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上海知青赴北大荒至今已40多年了。当年黑土地上的风风雨雨随着岁月的流逝已逐渐淡忘，然而一个人物——我们连队的农业技术员老刘却使我久久难忘。

　　老刘是1958年从东北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大荒农场的。当我们1969年到农场时，他已与早年赴北大荒的部队转业官兵在那里“战天斗地”了10多年，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成长为富有经验的农业技术骨干。老刘人长得特别“帅”，可称得上是“美男子”。每逢下农田时，他总是穿一件深黄色的夹克服，手拿一卷图纸，颇有气质和风度。他有三个孩子，加上妻子一家五口挤住在一间10平方左右的土坯房里，但他从不叫苦，整天乐呵呵的，帮着妻子将小屋收拾得特别干净。小屋的墙上还钉有书架，书架上摆满了老刘喜爱的专业书。逢到过春节，老刘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自剪的窗花，使简陋的小屋充满了“书卷气”，这与当时连队其他文化程度较低的老职工家里相比，显得格外“一枝独秀”。

　　老刘出身地主家庭，这使他不可避免地难逃文革浩劫的“厄运”。在那场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暴中，老刘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也遭到了批斗。记得那时我只有十七、八岁，中学尚未毕业就下乡，满脑子充斥着曾在儿时电影里看到的解放前“地主老财”（类似“南霸天”、“黄世仁”）的“丑恶嘴脸”，不知出于何种“阶级愤恨”，当时被“极左思潮”搅得晕头转向的我竟鬼使神差地在一次批斗老刘的会上，喊出了“打到刘某某（老刘名字）”的口号。我记得当时低着头的老刘猛地抬起头目光犀利地瞥了我一眼，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眼，是鄙视我愚昧无知的一眼。虽然那个动乱、混沌的年代早已成为了历史，但我将永远忏悔我曾做过的那件荒唐“傻事”。

　　那次批斗会后，看着40多岁的老刘精神疲惫、步履蹒跚往家走的背影，充满歉意的我顿时感到无限惆怅和迷惘······好在几个月后，老刘又恢复了正常的技术员工作。当我再次见到他时，我忐忑地老想躲着他。谁知他竟像宽厚的长者对待犯错的小辈那般，照样与我有说有笑。那时我担任连队的统计员，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需跟着他下田地，丈量土地，制定规划，查看农作物生长情况等等。对农业生产“一窍不通”的我，自然要拜老刘为师。而老刘也总是不计前嫌地热情给我传授。在老刘的带领下，我们搞了农业试验田，还建了简易的培养菌菇的实验棚。老刘的“言传身教”，尤其是他对事业不懈的追求精神，使我受益匪浅。我们时常漫步在田间和地头，听着远处拖拉机的轰鸣声，看着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聊人生，聊社会，聊历史······博学多才的老刘似我的“启蒙老师”，为我打开了一扇扇“知识之窗”。渐渐地，我们的“师徒之情”越来越深。我经常往他家跑，在他家书架上翻阅书籍，也经常帮他家挑水，或者帮着打理他家的自留地等。我的衣服破了，老刘便让他的老伴帮我缝补······

　　随着“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热潮来临，知青们个个充满着想“进城读书”的渴望。然而“僧多粥少”，我们近200名知青的连队每年也只有几个“被推荐”的名额。看着“被推荐”的知青兴高采烈地离开连队上大学，我是既羡慕又沮丧，心里“五味杂全”，说不出来的滋味。那段时间，我干什么都无精打采，老刘猜出了我的心事，他便安慰并鼓励我：“你还年轻，多读点书，以后会有机会的”。 老刘看似极平常的几句话燃起了我“求学”的希望。我找来了几本数理化的书，工余时间便“啃”读起来。遇有难题，老刘便是我最好的良师。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验证了老刘的“预言”。之后，我当过教师，进过社科院，后来又到高校从事科研工作，一路走来，每当我工作碰到困难或生活遇到坎坷，当年老刘的形象和其“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教诲都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激励着我不断攀登事业的高峰和走好人生的路。

　　我离开北大荒后，听说老刘调到了其它农场工作，此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屈指算来，如今的老刘大概也有八、九十岁了吧！但愿他能健康长寿。聊作此文，以寄无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