田油田处农林科科长牛满林，写信给他在美国的哥哥，世界知名的生物学家牛满江教授，请他帮忙寻找合适的进修单位。同时还给法国佛罗彼托石油技术服务公司（Flolopetrol Technique Services, 通常简称为佛罗公司）的试井解释专家Alain C. Gringarten博士写了一封信，要求到该公司进修，请他当我的指导导师。

　　但在相当长时间里雷米教授和牛满江教授没有给我任何答复。过了好几个月，才收到了他们的回信，原来，非常不巧，当我的信寄达美国时，牛满江教授正在欧洲作巡回学术报告，回到美国后才看到我的信；秦同洛院长给雷米教授的信恰因当地邮政工人罢工而迟迟送不到。雷米教授给我的回信说：他正在带一批研究生，其中包括好几名中国留学生，实在没有可能再带我了；但他已将我转推荐给他的学生，Tulsa A&M大学教授Rahvan，让他当我的指导导师，要我直接与他联系；他还说：Rahvan教授在试井理论研究方面造诣很高，我一定已对他有所了解。此时我已经联系成功，决定到法国佛罗公司去进修了。我只好回信表示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1986年我有幸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国际石油工程师协会例会，并为试井分会作现场翻译，坐在该分会的美方主席和中方主席中间，而美方主席正是雷米教授，见面时我向他提起5年前的那段往事，想不到他还记忆犹新。

　　我决定到法国佛罗彼托石油技术服务公司（Flolopetrol Technique Services, 通常简称为佛罗公司）去进修，源于1980年该公司总裁Fress先生率几位试井专家来华讲学。他们一行８人，包括世界试井解释权威Alain C. Gringarten博士、该公司研究发展部经理，石英晶体电子压力计的发明人之一Admond Diemer先生和市场部经理Max Tuech先生等，给我们带来了崭新的现代试井知识、技术及其最新发展成果。主谈则是石油部开发生产司的周成勋总工程师，参加的学员有全国各石油单位的20余名试井工作者，我有幸名列其中。大家都感到这次学习收获很大。讲学结束时，佛罗彼托公司设宴招待我们全体学员，席间该公司总裁Fress先生讲了一番非常友好的话，其中说到愿意为中国培养试井技术人员，他说：“你们可以派3~5名懂法语或英语、有一定理论基础和现场实践经验的人到我们公司来，学习一年，再工作2至4年，就可以基本掌握现代试井技术；在我们公司学习工作期间，我们公司负责给他们发工资。”结束后周成勋总工程师把我留下，帮助他写这次外事活动的总结报告，我特地把Fress总裁的这段话写进了总结报告：

　　“佛罗石油公司主动表示，愿为我方培训3~5名试井技术人员，希望我们选派能够独立工作并懂英语或法语的人员到他们公司，先学习一年，然后和他们一起工作2至4年，全面掌握试井方面的技术；在他们公司学习和工作期间，由他们负责发放工资。法国方面说：‘现在，电流已经接通’。进一步扩大彼此间的交流和合作，是有前景的。” 

　　 在最后的“几点建议”中，我还写了这么一项：

　　“在适当时候，派一些试井专业人员出国考察，进一步了解和学习国外试井新技术及新仪表的使用。建议选派一些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知识、一定现场实践经验并有一定外语水平的人员出国学习现代试井方法及测试技术，回国后举办学习班，迅速推广新技术、新方法，促进我国试井技术的发展。佛罗石油公司对我们比较友好，我们与他们已经有过较多的交往，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现在他们主动提出为我国培训试井技术人才，这是很好的机会，可以考虑。”

　　Gringarten博士把我的信转给市场部经理Tuech先生，Tuech先生给我回了信，说欢迎我去该公司，时间定为学习1年，然后工作2至3年，其间由他们公司给我发工资。我立即去北京向石油部人事教育司尹道默司长（后来任石油部管理干部学院院长）汇报，他看完佛罗公司的来信后说：“国家派你们出国进修的目的，是让你们赶紧学习我国急需的科学技术，回来为国家建设出力。佛罗公司提出的时间太长。你给对方回信，要求进修时间定为2年，最长不能超过3年；另外，不用他们发工资，国家会给你提供全部费用。”我即按此意见给Tuech先生回信说：“我国政府认为，我在贵公司进修的时间以2年为宜；我国政府会为我提供全部费用，不需贵公司给发工资。”没有说“最长不能超过3年”。Tuech先生收到后又回信说：同意我在该公司进修2年，仍由他们公司给我发工资，其中见习期3个月，职务是见习工程师，工资是每月2280美元；结束后职务是工程师，工资是每月2800美元。同时寄来了加入佛罗彼托石油技术服务公司的申请表，要我填好，然后寄回给他。

　　四．陈勇主任一席话的联想

　　我收到了Tuech先生的回信和申请表等文件后，立即电告石油部人教司综合处处长郑虎同志（后来升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郑虎同志叫我立即将这些材料给他们寄去。接着，在石油部人教司、外事司和法国佛罗彼托石油技术服务公司的帮助下，我申请赴法进修的手续办的很顺利，很快就进入到办理出国手续的阶段。

　　我很快就要出国了。这在江汉油田研究院是第一例，当时着实成了一个大事件。

　　院政治部主任陈勇特地找我“个别谈话”，进行“出国前政治教育”。除了狠说了我好些好话（我当时戴着“江汉局学铁人标兵”的红帽子）之外，他主要对我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要热爱祖国，牢记党的教导，进修完成后要回国；二是要注意“内外有别”，严守国家机密；三是要提防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在谈到第一个问题时，我回答说：“请你放心，我是一定会回来的！其实，要是我想走（指走出国门），我早就走了！”我说的这话是“话中有话”的，陈勇主任自然听的明白。在1969~1974年整整五年期间，我老婆孩子落不上户口，一家人吃我一个人的定量供应粮；我无数次向油田领导和地方政府反映，要求解决落户问题或到附近农村公社插队，可就是得不到解决。在那种没有饭吃的情况下，我有充分理由申请到国外投奔亲人（我父亲在香港，爱人是印尼归侨，岳父一直住在雅加达），而要是我们申请，领导恐还真没有理由不批准：我们要吃饭、要活命啊！可是就在那种情况下，我都没有申请出走，而且一直没有将我们的困苦情形告诉在境外的亲人，请求他们救济，而是一直坚持在国内，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奋斗，上班做好业务工作，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还在全国发行的杂志上发表了10多篇论文和译文；下班开荒种植玉米、红薯、豆角、南瓜、水瓜等等，还经常到豆腐房里讨要准备喂猪的豆腐渣，作为养家糊口的粮食。那些年我得到过非常多的嘉奖和表彰，几乎年年被评选为“先进工作者”，1977年还被树为“江汉局学铁人标兵”。最后在关于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主席反映上山下乡的问题，毛主席给予回信（信中“寄300元，寥补无米之炊”一句令当时全国人民感慨万分！）的文件公布之后，我受到启发：“人家可以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我为什么不能给国务院写封信？”，于是壮着胆子给国务院写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信，详细说明我的实际情况，向油田领导和地方政府反映、要求解决落户问题或到附近农村公社插队的情况，以及油田“走后门”成风，有的人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却就是解决不了的情况，请求帮助解决户口问题。信是从武汉用挂号寄出的。国务院收到后将它批转我所在的江汉石油管理局，责成江汉局“酌情解决”，江汉局领导这时表了态：“只要解决户口问题，刘能强是第一号”。到1974年我老婆孩子才总算落上了户口，结束了当“黑户”的日子。

　　五. 好事多磨

　　到1981年初冬，我终于办完了护照、签证等一切手续，也借了出国制装费，制了装，还买了一些准备作为礼物的中国工艺品，拿到了北京飞往巴黎的机票，……一切就绪，只等启程了。

　　启程当天，我到人教司，请求郑虎同志给法国佛罗彼托公司发份传真，告诉他们我的航班，请他们派人接机。郑虎同志说：这件事交给我们办；你看看你自己，马上要出国了，也不好好拾掇一下，赶快去理个发吧。于是我去地安门理了个发，然后到邮局给家里发了封电报，电文是：“今晚离京赴法”。

　　一回到石油部招待所，就遇到住在同一房间的同志，他急冲冲地说：“老天爷，你可回来了！人教司在到处找你，说有急事！”吃过午饭，顾不得休息，立即到人教司去。原来佛罗公司收到传真后，很快就回了传真，通知我进修地点在该公司的远东地区分公司，要我直接到新加坡远东分公司报到，而学习首先在印尼基地进行。可是当时我国和印尼已断交，和新加坡则尚未建交，我根本无法前往这两个国家。于是马上去退了机票，并立即给佛罗公司发传真，告诉他们上述情况，可是过了两天却还没有佛罗彼托公司的回音。郑虎同志说：“今年教育部的出国进修生选拔考试过几天就将举行，不如你再去考一次。”人教司立即给我补办了准考证，我又在北京语言学院参加了一次出国进修生选拔考试并再度被录取。

　　我不得不回到江汉油田。

　　1982年春，我接到佛罗彼托公司的通知，说鉴于我无法去该公司的远东分公司，决定让我去欧洲及地中海地区分公司北海基地。欧洲及地中海地区分公司设英国伦敦，北海基地则在苏格兰阿伯丁。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Calder先生给我的信中详细介绍了各方面的情况和有关前往伦敦和阿伯丁的具体事项。石油部很快为我办妥了去英国的手续，但当时近期内北京直飞伦敦的机票已订完，只好给我买了中国民航的北京-巴黎航班和英国航空公司的巴黎-伦敦航班的机票。

　　六. 告别祖国

　　1982年3月16日下午，我在一位老朋友家收拾行李，学打领带，他手把手地教我系上了领带。傍晚老朋友设家宴为我饯行。然后石油部派专车把我送到首都机场。

　　晚9时，我乘坐的飞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飞机。

　　我心情很不平静。我是党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参加工作快20年了，在很长的时间里因为出身问题受尽歧视，今天能有机会乘坐飞机出国进修，全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全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我是以一名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法国佛罗石油公司进修试井技术的。出国前我就了解到一些有关该公司的情况，知道它是目前世界试井行业中最大的国际垄断技术服务公司，全世界各大洲都有它的分公司和办事机构。但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将碰到一些什么样的人？怎样才能完成祖国交给我的学习重任？……一连串的问题一股脑儿涌上心头。自从1979年参加出国进修生预选考试以来，我就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出国深造。现在真要出国了，又感到有点胆怯。

　　飞机越飞越高，过了一会儿，空中小姐告诉我：很快就要飞越国境进入巴基斯坦了。我急忙从窗口往外看，借着星光，只能看到一片云海。我从心底默默地呼唤：再见了，母亲祖国，您的儿子绝不会辜负您的重托！

　　飞机继续往前飞行，迎来了我在欧洲大陆上的第一个黎明。邻座是位经常出访欧洲的法语翻译，他指着云海下的大地一一告诉我：那是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那是闻名世界的日内瓦湖，……

　　经过近18小时的长途飞行，终于到达巴黎戴哥乐机场。飞机晚点近一个小时，使得我赶英国航空公司的巴黎-伦敦航班非常紧张。我问空中小姐该怎么办，一下飞机马上就按其指引寻找英国航空公司的窗口，办理转机手续，顺利地登上了飞往伦敦的班机，经过一个小时的航行，来到了伦敦希思罗机场。

　　走出希思罗机场海关，远远看见一个人手举一个很显眼的佛罗公司专用标志，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显然是公司派来接我的。我马上跑过去，寒暄了几句，就请他领我去领取托运的行李。可是等了很久都没有领到。通过司机与机场交涉，希思罗机场的工作人员好像做了很对不起我的事，一再表示歉意，并立即给巴黎机场打电话查询，原来是因为北京-巴黎的班机晚点，虽然我赶上了从巴黎飞伦敦的飞机，但行李却没有赶上，因此我领不到。巴黎机场说将在当天的下一班飞机将我的行李发运伦敦。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下午行李一到达，他们将会立即送到指定地点，于是司机给他留下了欧洲及地中海地区分公司的地址和电话。他还给了我一件礼品：一个小挂包，里面鼓鼓囊囊装了不少东西，原来是一套生活用具，毛巾、牙刷、牙膏、香皂、香水、餐巾纸等等一应俱全，大概是为行李问题表示歉意吧。然后我坐上公司的汽车，直奔坐落在伦敦市中心的佛罗公司欧洲及地中海分公司。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Calder先生接待了我。几句寒暄之后，Colder先生说：把你的夫人和儿子们都接到这里来吧，儿子们可以在这里读书，按照规定，公司会负责他们的旅费和学费的。我婉言谢绝了他的盛情。他最后说：“但愿有一天你会改变主意。”

　　两年的进修生活就此开始了。

　　七．抵英第一课

　　接着我立即到我国驻英国大使馆报到。出国前就从听说：有一对未曾谋面的同乡，就在使馆工作，男的叫林林，是驻英使馆的外交官；她的夫人叫赵如珍，是我父亲当年教小学时的学生，在签证处工作。所以一去到大使馆，首先去找他们。他们已经得知我要来英国进修的消息，所以一见如故。那正是吃午饭的时刻，他们领我到使馆食堂吃饭，然后回到他们的住处。林林同志告诉我：我应该找使馆教育处，而使馆教育处并不在使馆里，而是设在离使馆很远的地方，他们有一幢独立的楼房，教育处的负责人叫王迺。林林同志随即去联系，回来告诉我：恰好教育处有人来使馆办事，午饭后要返回，我可乘他们的车一道去教育处。林林同志又对我说：出了国，有人说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无依无靠；也有人说就像“出了笼的鸟”，可以“为所欲为”。确实，到了国外，没有人管束你了，你可以“为所欲为”；但越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越是要管得住自己。中国有句老话说要“慎独”，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我们在国外经受住了考验，日后回到祖国，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可以拍胸脯说：我在国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庭的事！问心无愧，非常坦然！

　　到了使馆教育处，见到了负责人王廼同志，他非常亲切热情，给我介绍了英国的和阿伯丁的许多情况、留学生的组织、活动情况、政治学习制度和有关纪律，以及阿伯丁进修生小组的情况等等，要我到阿伯丁后找进修生小组组长季国亮、符斌联系，遇事多和他们商量，同时叮嘱了好些应注意的事项，鼓励我向其他进修生、留学生学习，“既当学者，又当使者”。王廼同志的热诚和关怀，使我感到心里暖洋洋的，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林林同志和王廼同志的一席话，语重心长，在我到国外的第一天，就给我上了在国外的第一课，及时地打了一支防疫针和兴奋剂，真感谢他们！

　　八．“时间就是金钱”

　　从使馆教育处回到欧洲及地中海地区分公司时，伦敦机场已经把我的行李送到那里，分公司已买好我飞往阿伯丁的机票，秘书嘱我再休息一会，然后飞往阿伯丁。到达阿伯丁时，已是万家灯火了。基地经理柯尔曼（Kolman）先生亲自前来机场接我，并引我坐上一辆小轿车，告诉我已在红狮宾馆（Red Lion Hotel）订好房间；公司早晨9点上班，第二天早晨8点1刻还是这部车子会到红狮宾馆接我。我到了红狮宾馆，以为只是临时安顿一下，没想到竟在那里差不多住了一个月。

　　第二天早晨，车子果然准时来旅馆。原来这位Phil Smith先生，是佛罗公司阿伯丁基地的特约小汽车公司的司机。他把我接到了基地办公室，柯尔曼（Kolman）先生简明扼要地给我介绍了基地情况和给我安排的学习日程，要我先熟悉一下基地的各种仪器设备。然后就把我交给了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带我到库房领了一套劳保用品，包括工作连衣裤、防寒衣裤、皮靴、安全帽、手套等等，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又把我交给了一位技术工人，吩咐我跟他干活。

　　经过19小时的长途飞行，加上时差的原因，我当时实在困极了，真想蒙头大睡一场。原想起码会让我休息一两天，适应适应。没想到还没缓过劲来，就要马上开始工作。过去只听说外国人时间抓得紧，这下可尝到滋味了。

　　渐渐的，我对外国人的时间观念有了一些了解。在工程师训练班上，教员常常提醒我们要抓紧时间，考虑任何问题都要有时间观念，要求学员们牢牢记住：“时间就是金钱”！

　　从到佛罗公司的第一天起，就感到有一种有形无形的紧张压力感。外国人上班时间是抓得很紧的，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除了中午半小时午餐时间、上午、下午各一次15分钟的工间休息时间（外国人称作“Tea break”或“Coffee break”），其余时间都得手脚不停地拼命干。记得在1982年五月，我第一次赴法国总部学习的前一天，会计领我去银行购买旅行支票回来，在基地办公室门口碰到了一位熟悉的法国籍工程师。他听说我第二天就要到法国去，就主动向我介绍有关去法国的注意事项。基地经理见我们在说话，以为我们在闲聊天，就走上前来毫不客气地问：“Is today your holiday？”（“今天你们俩休假吗？”）问得我俩面红耳赤，赶紧回车间干活。

　　九．体检

　　到阿伯丁没几天，柯尔曼经理要我去找公司特约医生进行体检。

　　在体检时，医生问了我许多有关家族和本人病史方面的问题，我的英语水平还差，很多都听不懂，特别是医学方面的词语，我懂得很少，所以常常回答不上来。她只好按常规给我做了例行检查，包括Ｘ光胸片等。后来发出的体检报告的结论有3条：

　　1. 眼睛高度近视，必须配后备眼镜；

　　2. 右耳耳膜已穿，不得在挪威海域工作；

　　3. 语言不配合。

　　收到体检报告后，柯尔曼经理叫我去眼镜店买一副眼镜，费用由公司支付。他还嘱咐：以后上平台工作都必须带上后备眼镜。于是我找到一间眼镜店，看到那标价如此贵，吓得直吐舌头。最后我挑了一副比较便宜的，60多英镑。过了几天，我拿发票报销并把新眼镜拿给柯尔曼经理看，他很不满意地说：“你怎么买这么差的？”

　　耳膜已穿为什么就不能在挪威海域工作？据说是那里的油气田产出的油气，硫化氢含量特别大。但更具体的道理我却一直没有弄清楚。

　　十．打响第一炮

　　我到了阿伯丁基地后，柯尔曼先生要我先到各个岗位实习，于是我先后去了设备维修车间、机械压力计调试车间、电子压力计服务部等部门工作。到机械压力计调试车间后，主任给我一份压力计调试数据记录和结果计算表，要我好好学习。我把它带回住地仔细看了看，当看到用所得调试数据计算压力的公式时，心想：这一定是用的最小二乘法吧；于是就提笔推导了一遍，证实了果真如此，但同时发现了其中的一个计算公式错了一个符号。于是再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检查整个推导的每一步，又用实际数据验证，最后确信我的推导没错，这就是说：表中的公式确实错了。第二天上午一到公司办公室，我就拿着计算表指着其中出错的公式，比较婉转地对经理说：“这个公式似乎不正确，其中这个符号错了。”经理“哦”了一声，没有表态，我心里明白，他大概不相信我的话。那天晚上我将整个推导重新整理，写得详详细细，抄得工工整整，第二天一上班就送给他。经理也是大学毕业生，但可能由于长期从事管理工作，高等数学忘记得差不多了。所以他即转送给一位法国籍的高级工程师J. D. Conlon先生看。我这第一炮打得很响：那表中的公式确实印错了。我因此得到了经理的好评，也使外国人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后来在为我做业务鉴定时，他给我的第一条评价是：杰出的数学家（An outstanding mathematician）。那么这个这么明显的错误，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呢？因为公司里人人都有比较高级的计算器，而在处理调试数据进行计算时，大家都用计算器，没有人用计算表中的公式手工计算，而计算器中存入的程序中的计算公式是正确的，所以从来没有出过错；同时也没有人怀疑表中的公式会印错，会去检验该公式的正确与否。

　　十一．Union Glove 90号风波

　　我在红狮宾馆住了将近一个月后的一天，柯尔曼先生对我说：你搬到Union Glove 90号去住吧，并让M先生带我去。原来Union Glove 90号是这位M先生住着的，他是阿根廷人；当时为抗议英国攻占他的祖国的马斯维纳斯岛（英国人称之为“福克兰岛”）而爆发的战争，他进行了罢工，已经有几天没上班了，因此公司决定把他调往别国，空出的房子让我居住。这是一套3房1厅1厨1厕1储藏室加1小院子和一个小花园的房子，面积100 多m2。当我随那位M先生去到这套住房，并得知原来M先生一个人住在这里，今后只供我一个人居住，每月的房租是300多英镑时，感到很惊讶，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这个房子从此成为了在阿伯丁的中国进修生的活动和聚会的场所。按照大使馆教育处的规定，我们每月集体学习一次，内容有中央重要文件、大使馆教育处的指示、留英同学的动态、应注意的事项（均由大使馆教育处发给各留学生小组），因为我的住房最大最好，所以每次学习都在这里进行，平时各位进修生也常到我处打长途电话、洗衣服，或互相理发。有的进修生宴请他们的老师也在我的住地进行。

　　过了一些日子，经理柯尔曼先生问我对住房有什么意见，我说：很好，就是太大了。他接着问我：那多住一个人怎么样？我说：好啊。当时心想有个伴多好；而且，我的英语不好，有个伴还可以多些学习锻炼的机会。没想到柯尔曼先生让一个非洲籍的职工R先生搬了进来，他是非洲某国政府选派英国留学的，大学毕业后就应聘到Flopetrol公司，不打算回国了。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于文化传统、道德理念和生活习惯等许多方面的差异，和这位外国人同住，带来了很多麻烦，就连我们的集体活动和其他活动也不如原来方便了。因此，进修生小组各位都埋怨我：“哪有嫌房子太大的？！”

　　有一天，遇到了几位已经熟悉的在Aberdeen 大学留学的新加坡籍华裔学生，我跟他们谈起了这件麻烦事。他们也认为这事比较棘手，要审慎处理，因为弄得不好可能牵涉到种族歧视问题，那就糟糕了。聊了一会，他们给我想了个解决办法，对我说：这个问题可找经理谈，但不要郑重其事地谈，应当找个休闲的机会，比如在一起吃饭时，边吃边聊，不要涉及R先生的私生活问题，那是人家的自由，没有任何理由干涉的，并教我怎么样怎么样说。没过几天，和柯尔曼先生在一起吃午饭，柯尔曼先生说他在印尼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常吃中国菜，实在太好吃了。我乘机问：知不知道阿伯丁有几家中国餐馆，哪家最好？他说要数长江酒家（Yangtze River Restaurant）和银城酒家（Silve City Restaurant）为最好。我说：“找个时间请你和你夫人到长江酒家一起吃顿中国饭，好不好？”他欣然答应了，并且把时间定在周末星期五晚上6点。长江酒家就在我住过的红狮宾馆附近，老板是从香港移居英国的广东老乡，我曾经多次造访，已经很熟悉了。星期五下午一下班，我就去了长江酒家，在预定的房间里等待经理伉俪。席间和柯尔曼先生聊天，谈工作，也谈生活感受。他还真问起对住房的意见，我照那位新加坡籍华裔留学生所教给我的话，说：“当初您问我再住一个人好不好时，我立即答应了。但经过这一段时间和R先生共处才知道，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存在太大的差异，我感到很不习惯；也许R先生也会有这种感觉。”柯尔曼先生说：“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于是我就说了一些没有种族歧视之嫌的理由；于是柯尔曼先生说：“我知道了。我将会尽可能（“I will manage to……”）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不能作出保证。”

　　接着我就到法国默伦公司总部去参加工程师培训班了，待我三个月后回来，R先生已经搬出去了。一天下班，R先生邀我乘他的车到他的住地看看，我欣然前往，只见他住的也是一个3室的套房，环境优雅，房前是一个漂亮的花园，比我的住处好得多。他当然很满意。我心想：这位柯尔曼经理真会办事！

　　当然我也很满意。自此之后，我又成了这个住房的唯一主人，这房子又重新成为在阿伯丁的中国留学生、进修生的活动场所。外地的留学生、进修生，也知道阿伯丁有个进修生刘某，住着很大的房子，凡到阿伯丁出差或游览的，都到我这里居住。就是大使馆教育处的外交官来到阿伯丁，也住在我处。所以我曾经调侃说：我住的这个房子，不但是阿伯丁的中国留学生、进修生的活动中心，而且是我们大伙的宴会厅、招待所。

　　我和R先生在Union Glove 90号居住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我们住的是一楼（地下），象所有房子一样，门口有一个小花园。英国人很重视绿化和美化，房前屋后的环境也很讲究，家家户户门前的小花园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种上种种漂亮的玫瑰花等花卉（阿伯丁有两个别名，一个是因为城里的建筑物多为银白色的花岗岩所建，所以称为Silver City，即“银城”，另一个是由于满城里里外外遍地栽种玫瑰花，所以被称作“Rose City，即玫瑰之城”），确实让人有赏心悦目之感。我和R先生却很不注意，从没有拾掇过这个小花园（原来住在这里的Ｍ先生似乎也是如此），以至杂草丛生，很不像样。有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回到这个住地时，看到小花园收拾得干干净净，原来长的挺茂盛的杂草不见了，土壤翻过了，也平整过了，还种上了玫瑰花。我以为是R先生干的，心里很感激：没想到他那么勤快，干了这件大好事！那天晚上他回来时，我赞扬了他一番，但他说：“不，不，不是我干的！”原来他还以为是我干的呢！我更非常纳闷：会是谁干的呢？但还没有引起警觉。又过了几个星期，杂草又长出来了，又有人来除草，把小花园拾掇干净。和中国朋友谈起此事，大家分析认为可能是城里的义工干的。此后，我再不敢懈怠了，就是再忙，周末都得抽时间侍弄这个小花园，尽管花种的不好，但至少园子比较干净了，不致于太不象样。

　　十二. 如鱼得水

　　我学的是数学专业，在江汉油田学习过计算机的基本知识，还曾经在复旦大学数学系李大潜等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试井的理论和应用，没少用计算机，出国前还参加了石油部委托抚顺石油学院专为出国进修生举办的计算机培训班，所以计算机颇有些基础。我出国进修的方向就定在“计算机在试井中的应用”上面。我了解到公司在这方面做出过很多成绩，在世界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在来到阿伯丁后不久，我就曾对柯尔曼经理要求并夸下了“海口”：“我很希望在计算机的应用方面做些工作，我相信我在这方法可以为公司做出贡献。”不料柯尔曼经理却回答说：“Don’t worry about the company!”(公司用不着你操心！) 我好像被浇了一瓢冷水，不免有点怅然。在打响了第一炮后，柯尔曼经理可能对我的数学基础感到满意，但对我在编程序方法的能力存在疑虑，就叫我和Conlon先生一道编制一个小程序，我很快就独自完成了，Conlon先生很满意。然后柯尔曼经理又叫我独立编制一个较大的程序，我又很快完成了，而且在编制过程中，动了不少脑筋，尽可能反复利用相同的储存单元，使得需要动用的储存器最少，得到了较高评价。在赴法国总部培训回来后，我问柯尔曼经理：“现在我到哪个部门上班？”他立即回答：“ELS!”“ELS”是“Electronic Logging Services”的简称，是研究、应用电子仪表和计算机（包括编制软件）的部门，是我梦寐以求的场所。具体安排我的工作的是ELS的负责人Kennimuir先生，一个挺友好的英国人。他只是给我出题目，提要求，然后就放手让我去干。从此我投入了为公司研制计算机软件的工作，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完成了Kennimuir先生交给我的所有任务，共编制了30多个大大小小各不相同的程序，还按他提出的要求修改了几个在用的程序，使其功能更加强大和完整。这些程序均在两个月内，完成从英国阿伯丁北海基地上报位于伦敦的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分公司，然后报送位于法国默伦的公司总部，经审核后再推广到公司在全世界的所有分公司的整个过程，其速度真快得惊人。我因此得到了“An outstanding programmer”（杰出的程序员）的美誉。

　　十三. 英语学习

　　虽然出国英语水平考试的成绩不错，但实际上英语水平还相当差。到了英国，真刀真枪地和外国人一道干活了，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就是平时，语言问题也让我出过不少洋相。

　　在刚到伦敦学习英语的一天早上，我去下榻的Fleming旅馆的餐厅吃早饭，为了省钱，只要了份热狗（Hotdog）。接待我的是个越南服务员。他给我端上来一盘全鱼，说：“这是你的‘hotdog’”。我说我要的是Hotdog，他说这就是“Hotdog”。我很生气，最后要求见餐厅的老板，我跟老板说：我要的是hotdog，这位服务员却给我这条鱼；我反复说明我不是要这鱼，这位服务员却坚持说这就是我要的hotdog。老板一听笑了，原来是我们闹误会了！原来英国泰晤士河里出产一种黑线鳕鱼，叫haddock，发音与hotdog不同但有些相似。我和那位越南服务员的英语都不大好，他把我说的hotdog听作haddock了。老板对我说：我们餐厅规定，菜一律不退，请你把这haddock鱼吃了，我只收你一份hotdog的钱。

　　又一次，坐公司的面包车上班，途中一位女秘书问我说：“刘先生，最近你在学习什么？”我当时正在学习“带压修井”，或称为“不压井修井”，英语叫“snubbing”。所以我回答说：“Snubbing”。没想到我一说出口便立即招来了一阵笑声，姑娘们笑得合不拢嘴。我很纳闷，难道我说错了吗？我赶紧把包里的讲义拿出来，封面印的明明是“Snubbing”，我并没有说错啊！我于是又说了一遍：“是Snubbing啊”！姑娘们更是大笑不止，真把我弄懵了。一位管后勤的先生小声对我说：“刘先生，别说了，待会儿我告诉你吧！”到了公司，大家下了车，他才告诉我：“Snubbing”在俚语中还有个意义，是“强奸”！老天爷！难怪女秘书们止不住笑得前仰后合！

　　基地领导对我的英语问题可能更为焦虑。一天柯尔曼经理对我说：“在平台上工作，一定要能准确理解和执行主管的指令，否则就要出大事故。你必需迅速提高英语水平。”我们在国外期间，教育部给每个进修生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并每隔２～３天通过邮政寄出。一天早晨刚到基地，我就从收发室拿到了《人民日报》，马上拆开浏览，柯尔曼经理看见我又在看中文报纸，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又在读中文报纸！为了迅速提高英语水平，现在你现在要天天读英文，听英语，说英语，就是做梦也得用英语去做！”基地安排我到伦敦Picadily Circus附近的一所私立英语学校学习英语，时间为3个星期。行前柯尔曼经理对我说：“你一定要学好，回来时必须能够和我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我于是到了伦敦，住在海德公园附近的Fleming Hotel。学校实行“单兵教练”，每天上午一个女教员June老师教我一个学员，下午另一个男教员（名字忘了）教我一个学员，主要教学方式是阅读（书本和打印材料）、聊天和听录音，安排得很紧，压力很大。印象深刻者有二：一是有一次，教员给我讲一个小孩用船称象的故事，讲完后我反问他：你可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他说他不知道；于是我告诉他：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古代，这个聪明的小孩名叫曹冲，他很感兴趣。二是教员给我放时任英国首相的撒撤尔夫人在议会上演讲的录音，放第一遍后，他问我听懂了没有，我说没有；于是再放第二遍，再问我听懂了没有，我还说没有，他问我听懂了些什么，哪里还没听懂，一连重复了很多遍，直至听懂为止。我真是弄得满身大汗！但如此训练，确实长进不少。我的培训费是每小时15英镑，每天7小时，计105英镑，再加上每天旅馆费80英镑和午餐补贴5英镑，公司每天为我支付的培训开销是190英镑。所以我曾经说我学了点高价英语；也因为此，我不能不尽最大的努力认真学习。

　　为了提高英语水平，我还自费上阿伯丁商学院的英语夜校，每星期一、四晚上上课。上课那天下午，我在公司基地下班后，就直接奔阿伯丁商学院，在学院附近的中国快餐店吃个盒饭，便去教室上课。我这个班有10多位学员，来自日本、西班牙、法国等国家，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教我们的是一位女教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她询问我的基本情况，问到我的国籍时，我回答说：“中国”（China）；她紧接着问道：“Which China?”（“哪个中国？”）我马上用出国前学会的一句话针锋相对地回答她：“You know，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n the world!” (“你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并且特地加重了“ONE”（一个）字的声调以加以强调。教员赶忙解析说：“我的意思是问你是中国大陆人还是台湾人。”（What I mean is you are from the Mainland of China or from Taiwan.）我又接着说：“但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But Taiwan is one part of China.”）教员意识到自己失言，连说了几声“I see, I see. You gave me a lesson about China.”。后来教员组织一次活动，要求每个学员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介绍自己的祖国。我作了认真的准备，还制作了一幅中国地图，把从国内带去的北京风景明信片粘贴上去。轮到我时，我作了一番简明扼要的介绍，博得了教员的好评；她在评点时还特地说了一段“Mr. Liu gave me a lesson about China”的话。在夜校放假前，校长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教员建议我们每人带一道自己国家的食品前往。我买了面粉、猪肉、白菜和海米、香菇等一些佐料包饺子，带了一大饭盒煎饺（锅贴）去拜访校长。只见他已在房屋的后花园里摆上了桌子，桌子上摆满了各种食品。学员们也都带了自己国家的食品，没想到我带的饺子最受欢迎，每人只能分上3-4个，都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十四．赴法受训

　　按照规定，新职工必需参加在法国默伦Flopetrol石油技术服务公司总部举办的为期3个月的工程师培训班。公司安排我六月下旬到法国总部去参加这个培训班，并提前给我买好了自阿伯丁经伦敦去巴黎的机票。

　　赴法国的前一天，基地财务部的路易斯女士驾车带我去银行购买旅行支票。回到基地的院子里，刚下车，一位法国籍雇员听说我第二天要去法国，就主动给我介绍：巴黎到默伦（Melun）有80多公里路程，公司总部肯定会派车到机场接我；我到了巴黎机场后要如何办理手续等，正谈话间，柯尔曼经理走了出来，微笑着问我们：“今天你们休假吗？”（Is today your holiday?）我们立即意识到其话中有话，赶紧返回工作岗位干活去了。

　　我到了法国巴黎，公司总部派车将我从机场接到离默伦Flopetrol总部约20公里的小镇枫丹白露（Fountainbleau）的一个小旅馆里。我参加的试井工程师培训班在1982年6月开始，学员共10人，来自公司各个基地，除我之外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全都住在这家旅馆。10人竟有8个国籍，分别是：中国（我1人）、新加坡（华裔陈志山，1人）、英国（2人）、美国（2人）、埃及、西班牙、比利时和阿尔及利亚；我是最后一个到达入住的，一到旅馆就见到了其中几位，包括一位新加坡华裔陈志山。

　　第二天，培训班开学。当天中午在公司餐厅吃饭时，见到了公司研究发展部经理艾德孟.狄梅尔（Admond Diemer）先生，在他1980年随总裁访问北京时，给我们上过试井设备仪表的课，曾经见过几次面。他已经知道我到Flopetrol公司的消息，所以对现在在这里相见并不感到突然。一起吃完午饭后，他领我到公司各个部门转了一圈，对各个部门的员工介绍说：“这是我的中国学生，是公司的新员工，请多关照”，到了图书馆，在试井解释书架前，我看到了很多本《Advances in Well Test Analysis》，这是当时最新的、最权威的试井解释专著。我说这是一本好书，他看出了我很喜欢，就问我：“你是不是想要一本？”我说我很想。他就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在扉页上写上“送给刘先生”，签上他的名字，就给了我。没想到这本书恰是培训班的教材，后来培训班又发了一本。

　　培训班开设的科目有试井理论基础、试井方法、试井工艺、试井工具、施工安全、驾车、海上救生等，所有科目考试都及格，才能取得工程师资格和上岗资格；不好好学习、成绩不及格的，当即予以解雇。

　　我的英语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离听懂培训班各位老师的业务课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课堂上充其量能听懂三四成，只好靠课后阅读书籍和讲义来补救。教师很关照，特别安排我和陈志山同坐，并要他在课后帮助我。所以每天晚上和各位学友一起吃过晚饭后，他们都去游玩，我得老老实实在旅馆里啃讲义，陈志山也常留在旅馆里帮助我。后来，培训班的主管老师宣布：所有学员都可以到Fountainbleau镇的夜校报读法语，每星期上3个晚上课，学费由公司支付。我考虑到自己的英语还较差，还是继续学英语为好，就向主管教员Keith先生提出继续学习英语的要求并获批准。英语老师是个英国人，教学很有一套，我得益匪浅。特别是在工程师培训班快结业时，每个学员都必需作一次讲演，讲演的题目由抽签决定；我抽到的题目是“你奉命向一家顾客公司宣讲和推销本公司出品的电子压力计，要求说明其功能和特性，特别是其相对于其它各种类型的压力计的优越性。”我写出初稿后请英语老师审阅，他很认真地逐字逐句审阅，然后提出不少修改意见，经过三易其稿，才终于比较象个样子，顺利完成了讲演，并得到教员Keith先生的好评，他指出我的讲演的唯一缺点是“商业味道不足”，他说：“你的任务是推销产品，要充分说明本公司产品的优越性，以引起顾客购买它的兴趣和使用它的信心。而这个讲演在这方面却很不够。”对于这个评语，我是心悦诚服的。

　　十五．救生培训

　　英国法律规定：出海工作必需携带“三证”：健康体检合格证、海上救生训练结业证和安全保险证，否则不准乘直升飞机上钻井平台工作，上了平台也不予接待。

　　我到北海油田实习之前，佛罗公司依照法律规定，专门送我到罗伯特.戈登技术学校海上救生训练中心（Survival Center）接受训练，内容包括跳水逃生、驾驶救生船和救生艇、救火、救人等等。训练为期一周，学费300多英镑。一小半时间听讲课，讲的都是很实用的知识和道理，如万一落入茫茫大海，别梦想游泳游回陆地，海上救生的原则应是“保存能量，等待救援”；大半时间则是实际操练。如跳水，是在室内水深水池进行，教员先讲了要领：北海海水温度很低，人入水时受到刺激，就会不由自主地深深吸气，于是大量海水就进入肺脏内；所以，跳水时要用双手紧紧掩住口鼻，往下跳时保持身体垂直．．．．．．学员穿上救生衣，排好队，站在高15米的模拟平台上，“Jump!”教员一声令下，排在最前面的学员就得往下跳。我跳了十多次，跳到脚直打哆嗦，但一直坚持到底。还要在多种人工模拟的事故环境中（如直升飞机失火、救生艇倾覆等等）进行演练，使学员们能有更深刻的切身体验和应急经验，一旦碰到紧急情况，不至于惊慌失措。最后一项是驾驶救生船，按规定应在海上进行，但我们实习那天海上风急浪大，只好改在内河River Din进行。教员要我们每个人驾驶救生船行驶一段路程，然后平稳地紧挨着一个桥墩停靠。那些外国人很轻易地就达到了教员的要求，但我做了三次，都没有达到：不是停晚了，就是停早了，都没有紧挨着桥墩停靠住，觉得很失面子。教员“网开一面”，勉强让我“通过”了。

　　十六．平台实习

　　1982年底，公司同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简称BP）商量，安排我随公司一个测试服务队赴BP的一个钻井平台进行现场实习。该平台正在英吉利海峡作业，测试井的测井解释结果是一口油井。我们乘直升飞机上平台，到达平台、安排好住房后，队长就领我到平台看了个遍，特别嘱咐我说：到达平台后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是了解自己的工作位置、指定的救生船位置和逃生路线等，以便万一发生意外时，能迅速地循指定的逃生路线（那是最短的路线），登上指定的救生船逃生。记住：“安全第一”！“Flopetrol can buy every thing but your life!”（我们公司什么都买得到，但就是买不到你的生命！）这是公司的一句口头禅。然后又让我自己循指定的逃生路线去到指定的救生船悬挂处走了一遍。

　　测试使用的是地面直读式井下压力计和实时处理实时解释技术，井底所测得的数据经电缆传到地面的值班房，由计算机处理，随时显示井底压力变化的情况，并用绘图仪随时打印出有关数据，绘制出资料解释所需的各种图件，做出实时解释。测试开始后，值班人员必需昼夜不停地在值班房里观察测试数据和各种图形的变化。我是实习生，没有任何具体职责。为了学到实际操作的本领和同事们的经验，我也跟着值班人员昼夜不停地观察测试数据和各种图形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但亲身感受到公司的工程师们对测试资料高度重视、高度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而且深深为他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所折服，特别是队长，在取资料的关键阶段，至少有三天三夜没有合过眼。

　　在平台上，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次用晚餐时，一位厨师问我喜不喜欢吃“chow mein”（英语中从汉语广东方言“炒面”音译而成的外来词），我回答说喜欢。他接着说：“那么我明天特别为你做一盘chow mein。”第二天午餐，厨师真的特地为我做了一盘“chow mein”，但满盘全是瘦肉丝、绿豆芽和胡萝卜丝，却没有一根面条。我说：“你做的这盘‘chow mein’不是chow mein，‘chow mein’的意思是‘fried noodle’（炒的面条），可是这盘‘chow mein’一根面条都没有。但我一样要衷心感谢你！”厨师恍然大悟，说：“下一次我一定让你吃到真正的‘chow mein’！”第二顿他又特地为我做了一盘“chow mein”，这次放了意大利面条，加上前一次所用的配料，确实是挺好吃的chow mein（“炒面”）了。

　　测试进行了十多天，圆满完成了任务，我们又乘坐直升机从平台返回阿伯丁。上午10点钟登机完毕，直升机起飞。不料那天刮起了强劲的北风，直升机顶风飞行，所耗费的汽油成倍增加，原来所预备的油料不够了。于是驾驶员决定在纽卡塞尔（Newcastle）机场着陆加油。在纽卡塞尔机场着陆后，竟如同入境一般，要通过海关的查验。直升机在机场加了油，我们在机场餐厅吃过饭，重新办理登机手续，再往北飞。到了阿伯丁上空，传出了驾驶员的广播，说现在阿伯丁的能见度很低，无法降落，我们只得在北海上空盘旋，等待好天气。到下午5点半，直升机才在阿伯丁机场降落，驾驶员通过广播对大家说：“我们终于安全着陆了！”从平台飞阿伯丁，原来2个小时的航程，这次竟花了7个半小时（包括在纽卡塞尔着陆加油）！

　　十七．王迺同志来访

　　1982年秋，驻英使馆教育处负责人王迺同志专程来阿伯丁看望留学生和进修生，就住在我处。我在阿伯丁期间，王迺同志曾经来过２次阿伯丁，这是第一次。到达阿伯丁当天晚上，我向他详细汇报了进修情况，包括碰到的接触水银等问题。第二天，他到我进修的单位----Flopetrol石油技术服务公司欧洲及地中海分公司阿伯丁基地，拜访了柯尔曼经理，详细询问了我在那里学习的情况，和他商讨我的进修安排，并解决我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如接触水银等）。回到住地，王廼同志表扬了我，说我干得不错，经理对我的评价很高，还说到这位经理讲话很有一套，比如，王廼同志问：“刘先生在贵公司学习工作努力不努力？”柯尔曼经理答：“刘先生学习工作很努力；不过我们公司所有员工学习工作都很努力。”第二天我到公司上班，见到柯尔曼经理时，他对我说：“昨天来访的中国使馆官员王先生，简直就像间谍，对你的情况什么都问。”我接口说：“王先生是个很好的好人，他很关心我，是我的好朋友。”他才作罢。

　　第二天晚上，王廼同志在我的住处召集了阿伯丁地区全体进修生，举行了座谈会，对进修生进行慰问，传达一些文件的精神，听取大家的意见和所碰到的困难。王廼同志原是石油学院教授，早年留学苏联，取得博士学位。他待人和蔼可亲，非常善解人意，热心助人，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驻英使馆教育处的其他同志，对留英学子们政治上、学习上和生活上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竭诚帮助，我等当年在英国留学或进修的同志们，无不为之感动和心存深深的谢忱。1983年春节前夕，驻英使馆教育处还派三等秘书高立群等３人驱车来到阿伯丁，向我们进行春节慰问。他们也是住在我处，就在我处自己动手制作出丰盛的“准年夜饭”，慰问犒劳我们这些海外游子。

　　十八．接待南海西部公司代表团

　　1983年的一天早晨一上班，柯尔曼经理告诉我：今天有一个中国代表团来访，要我也参加接待。过了一会，中国代表团到达，是我国南海西部石油公司的考察团，团长是南海西部石油公司的总经理王彦（后来升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在柯尔曼经理带领下，我陪他们参观了公司的各个部门、仪表车间和各种仪器设备，考察团请的翻译是一位香港人，英语很好，但对试井却很不熟悉，连separator（［油气水］分离器）也翻译不过来，只好我来充当翻译。我请王彦总经理一行参观了我的办公室，并向他们介绍了我进修的情况和所干的工作，王彦总经理说：“你做的工作很重要，回国后大有用武之地。”我乘机问他：“我回国后就到你公司工作，好不好？”他立即表示欢迎。没想到1986年我真的调到了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在拜见王彦总经理时，我问他还记不记得我，他说挺面熟，但记不起来了。我说：“你记不记得83年在阿伯丁……”他马上反应过来了，说：“哦，记得，记得，……”并再次表示欢迎；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上碰到问题时，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特别值得回忆的是在分配住房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为了照顾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分房政策规定：大学生的大学学龄应合并计入工龄。但房产科没把我的大学学龄计入工龄，所以在征求意见的分配方案中给我分了位置偏僻的楼房（四区第一栋）一楼的一个单元。研究院工会为我打抱不平，也没用；于是叫我自己也去参加分房会。会上研究院工会副主席就我的问题发了言，再次指出房产科没把我的大学学龄，也就是把我的工龄弄错了。房产科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工龄是按刘能强本人填表时所填‘参加革命时间’计算的，这错误由他本人负责。”我立即回应说：“填的表格中并没有任何说明‘参加革命时间’应包括大学学龄，我填表时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我当然在‘参加革命时间’栏填入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的时间。”房产科科长接着说：“这个问题如果在分配方案公布之前，可以考虑更改，现在方案已经公布，就这么定了！”我接着说：“你们公布分配方案不是为的征求意见吗？再说，在分配方案公布之前，谁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分的呢？”最后问题不予解决，闹得不欢而散。我对房产科的横蛮和极不讲理气不过，就径直去找王彦总经理反映情况。王彦总经理仔细听了之后对我说：“分房问题比较复杂，每次都出现许多矛盾，房产科也是很难办的。你先回去，我再了解一下情况。”；待我回到我的办公室，研究院工会副主席就打电话给我，说房产科接受了王彦总经理的批评，对我的房子分配提出了修改意见，准备分给我条件比较好的二区的一个单元，问我意见如何。我当然表示很愿意。原来我一离开王彦总经理的办公室，他就给房产科挂电话查问此事。我心想：这位总经理真会处理问题！

　　十九．接待石油部教育考察团

　　1982年深秋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王迺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石油部教育考察团一行6人已经来到伦敦，第三天（星期天）就要到阿伯丁，入住某某酒店；那时恰遇寒流，天气突然变得很冷，担心考察团的同志们带的寒衣不够，要我在留学生中借好6件大衣给他们御寒。我马上与各位留学生、进修生联系，很快就落实了6件大衣。考察团将入住的酒店离我的住地不远，第二天我特地去那里看看，知道酒店方面一切都已经做好安排，我请他们在中国考察团到达后立即通知我。第三天考察团来到酒店后，我立即把7件大衣送过去。王廼同志也陪同考察团来了。这是我在阿伯丁期间王迺同志第二次来阿伯丁。考察团的6位同志中，有一位是外事司科技处的杨涇安处长，其他5位都是石油学院的资深教授，有胡湘炯、张万选、陆邦干、张朝深等，这几位我原来全都不认识，不过油田开发专家张朝深教授的大名我却早已非常熟悉，还读过他的著作，只是从未谋面，交谈中知道我们还是广东同乡呢。后来石油部组建中国石油开发公司，杨涇安升任该公司副总经理，我也调入该公司，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他们计划在英国访问英国国家石油公司（BP）、英荷壳牌石油公司（Shell）等几个世界闻名的石油公司，然后还要到美国再访问埃克森（Exxon）等几个世界闻名的石油公司，日程安排得很紧。他们反客为主，请我和他们共进午餐。他们谈到很吃不惯西餐，我便乘势邀请他们到我的住地去，自己动手做中国菜，他们都很赞成，后来他们除外出访问回不来吃饭的情形之外，全都在我的住地自己做饭吃。一次我用在伦敦中国货商店买回来的干鱿鱼熬了一锅汤，没想到只有张朝深教授和我两个“老广”才喝得津津有味，其他各位都喝不来那股海腥味。

　　星期一早晨一上班，我就找柯尔曼经理请假：要求陪同中国代表团参观BP和Shell等几个石油公司。柯尔曼经理说：这是个好主意（a good idea）。BP和Shell等公司都是我们的重要客户。我要是知道中国代表团要去访问他们，我会建议你跟他们一起去。你去吧，我们不当你请事假。另外，我们非常乐意邀请中国代表团到我们公司来参观。我表示感谢，并告诉他中国代表团的时间很紧，但我一定将他的邀请转告中国代表团，看他们能不能抽出时间。柯尔曼经理又说：如果抽不出一天时间，半天也行。当天晚上，我即向中国代表团各位转达了公司的邀请，他们很感兴趣，决定挤出半天时间进行访问。

　　我向石油部教育考察团详细汇报了进修的情况，给他们看了我所使用的教材和其他材料，又和王廼同志一起随他们访问了几家公司，还乘直升飞机参观了BP的钻井平台。到了约定参观我所在进修的Flopetrol公司那天，我领考察团依约准时到达公司会议室。柯尔曼经理首先致欢迎词，简单介绍公司的概况，然后放映了介绍公司的录像片，给代表团每个成员一份几百页的资料，最后领他们参观了公司的各个部门、仪表车间和各种仪器设备。后来考察团几位教授说：在英国参观了几个公司，参观Flopetrol收获最大。

　　二十．　参观巴黎

　　在法国参加培训期间，陈志山及其他同班学员，都享受免签证待遇，他们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参观了西欧诸国如卢森堡、荷兰、丹麦、比利时等，他们邀我同行，可是我持的是中国的公务护照，到任何第三国都得由中国大使馆发照会才能办理其入境签证，所以我与“出国旅游”无缘；但还曾利用一个星期六，跟随陈志山及其他同班学员约６～７人，参观了巴黎的各处名胜，包括罗浮宫、巴黎圣母院、艾菲尔铁塔和圣心教堂等。

　　那天，我们一吃完早餐，就立即赶到住地附近的火车站前往巴黎。从巴黎里昂火车站出来，就步行去巴黎圣母院，沿着塞纳河畔的大马路，边走边观赏巴黎的景色。

　　巴黎圣母院是座非常著名的大教堂，就在塞纳河畔，事实上是在塞纳河中的一个岛上。其建筑很特别，正门口有一个广场，正中有一座高高耸入云霄的尖塔，而后门位于岛的尖端上，其造型极具特色。圣母院里面是高大而富丽堂皇的礼堂，四周墙壁的窗户镶嵌着色彩斑斓的彩色玻璃，显得格外漂亮。

　　从巴黎圣母院出来，继续沿着塞纳河畔的大马路，向罗浮宫前行。陈志山和我停下来互相拍照，然后往前追赶其他同伴。就在此时，遇到了３个穿着漂亮的姑娘。我用不道地的法语向她们问了声好：“Bonjour!”不料她们3人过来不由分说地把陈志山和我架在中间就走，我一下子就给吓懵了！陈志山立即向走在前面的同伴们喊话，同伴们便回头向我们走来；那３个姑娘大概见我们人多，马上放开陈志山和我走了。我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就问陈志山他们，他们也不正面回答我，只是一个劲儿说：“Forget it! Forget it!”（不用管它！不用管它！）后来陈志山才告诉我：那是妓女来的！我感到十分惊讶：妓女竟然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拉客！

　　二十一．Blamar体育舞蹈盛会

　　1982年9月初的一天，Smith先生（在我住Red Lion Hotel期间每天接我上下班的司机）问我：想不想去参加Blamar体育音乐盛会？我当时还不知道Blamar体育音乐盛会是怎么回事。Smith先生告诉我：每年8-9月间，英国女王都在她位于苏格兰Blamar的庄园度假。9月的第一个星期六，都要在Blamar举行盛大的体育和舞蹈盛会，英语叫“Blama Gathering”，女王每年都亲自参加观赏，并为获奖者颁奖；全国各地以及欧洲大陆的人们都会纷纷赶去那里参加。他每年都会开车去，搭乘者每人要付他一定的车费（比汽车运输公司的班车便宜不少），他以此赚取一笔外快。于是我邀了符斌等几位中国同伴，一同乘坐他的车前往。

　　那天清早我们就带上干粮和饮料出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到达Blamar时停车场已经车满为患，大道上小路中，到处都是人。一群群穿着苏格兰格子呢男裙（kilt）的男子边走边演奏苏格兰高地的风笛。我们随着人群在乡间公路上游览。Smith先生告诉我们：远方就是女王的城堡，我们只能远远眺望。他又告诉我们：过会儿女王将乘车来到赛场，我们在他的引领下，在公路旁占了一个较好的位置，和大批参观者一起，等着女王的到来。过不了多会，女王的车子缓慢地驶来，前面由几辆摩托车开道，后面紧跟着首相撒撤尔夫人乘坐的专车。除了那几辆开道的摩托车，似乎没有任何特别的保安队伍。我们举起相机，希望拍下女王的尊容；但我没有拍好，幸亏符斌拍的很成功，清晰地拍到了端坐在轿车里的女王慈祥端庄的面貌，为我们留下了那难得的值得回忆的瞬间。

　　接着Smith先生领我们到赛场的观众席就坐，观看体育和舞蹈比赛。赛场很大，有一个挺大的主席台，女王、首相和大会的组织者、裁判等在其上就坐。简短的开幕式后，舞蹈和体育比赛开始同时进行，多台节目同时进行，令人目不暇接。参赛的都是各种民间舞蹈，充满了各地的地方特色，让人耳目一新；体育比赛中的链球、背树等许多节目是我从未见到过的。下午4点多钟，比赛结束，女王为优胜者颁发奖品。我们在Blamar度过了很愉快的、值得回忆的一天，傍晚时分才乘坐原车返回Aberdeen。

　　二十二．回国出差

　　1983年7月的一天，公司销售部经理Max Tuech先生从法国总部打电话给我，说第二天他要来阿伯丁，有事要找我。第二天他来后对我说：他先处理别的事情，然后找我。我一直等到下班，他还在忙，我只好在办公室等着。终于轮到我了，他给了我一摞材料，很简单地对我说了三句话：1，下个月跟他一起去中国，参加在天津举行的国际海洋石油设备展览会和技术研讨会；2，下星期到法国总部进行培训；3，将这些技术资料译成中文，制作成像样的宣传材料，印1000份，带到会上散发。我说：那得马上办签证。他敲了敲头说：“哦，你还有签证的问题！我们会立即通知欧洲及地中海地区分公司给你办理”；并要我明天一上班即将护照交给办公室秘书以特快件寄欧洲及地中海地区分公司。因为公司职工多数来自欧美各国，而欧共体的成员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之间互免签证，他们经常往来于英法两国之间，已经没有要办签证的概念了。

　　第二天下午，欧洲及地中海地区分公司来电，说因为我持的是公务护照，法国大使馆要我提交我国大使馆的照会，才能给我办理入境签证。于是赶紧写了申请书，传真给欧洲及地中海地区分公司，再由他们送我国驻英国大使馆，请求办理照会。进展非常顺利，第二个星期，我就到了位于法国默伦的公司总部，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培训，同时继续完成展品宣传资料翻译和制作的任务。这次培训是专门为我一个人举办的，目的是让我熟悉公司的设备和技术，特别是准备在我国天津国际海洋石油设备展览会上参展的展品，以便更好地为他们当翻译。项目很多，每半天（个别项目一天）一个内容，由一个该方面的专家讲解，我的英语水平很有限，对设备和工艺也不在行，加上有的法国老师说的英语，又带着浓浓的法语口音，几乎是用法语的读音规则说英语，很难懂，真搞得有点晕头转向。

　　9月中旬，我带着一大箱准备在展览会上散发的英文小册子、我制作的中文技术宣传材料，只身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班机，经苏黎世飞北京。出发前打电话到香港，请我父亲给我家发个电报（当时我国还没有程控电话，而我家就连人工转接的电话也还没有），让我夫人和孩子也在我到达北京那天到北京，在石油部人事教育司等我。我夫人和孩子跟随去北京出差的杨寿山总地质师，去到了北京。我到了北京机场，立即给石油部人事教育司打电话，知道我夫人和孩子已经到达那里了。我们入住早已预订的华都酒店，与先期到达的公司驻日本东京代表Français先生和驻泰国曼谷代表Brown先生会合。在华都酒店，几乎每次进入大门，都会遭到门卫的拦阻。这些门卫见到外国客人都毕恭毕敬，对我们这三个中国人，却总要严加盘查检验，似乎中国人压根儿就不会住在这间涉外酒店，来者必有干坏事的嫌疑。两天后，Max Tuech先生到达北京，我们一同拜会了石油工业部开发生产司王乃举司长等有关领导，向中国方面介绍了公司的技术发展情况，并约定在海洋石油设备展览会和技术研讨会结束后举行商务谈判。

　　接着我们乘火车赴天津，入住会议安排的华侨酒店。那时这一酒店接待的全是参加国际海洋石油设备展览会和技术研讨会的外国代表。我事先嘱咐孩子：千万不能随便拿外国人送的东西。在此期间，果然有不少外国朋友给我的孩子送些小礼物，我的孩子都谢绝了，就连Max Tuech先生、Francais先生和Brown先生给的，也都没有接受。Max Tuech先生对我说：我还没有见过像这你这小子那么有礼貌的孩子！会后，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Max Tuech先生通过我问我孩子：你最喜欢什么运动，我孩子回答说：溜旱冰。过了好一会，他在坐椅上铺上一张纸，让我孩子把脚抬起来，放在纸上，画了一张脚印图，放入公文包。当时我都没有想到他的意图，后来我进修快结束时，他拿出那张脚印图，叫他的秘书去买一双旱冰鞋，起初说就按脚印的大小购买，过了一会，可能想到小孩子在长大，又改口说，应该买一个可以调节大小的。他把这双旱冰鞋作为送给我孩子的礼物，让我带了回来。

　　国际海洋石油设备展览会期间，我的任务是向来访的观众介绍公司的技术和产品，分发从法国带来的广告（包括英文小册子和我制作的中文单张）和小礼品（印有公司标识图案的打火机、微型手电、汗衫、太阳帽等），以及为Tuech、 Francais和Brown先生当翻译。展览会快结束前的一天早上， Tuech先生对我们说：带来的礼品还有不少，今天全部都发送掉；同时选几个镜头照几张照片。于是，在那天上午，我们就在发放广告材料的同时，放手发放礼品，并在观众在展台前争着要广告材料和礼品时，拍下了热烈的场景。不料这却惹来了不小的麻烦：三四个展览会工作人员来到展台，声色俱厉地质问Tuech先生等人搞的什么名堂，并责令我给他们准确地翻译成英语。Tuech先生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说：“我们来中国的目的，是增进中法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增强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技术合作；如果你们认为刚才拍的照片有问题，我们可以立即将照相机内的胶卷全部曝光！”他接着又说：“不过，我们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举办过展览，每次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而且，如果我是参观者，我也会和他们一样，想要拿到一份礼品。”随后这几个工作人员就走了，没再追究。但后来在公司的画报《佛罗回声》（“EcoFlo”）参加中国的这次大会的专题报道中，真没敢登载这一热烈场景的照片。

　　会议结束后，我们一道乘火车返回北京，准备与石油部举行商务谈判。约九时许到了北京，然后他们几位乘中国旅行社的接待车，我和我爱人、儿子则坐一辆出租车，分头去我们下榻的华都酒店，可是我们到了酒店后，却一直不见他们回来。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很纳闷，也很焦急。十二点过后，他们才终于来到了酒店。随车还多了一个中国人。原来Tuech先生上了中国旅行社的接待车后，发现他的钱包不见了，其中有一大批美元、人民币和法郎，还有很多信用卡，于是向前往接他们的中旅社人员报告，然后立即返回我们乘坐的车厢寻找，但没有找到；于是通过北京火车站派出所向北京市公安局报告，接着到北京电话局给他夫人打长途电话，要她立即向所有信用卡的有关银行挂失。车上这位中国人原来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他对我说：“下午你哪里都别去，就在酒店等着，北京市公安局要找你问话”。 我记得，在途中Tuech先生掏过钱包，坚持要付还我为他夫人购买旗袍的钱，然后把钱包装回后裤兜，此后好像再没有掏过，怎么会就弄丢了呢？

　　下午，回京休假的驻英使馆官员林林先生和夫人赵如珍女士（他们俩是我非常熟悉的老乡）来酒店看望我，我们正在聊天，北京市公安局的两位同志来找我问话，调查上午的案子。他们对我说：“我们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一个问，一个记录，摆出一付审讯的架势，我好像成了第一号犯罪嫌疑人，实在觉得非常委屈、气愤和无奈。在回答了他们好些问题后，我气愤地对他们说：“你们是不是怀疑我偷了Tuech先生的钱包？我告诉你们，我是个访问学者，我到这家公司进修，就是Tuech先生批准的，在法国期间，我应他的邀请到他家拜访过多次！”林林同志实在看不过，就对他们说：“刘能强这位同志我们很了解，而且他和他公司的领导关系也很好，你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他们的态度才稍有转变。这个案子最终也没有破，留下了一个深深的遗憾。

　　二十三．谢绝盛情挽留

　　Tuech先生没让我参加与石油工业部举行的商务谈判，而让我回家休假一个星期。从与石油工业部有关领导的接触中，Tuech先生认定中国的测试市场一定可以打开，对即将举行的与石油工业部举行的商务谈判信心十足，便开始考虑下一步在中国的机构设置等问题，并认为我是驻中国代表处代表的合适人选。于是对我说：“刘先生，我们肯定要在中国建立代表处，我想请你出任驻中国代表，因此要延长你在公司工作的合同期，你意下如何？”突然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我真有点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因为按照原来的安排，我很快就要参加公司的试井解释培训班，而这个培训班的学习内容是我最感兴趣的，也是李天相副部长特地嘱咐过要特别重视的；我对这个问题的表态，对我下一阶段的学习安排可能会有很重大的影响；而且未经请示，我不能随便作出决定，只能来个“缓兵之计”，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然后再请示。于是我说：“就我本人而言，我很乐意；但我在四月份回国休假时，就向我国政府提出了工作申请，我不知道我国政府对我以后的工作作出了什么安排，我必须先问一下。”没想到他大概对我的前一句很重视，而对后一句却并不大在意，接着一个劲儿问我对出任驻中国代表有什么要求。

　　我和爱人儿子一道回到在湖北潜江江汉油田的家，休假期满后又返回英国。路过伦敦时将情况向我国驻英大使馆教育处作了汇报和请示，教育处葛参赞（此时王廼同志已经回国任中共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后调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局长）说：有此先例，但我这事应由石油部决定。上班第一天我就给Tuech先生打电话，问他丢失的钱包有没有找到，与中国石油部谈判的情况如何等等；他告诉我：与中国石油部谈判很有成效，很快就要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公司已经给江汉油田发出公函，正式提出如下意见：我在公司工作的合同延长两年，让我参加将于最近举办的公司试井解释培训班，然后在公司试井解释中心实习三个月，以取得实践经验，然后出任公司驻中国代表；而且已将此公函的副本寄到我家里，问我收到没有。我离家前没有收到此件，Tuech先生便叫秘书立即给我传真一份。我立即写信向石油部人事教育司汇报和请示，请求他们尽快指示处理意见。后来我又发现，从此后的第二个月开始，我的薪酬改由位于新加坡的远东地区分公司列支，这意味着我已属远东地区分公司；Tuech先生则每隔三天五天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北京方面对我延期合同一事作何答复。随后又接到通知：要准备再一次到伦敦，接受为期三周的英语高级培训，似乎一切都在按我延长合同出任驻中国代表进行安排。我立即打电话将这些情况向我国驻英大使馆教育处作了汇报，葛参赞说了两个意思：1，学英语是好事，学了再说；2，如实告诉尚未收到中国的答复意见。他还说使馆将请石油部作出答复。

　　按照公司安排，我将于11月赴法国总部，先参加为期一周的电脑培训班，接着参加为期三个多月的试井解释培训班。阿伯丁基地要求我：在离开前将我编制的所有程序（一共30多个）加注详细的说明，要使技术人员一看就能明白。我如期完成了任务后，按时动身前往法国。路过伦敦时再到大使馆向教育处葛参赞作了汇报和请示。

　　到法国总部后的第二天，我专程赴巴黎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处报到并汇报有关情况。在参加培训期间，Tuech先生经常问我收到北京方面对我延期合同一事的答复没有。1984年1月初，我正在接受试井解释方法的培训。一天，Tuech先生又问我，我回答说：我在圣诞节前又给中国政府写了信，相信很快会有答复。Tuech先生说：“那好，再等一个星期，如果还没有收到，请你给北京挂个电话，问清楚中国政府的意见。”我只好答应了。过了两天，终于收到了石油部人事教育司的复信，信中说：“考虑到你已经出国将近两年，考虑到国内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很需要你回来参加，请你婉言谢绝对方的要求，按时回国。”我立即向Tuech先生汇报了此事。第二天，Tuech先生叫我到他办公室，和我作了一次长谈。下面记述的是当时的一段对话： 

　　Tuech先生：“刘先生，你知道，Flopetrol是一个公司，不是一所学校。你总不能在这里一学习完就走。”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不听从中国政府的安排，按时回国。”

　　Tuech先生：“试井解释不是所有工程师都要参加的培训课程。我们是特地腾出培训名额让你学习的。”

　　我：“我很感谢公司的培养。”

　　Tuech先生：“现在请你坐到我这把椅子上，你该怎么处理？”

　　我一时语塞：“我不知道……”

　　Tuech先生：“既然如此，我不得不停止你的学习了(I have to stop your study)！”

　　我：“Tuech先生，你知道，这是我最感兴趣的课程，我希望能把它学完。”

　　Tuech先生：“我知道，但我已经无能为力了（But I can do nothing in this situation）！”

　　沉默了片刻，他又说：“这样吧，我再同试井解释中心商量一下，明天下午五点钟，你再来这里，我给你一个答复。”

　　第二天下午五点钟，我准时来到Tuech先生的办公室，他对我说：“我已经和试井解释中心商量过了。试井解释课程的前一部分，是基本理论和方法，后一部分，是实习。基本理论和方法部分，到下星期就将全部结束，我们同意让你学完这一部分的课程；至于后一部分，你已经有了很丰富的实践经验，就没有必要参加了。因此，你可以在下星期结束你的学习，同时，你与公司的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你有什么意见？”

　　当初公司提出的计划是“让我参加将于最近举办的公司试井解释培训班，然后在公司试井解释中心实习三个月，以取得实践经验，然后出任公司驻中国代表”，如今却说我“已经有了很丰富的实践经验”，“没有必要参加”实习的课程了。显然是因为我没有同意合同延期的意见，不让我继续学习，并在我的合同尚未到期（还差一个月）的情况下，就下逐客令了。我还想再努力一下，争取学完整个培训课程，但看到这个形势，已经没有可能了。于是我说：“我同意。”

　　 Tuech先生：“好。那么，明天是星期五，下午4点半钟，公司为你举办一个欢送会，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等人参加。再过几天，就是你们中国的新年，我们和你一起庆祝中国新年，请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等人参加。好吗？”

　　我：“公司为我举办欢送会，又和我一起庆祝中国新年，我很高兴。既然我很快就要离开公司了，中国新年的庆祝会就当是我的告别宴会，一切费用由我支付。”

　　Tuech先生：“好的。你的住地地方太小，就到我家里去举行吧。你去巴黎买些中国菜，那天我让我的夫人和Matin小姐（注：他的秘书）帮助你，大家吃一顿中国筵席吧。酒就不用买了，我家里有的是酒。”

　　第二天（星期五）下午4点钟左右，Tuech先生叫我去他办公室，对我说：“公司想聘你作为公司的名誉成员，你意下如何？”我想：我马上回国了，作为名誉成员，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何乐而不为？于是说：我很乐意。接着，欢送我的鸡尾酒会开始，参加的包括公司及一些部门的主要领导人。Tuech先生致辞，对我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说了好些好听的话，如“刘先生在公司两年，工作很努力，做出了很多成绩，在公司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等等。随后代表公司给我颁发了由总裁签发的试井解释培训班结业证书，又给我戴上了一枚“服务20周年金质纪念章”，赠送一套很精致的刻上了公司名称和我的名字的钢笔和圆珠笔，并宣布授予我“公司的名誉成员”称号。原来，公司设置有服务5周年、10周年、15周年和20周年纪念章，当时它成立了22周年，服务20周年纪念章是最高级别的金质纪念章。然后就是喝酒，吃点心，每一个人都来向我敬酒。公司总裁的女秘书是个台湾人，她特地送了我一个水晶狗。我感到很兴奋，也很欣慰。

　　二十四．告别Flopetrol

　　下一星期，我把主要心思放在了复印带回国的资料和筹办告别宴会上面。李天相副部长曾经嘱咐我:要在不违反公司保密条例的前提下，尽量多弄点技术资料带回来。所以我尽我所能，把我认为有价值的、原件无法带回国的非保密资料全部复印，至少复印了一千多页。我去了一趟巴黎，向驻法使馆教育处汇报了有关情况，并采购了一批中国菜。我想借这个告别宴会的机会，好好招待各位给了我很多帮助的朋友，以表示我的衷心感谢。春节的年三十(1984年2月　日)，我在Tuech先生的家中忙了一天，在Tuech先生的夫人和马丁（Martin）小姐的帮助下，准备了满满一桌子菜。那天下午，当最后盘点做成的菜肴时，发现一共13道，突然想起：13是西方很忌讳的不吉利数字，于是赶紧跑到当地的中国超市，买了一个藠头罐头，凑成14个菜，并将14道菜列成中文加英文的菜单，复印了十多份。

　　当天傍晚，客人按时来到了Tuech先生家。很可惜Diemer先生因出差美国而没能来，但他夫人来了。席间大家对我的工作和晚宴的菜肴说了许多客气话，特别是这最后添加的一道藠头竟很受欢迎，这倒是很出乎意料之外的。我邀请他们有机会去中国时到我的家里做客，说那时我一定用28道中国菜招待。他们在一张菜单的背面写下了祝福，有一位还风趣地写上了“盼着在中国享用28道佳肴！”这张菜单我一直保存至今。

　　第二天，我离开了在那里学习、工作、生活了近两年的Flopetrol公司，去到巴黎，住在正在那里进修的大学同学陈只宏的住地，作巴黎告别游。过了两天，收到了Tuech先生寄来的一个邮件，是在公司欢送我的鸡尾酒会和我的告别宴会上照的照片，附上的一封短信只有三句话：“1. Bon vayage! 2. Good luck! 3. Keep in touch!”（1、祝一路平安！2、祝你好运！ 3、保持联系！）

　　过了几天，我回到了香港我父亲处。一天上午，收到了Tuech先生打来的长途电话，询问是否平安到达香港。我很受感动：想起与他两年的交往，这位经理可谓是“公私明显不同”，如在要我留下而在遭到我拒绝时，态度是何等的丝毫不讲情面，而在私人交往之中，却又是十分的人性化，关怀入微，叫人不能不钦佩。

　　在香港呆了几天，我便经广州回到了湖北江汉油田。

　　欢送会上Tuech先生给我戴上的那枚金质纪念章，我没有摘下来，没想到在巴黎期间竟丢掉了，我感到非常气恼：这是件多么有纪念意义的宝贝啊！1986年，由于我的建议，Diemer先生应石油部邀请来华讲学，我向他说起此事，他说他一定设法再送给我一枚。1987年，我的同事，南海西部石油公司研究院的许乔出差法国，我拜托他去拜访Diemer先生，Diemer先生让他给我捎回了一枚施伦贝谢（Schumberger）集团的金质纪念章（此时Flopetrol公司已完全并入施伦贝谢集团），我一直妥善珍藏至今。

　　二十五．国外情缘

　　我在阿伯丁住了一年半，和同在那里进修或留学的中国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84年3月中旬我一到阿伯丁，就按照大使馆教育处给我的电话，与在那里的中国进修生/留学生小组组长季国亮取得了联系，他也已经接到大使馆教育处的电话通知，于是在第二天晚上，就召集了所有在阿伯丁的中国进修生和留学生，到我住的红狮宾馆（Red Lion Hotel）看我。我在阿伯丁进修期间也在那里进修的，除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季国亮外，还有北京天文台的符斌(中国进修生/留学生小组副组长)、上海水产学院的赵维信(季国亮进修结束回国后继任中国进修生/留学生小组组长)、中科院青岛海洋所的蒋维铮和刘发义、胜利油田的赵文毅、南海西部石油公司的裴监清、北京建材研究所的席耀忠等，先后共10余人。我们同在异国他乡，同在一个城市，除按照大使馆教育处的规定，我们每个月一次在一起学习讨论大使馆教育处发给的文件和材料之外，一有空就聚集在一起，或聊聊生活中的新鲜事，排解思乡想家之苦，或游览阿伯丁的市容和风景名胜，其中最引人是漫山遍野玫瑰盛开的玫瑰山花园、北海海滩的游乐园等，还一起观赏过一次芭蕾舞，欣赏过一次音乐会；在英国期间我们没有一个人到理发店理过发，都是我们大家互相理，而所用的理发工具还是前一届进修生留下来的；碰到困难互相帮忙，互相鼓励，不论谁碰到了什么问题，都会提出来，大家共同给他出主意、想办法；遇到什么开心事，也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在台湾人、华侨或外国人中结识了很友好的新朋友，便介绍给大家；有谁要宴请指导老师或别的朋友，大家会帮忙筹措和准备；赵维信和英国同行们在水产实验室从事大马哈鱼（即“沙文”鱼，salmon）的繁育等项目的研究，经常有实验用过的大马哈鱼，虽然仍非常新鲜，却统统作为垃圾扔掉。她觉得太可惜，就把那些鱼拾掇干净，背回来分给大家。我在阿伯丁商业学院上夜校，要参加学员“介绍自己的祖国”的活动，大家就把各自所有的有用资料，如中国地图、北京风景明信片等，都拿给我，使我的介绍能尽可能生动一些。我与一位非洲同事同住后出现的问题，也请大家帮忙想办法，最后一起求教于华侨留学生得到解决。就连在报上看到何时何地有大型义卖（Jumble sale），也准要互相转告，常常相约一同去搜购特别“抵买”的便宜货。远在爱丁堡进修的刘振武也常常利用周末或假期到阿伯丁来看望我们，每次都住在我处，确实“不是亲人，胜过亲人”。

　　二十六．火热的“中国心”

　　回国后听到一首歌曲，叫《我的中国心》，那充满深情、发自肺腑的声音，使我回想起在国外与许多华侨同胞相见的难忘情景以及他们对伟大祖国的炽热感情。

　　1982年4月的一个周末，当时我在伦敦一所私立英语学校学习英语。英语教员邀请我上他家做客，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出国时，我从国内带来了一些礼品，但都放在阿伯丁，手头什么东西都没有。买点什么好呢？我请教驻英大使馆的同志，他们建议我到唐人街上的中国工艺品商店去找找看。

　　我来到唐人街，找到一家“东方首饰工艺品商店”。老板一眼就看出我是个中国人，立即热情地迎了上来。他告诉我他叫刘兴，祖籍广东兴宁；他还能讲一口相当地道的客家话。我也是客家人，便用客家话和他亲切地交谈起来。当我说明来意，想买一件中国工艺品作礼品时，他便推荐了几件，让我挑选。我看中了一副软木雕，标价是9.99英镑。

　　刘老板转身叫他的夫人去查进货账单，然后对我说：这副软木雕进货单价是5英镑，现在我以原价卖给你。我表示感谢他的盛情，但坚持还是要以标价付款。谦让中他十分恳切地对我说：“我要赚就赚外国人的钱，不能赚咱们中国同胞的钱！更何况我们是客家乡亲！”一句话感动得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得接受同胞的一片深情。

　　又有一次，英语教员建议我购买一本用英语解释英语的辞典，即所谓“英英辞典”，我便请他帮我选购。午餐时间，他陪我一起来到一家华侨办的“光华书局”，挑选了一本Longman的英英辞典。当我拿着辞典去付款时，书店女老板望着我问：你是从哪国人？我告诉她我是中国人。她又问我来伦敦干什么，接着用广东话问我：“这本辞典是你自己买的，还是替那位英国人买的？”我说是我自己买来用的。于是她说：本店对所有中国留学生一律以八折优待。并按优待价收了款。

　　二十七．华侨和祖国心连心

　　在国外，我结识了不少华侨同胞，有从新加坡来的，有从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来的，还有港澳、台湾同胞。每逢相见，他们都热切地向我打听祖国大陆的情况。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对他们都有强烈的吸引力。

　　1983年春节，我国驻英国大使馆慰问团专程到阿伯丁来给我们拜年，并带来了中国影片。我们分头邀请了好些外国朋友和华侨同胞。当银幕上出现祖国的锦绣河山时，侨胞们禁不住发出一阵阵由衷的赞美声，怀念之情溢于言表。许多华侨看完电影都向我们表示：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一定要找机会回祖国看看。

　　出于对祖国的怀念之情，他们对我们这些来自祖国的进修生和留学生格外关心、照顾。我刚到英国时，英语水平比较低，适应不了工作、学习环境，心里很着急。几位从马来西亚来英国读书或工作的华侨朋友知道了，就主动给我送来学习资料，帮助我补习英语，先介绍我到阿伯丁一所教会办的华侨业余英语学校学习，但因其主要对象是刚从国内来到英国的人员，内容太浅，对我并不合适，他们便建议我上阿伯丁商学院英语夜校，帮我选择合适的年级，并领我去报名。

　　我的身体不大好，但由于不熟悉英国的医疗制度和看病规定，一直没有去就诊。华侨朋友知道了，就热情地给我介绍有关情况，给我找了个离我住地最近、水平比较高的私人医生，并亲自带我去看病。有些病状我用英语表达不了，他们就给我当翻译。在国外两年，我时常受到诸如此类的帮助，感受到华侨同胞给与的温暖。

　　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华侨朋友都要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举行的庆祝活动。1983年6月的一天，台湾同胞陈修国博士打电话给我，要请我和另外3位中国进修生第二天晚上一定到他家去吃饭。第二天晚上我们来到他家，只见餐桌上已摆好了粽子。这时我们才想起：今天是端午节。陈先生夫妇告诉我们：为了使后代不会忘记中国的传统，每逢春节、端阳、中秋这些传统节日，他们都要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进行庆祝。

　　二十八．时时刻刻感受党的温暖

　　在佛罗公司，我是唯一一个来自大陆的中国进修生。虽然身在异国他乡，远离祖国亲人，但我从来不感到孤单，时时刻刻都感受到党的温暖。

　　党非常了解我们怀念祖国的心情，教育部特地为我们每个在国外学习的留学生、进修生订了一份《人民日报》，每隔1~2天从北京航空寄出，使我们及时了解国内大事。在国外整天接触外文，阅读中文报纸感到特别亲切，工作再忙我都坚持每天翻阅。驻英、法使馆还经常给我们提供《人民画报》、《中国建设》等杂志，及时传达有关文件，并给我们的学习、工作以具体指导。

　　每年春节，大使馆都会组织慰问团，到各地给留学生、进修生拜年。1983年春节，驻英使馆慰问团在我的住地为在阿伯丁的进修生专门烹制了可口的中国饭菜，反映了中国电影，和我们一起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团圆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海外学子十分关怀。1984年春节，胡耀邦、赵紫阳、彭真和邓颖超特地为对我们发表电视讲话，祝贺春节，我在驻法大使馆教育处看到了讲话的录像，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胡耀邦同志语重心长地鞭策我们“要争气”。国务院还曾专门派出过慰问团，赴几个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慰问留学生。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辜负党的期望，一定以优异成绩向党汇报，为国争光。

　　近年来，留英的留学生、进修生和研究生，包括已经学成回国的，总数可能已经超过万人。身在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面对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裕的物质生活，大都经受住了考验，坚定不移地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没有丝毫的动摇。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知识分子对党的忠诚。每当有人问我是哪国人时，我都骄傲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每当我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看到外国人向我投来赞赏的目光，或者伸出大拇指夸奖中国人时，我都抑制不住内心的自豪感，因为我没有辜负党的培养，为祖国争了光。

　　二十九. 努力传授现代试井解释方法

　　我牢记着我出国进修的初衷。回国后，在石油部以及后来的中石油、中海油的安排下，我在全国试井工作会议和几十期试井培训班上，努力传授在国外学到的现代试井解释方法。没有教材，我就把国外学习时的课堂笔记整理编写成讲义；几经修改补充后成书，于1987年出版，是为我国第一本详细介绍现代试井解释方法的专著《实用现代试井解释方法》；后来随着这种解释方法的继续发展和我们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分别于1993、1996、2003和2008年修订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版。试井技术突飞猛进的过程中，涌现出大批新词语，其中大部分没有中文译名，成了很多同志学习外国试井技术的“拦路虎”，我便编撰了一本《英汉试井新词词典》，后来又在几位同行的协助下，扩编成《英汉试井技术词典》，于2000年出版。我发表了30多篇论文，还和一批石油专家一道，编写了《试井手册》、《中国油气井资料解释范例》和《英汉石油技术词典》等书籍。

　　我和全国试井界共同努力，终于使现代试井技术迅速在全国普及，并使我国的试井资料录取和资料解释迅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三十. 从出国进修到出国讲学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腾飞，虽然石油产量逐年急剧增长，从临解放时的年产40多万吨上升到1亿8千多万吨，增长了450多倍，但仍赶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于是我国的石油工业走上了“利用两种资源”，开拓海外市场的道路。我国的试井队伍也开始走出国门，在国际试井技术服务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屡屡获胜，迄今已经在苏丹、伊朗、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等10多个国家进行技术服务多年，并得到了这些国家石油界的认可和赞许。1998年退休之后，我跟随中油测井公司，也投入到我国石油工业向海外发展的大潮之中，走出国门，参加我国和苏丹及伊朗等国的石油合作项目，带领年轻一代试井技术人员，处理和解释这些国家的试井资料；在中油测井公司每年为外国工程师举办的培训班上，讲授《现代试井解释方法》和《试井及其应用》等课程，并在苏丹、伊朗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讲学，给他们举办了多次“现代试井解释方法及其应用”技术讲座。与此同时，学习试井解释方法的最新发展成果，研究和处理实践中遇到的前所未见的新问题，进一步加深和丰富了对现代试井解释方法的认识，并在2004年和2006年北京国际井筒技术交流会议上，分别发表了《试井资料在油田开发中的应用》和《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现代试井解释方法》的论文，并作了专题讲演，和外国同行分享我们的新认识和新经验。我们对解释方法透彻的理解、深入浅出的讲解、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类型齐全而典型翔实的大量实例、对他们所提问题的圆满解答，以及比较流畅的英语表达，给这些国家石油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赢得了他们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石油技术水平的信任，为祖国增添了荣誉。

　　回顾出国进修以及回国后三十年的经历，我随祖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而成长，成为一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足迹所至，从北国大庆到海南福山，从亚洲的伊朗到非洲的苏丹，为祖国试井事业的发展，奉献了我的青春和力量；这30年来，随着祖国石油工业从“请进来”到“打出去”的伟大战略转折，我从出国进修跨到出国讲学，感到十分骄傲；我为此生有幸当一名石油人，有缘参与祖国石油工业发展的伟大工程，并从中体验到“人生”和“奉献”的意义和价值，感到无比自豪。

　　1987年的一天，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篇通讯报道，介绍了我出国进修、作出令外国公司刮目相看的成绩、谢绝外国公司的高薪聘留而毅然回国，以及回国后为推广在国外学到的新技术而努力的“事迹”。有些家乡乡亲听到了这个广播，就说：“阿能真是个大傻瓜！多少人千方百计要出国却出国无门，而他已经走出国门，他的老板千方百计留他，在国外有那么好的条件，却自己乖乖地跑回来！”是啊，不论从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任何角度来看，我在国外和在国内所能得到的，都有天壤之别！我1982年出国前在国内的工资是每月75元人民币，而到英国之初，作为实习工程师，我的工资是每月2280美元，不到半年转成高级工程师，工资是每月2800美元，此外还可享受其它许多优越的待遇；而如果我接受佛罗公司聘留出任该公司驻中国代表，工资又将大幅度提高。2003年我以中国专家的身份被派往苏丹工作，工资加补贴是每月1800美元，比20年前（1983年）在英国和法国进修时的2800美元还低1000美元！可是我认为：这笔账不能这么算哪！党和国家培养教育了我，我得为党的事业，为祖国的发展奉献自己的一切！我清楚地知道：我能在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能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进修，能顶住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和巨大物质利益的“诱惑”，坚定不移地谢绝外国公司的聘留，能在推广、普及现代试井解释方法上作出贡献，及至能出国成功地为外国工程师讲学，完全是党和国家培养教育的结果；是祖国的石油事业孕育了我，改革开放造就了我。

　　人生苦短，如今我已是75岁的老人。新一代试井技术人员已经茁壮成长起来，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我相信我国的试井技术一定会继续不断提高，为油气田勘探开发提供更可靠的技术支持，为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