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是韩国庆尚南道人，参加过共产国际、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南昌起义和抗日战争等，因枪榴弹爆炸牺牲在中国浙江杭州。韩国政府因此授予他爱国勋章。我母亲和父亲都是革命老干部，母亲曾担任社会大学革命行动委员会副主席，父亲曾经在上海军管会新闻处任职，是进军重庆的西南服务团成员。  

　　朝日鲜明之国

　　大家都叫我朝鲜女，想必是因为我来自朝鲜，那朝日鲜明的国度。从白头山至济州岛，自古称作三千里锦绣江山的清晨之国。谈起朝鲜，在我十几岁少女的记忆里，就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旭日当空，一尘不染。

　　朝鲜气候宜人，属半岛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冬季三寒四温（一周3天冷4天暖），呈周期性变化，在中国大陆都穿厚重棉衣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和朝鲜小女学生一样，穿大衣裙子过冬。夏季凉爽，学生经常被要求着正装，大人们穿长袖，大街上没人穿汗衫，否则会被认为不雅。

　　朝鲜首都平壤战后修建得相当不错，有朝鲜式小平房，还有很多5-8层的楼房，都是以预制构件，用起重机搭建的，一两周就能造一栋楼。我们家就在靠近平壤火车站的驿前大厦，一栋8层楼房。我们的“阿巴特”（公寓）里铺着榻榻米，配备独立卫生间，有两个大壁柜，一个放被服等，一个储藏粮食。墙上挂着中国带去的天鹅绒的北极熊图案壁毯，日常穿的衣服就挂在壁毯后。那时洗衣服用木槌敲，洗被褥就用脚踩。为了市容，面街的阳台上不准晒衣服，洗后多半靠电熨斗熨干。房间里还配有暖气。总的讲，比当时中国一般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好。

　　当时朝鲜实行半供给制，住房是国有的，靠分配，可根据需要以正当手续与他人调换，不用交房租。粮食定量配给，普通居民，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工人，干部，定量不等。一般从400克/天至800克/天。每月粮食有一定比例的大米、面粉、玉米面等，好像是每半月凭证凭票买一次。我入乡随俗，向朝鲜妇女学习，用头顶粮食回家，十几岁的我能顶起七十多斤。

　　教育、医疗都是全民免费。干部和学生还每年分夏、冬两次发放制服或衣料，多为本土制的人造纤维。每次上学前，女生都会把衣服熨过或在床垫下压过，裙子的一个个褶子整整齐齐，看起来既朴素又经典。学校课程与当时中国有一定区别，安排有专门针对男生的驾驶课和针对女生的家政课。数学教育比不上国内，因为有在国内上学的经历，我中考时数学得了满分，是平壤市第一名。

　　平壤的大街上非常安静，几乎听不到喧哗人声。牡丹峰下，大同江和普通江畔，广场上和千里马铜像前，人们会很自然地围聚起舞，抒发情感。朝鲜人吃东西比南方汉族豪放，明太鱼（黄花鱼的表亲，也是石首鱼类）大捆大捆，几公斤、十几公斤地买；各种各样的螃蟹，尤其是长腿的，我们说它是跳芭蕾舞的大螃蟹，一元钱能买一大盆；贝壳，虾，鱼子鱼白也一桶一桶地称；啤酒一箱箱畅饮。每逢节日，单位和人民班（相当我们的居委会）总告诫大家别喝太多，但冬天雪地里，节后总有醉倒忘归的人。我记忆里就是猪肉、香料和豆油稀缺，其它物资还算丰富。

　　那时我母亲在平壤外国文出版社任译审，审阅劳动党中央文件、金日成选集和刊物《新朝鲜》的各类文章。爸爸在高中教语文，深得学生敬爱。我在读书，爱学习，爱劳动，爱生活，爱人民。那是一段心灵纯洁的美好岁月。

　　国际风云突变

　　正当朝鲜派人指导我学习朝鲜文，有意把我培养成第一位一级女翻译，而我还作着居里夫人的梦，要专攻理工时，哪知天有不测之风云，中朝关系因中苏关系、文革时极左外交政策等故而发生了微妙变化。很多志愿军的坟墓被无端破坏，中国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的种种流言也会不时传入我们耳朵。中国人在朝被称作是“特务”，开始受到怀疑和排挤，我爸爸也因此被开除。1966年10月25日，在这个神圣的停战纪念日，平壤中国人高中，朝鲜唯一一所为中国华侨办的高级中学，被朝鲜政府（我们当时称它朝修）宣布停办，而我也被分配到平壤外城区输出品被服工厂当一名缝纫工。

　　我学踩缝纫机很快，得心应手，几个月就升为四级工，车间里技术评比第二名，专门干出口衬衫流水线倒数第二道工序——上袖口。

　　没法读书了，但当时中国驻朝鲜的大使馆频频组织我们华侨学习毛选，分发红宝书，观看毛主席一次次接见红卫兵的电影。使馆外墙上写着“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幅标语。兴奋啊，激动啊，会后使馆还请我们美美地享受家乡大餐，大家都陶醉于爱国主义的情操中……然而，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我作为平壤市中国华侨代表之一去大使馆送大红贺信，回来就被厂方开除了。父亲和其他两位爱国教师也被开除，中国大使馆帮助我们全家办正式手续回国。许多华侨没办法，只好纷纷偷渡回国。我们全家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上千名华侨聚集火车站欢送的情况下离开朝鲜的，场面至今难忘。

　　归国初期的故事

　　跨过鸭绿江，这边真是冰火两重天，另一个世界。我们从丹东经沈阳到北京，住进中侨委，许多朝鲜、印尼难侨在那里等待国家安排。因文化大革命，国内秩序混乱，在中侨委住了三个月后，我们全家被安排到上海。

　　当时的火车上挤满了北上南下大串联的红卫兵，持国际列车正式票的我们只能从窗户爬进，挤在厕所边，一路颠簸到达上海。这边持续在打，两派开火。在招待所待了一个月后，我们又被上海军管会和侨办安排去杭州。杭州更是枪声隆隆，省侨办没法让我们安居，给了我们四十元钱路费，安排我们先回父亲的老家——温州。

　　这是1967年11月13日的晚上，下了轮船我们踏上了温暖的瓯越大地。奶奶的家是一个木质结构的四合院，当天没有电，奶奶掌着昏暗的煤油灯来迎接，夸我“规齐兮”（温州方言，意思是“漂亮”）。那时，侨办按政策给每人每月10元的生活费，安排我们暂住在墨池坊招待所。文革非常时期，市委市府都靠边了，一切军管，军管会的干部们也有住那儿的。我们后来分配到信河街的新造四层红房子楼，层高只有2.1米，每人10平米标准，当时算不错的了。

　　国内的大学都停课闹革命，想升学不现实。我们全家只能等待安排。妹妹酷爱舞蹈，就自告奋勇加入了温州红宣队，出演“白毛女”。而我呢，应邀在“红太阳”展览会上当了一名讲解员。观展群众络绎不绝，我热情洋溢的讲解赢得了不少的赞美。那时展览组织方会给工作人员每月6元的生活补贴，年轻纯洁的我认为为人民服务就应象张思德那样不为私利，所以我拒绝领取三个月18元的补贴，再困难也要当义工。

　　成为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是当时中学生的最大心愿，我也不例外。在看了温州好多工厂后，我选择了当时最正规的部级厂——冶金工业部温州冶金机械厂。当时军管会给冶金厂的公函是这样：

　　温州冶金厂负责同志：

　　侨居朝鲜的归国华侨李虹虹等一家，在朝鲜期间，为了捍卫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祖国的尊严，曾和朝修做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被迫于67年7月返国，回国后受到党和人民的亲切接待与照顾，他们一家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下来的。为了维护祖国的声誉，对于他们的就业问题一定要给予优先安排，根据李虹虹本人的要求与愿望，不久前曾派人前往贵厂联系将该同志安排在贵厂当学徒工，贵厂当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已经接受了下来，为此特表示感谢……

　　1968年5月，我在冶金厂二车间当了一名三班倒的车工。那时我开的是C620车床，26斤重的活塞三分钟一个一个地往上搬，师傅直夸我像花木兰。我成天就琢磨怎么车出更多、更光洁、更合乎公差标准的合格产品。业余甚至上班时间，工厂总会组织跳忠字舞，写大批判稿，我的一篇稿子和班组诗集一鸣惊人，受到好评。

　　车工一干就是七年。我的大学梦也一直遥不可及……

　　1974年，终于等来了可自由报考工农兵大学的机会，我报名参考并获得了温州地区总分第一名。江西冶金学院找我谈话，希望我报考他校，并准备以后留校当老师。现任省侨联主席王成云是该校高年级学生，还到车站接我。可当录取通知书下发时却没有了我这个状元，有人开后门换了我的名额。我哭过。我问天问地问人！我们当时就是这样被活生生剥夺了学习的权利。

　　热爱翻译，上下求索

　　1978年，中国大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访美后，各部包括冶金部机动司都开始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等洽谈合作事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试着翻译了发动机说明书，并因此被借用到有关部门。我的翻译生涯就此开始。

　　1979年二月，美国大型代表团考察温州冶金厂。而我那时还只是厂里产品展览会筹备组一个小小的助理。紧接着厂部举行英语考试，60多人参加，我很轻松地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正式提升到总工程师办公室任技术翻译兼科技情报员。

　　数十万、数百万字的原版技术手册的翻译成为我的工作。在引进技术现场琢磨、推敲，查遍各种字典和有关内燃机、机械方面的参考书。用复写纸笔耕，笔耕，辛勤笔耕。1980年我们终于完成了冶金部下达的任务，统一赴北京集体校阅。在我们国家刚刚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年代，可以自豪地说，我是“朝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担任主译和主审之一。我们的译文很快被通用汽车公司接受，在香港出版了。

　　因缺乏口译，我被厂里派送到北京培训半年。培训结束，成绩优异的我就在我国最大的引进技术现场之一-——江西德兴铜基地按聘请合同干上了。世界最大的几家大型汽车和工程机械制造公司都在那里开展技术服务，我的英语口语现学现卖，大有用武之地。美国尤克里德EUCLID的170吨大汽车，通用电气GE的电气装置，长年LONGYEAR的钻机，克拉克CLARK的推土机和轮胎拆装机，英国AB公司的平地机……多么深奥广阔的先进技术，翻译就是消化它们的再创作。那真正是一段心旷神怡的锻炼和实践的日子。

　　图纸、手册、口译、笔译、编译，查国外标准、论文、技术通报……我一路攀登高峰，勇往直前，无私无畏，自信满满。1982年11月，冶金部机动司借用我去北京做翻译，后来还被外事司等借用。我陪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澳大利亚BHP（即现在的必和必拓）等的高层人员考察和谈判，按我自己的比喻，是进入“大观园”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986年，我又受邀被派往国务院露天矿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任翻译兼冶金部代表。更上一层楼，见识了更多我国中外合作的案例，拓展了社会阅历。

　　1987和1990年，我先后两次受厂部指派，随中国冶金代表团和温州市政府联合考察团赴澳大利亚参加展览会和访问矿山，赴美国底特律通用汽车公司考察谈判。澳方还用小型直升机迎送我们。我能较早地见识到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实属幸运。同时，我的专业翻译和不卑不亢的风格也受到领导和外方高度评价，掌声和赞美促使我更加努力。

　　温州冶金机械厂上世纪80年代成功组装了4台16V-149大功率发动机，这可是这个等级的底特律柴油机首次在海外组装成功。我为它翻译了相应的资料。我还为矿山用户与冶金同行编译了当时十分珍贵稀缺的系列书，为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服务。还有什么能比翻译更神圣光荣，更让我如痴如醉的呢？   

　　与改革开放的温州一起成长

　　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瓯越大地。因翻译，尤其是相对成熟的口译极缺，我先后被温州市经委，外经委，外办，二轻局，一轻局，电子局，机械局，粮食局，农业局，旅游局，化工局，陶工局等借聘，从浙南地区第一个国外引进项目干起，奔波在各种技术引进现场。从中澳合作CKD，SKD（全散件，半散件）组装天平到中美合资生产太阳能电池；从法国西代尔塑料吹瓶生产线到花岗岩、明矾石；我谈了一个又一个项目，写了一份又一份的意向书、备忘录、协议书，乃至正式合同。我步步紧跟温州开放的步伐。

　　忘不了的是1984年10月，市政府指派我跟随方善足副市长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担任同声传译。14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有代表参加，邓小平，赵紫阳等领导接见。我好紧张，一边收集资料，一边整理名片。记得那时方副市长身着中山装，我穿一身温州裁缝做的挺老气的土西装，比起宁波、天津等其它城市，倒也不逊色。那时的温州市长会后总念叨：“要为外经委每个涉外工作人员分一套西服，开放需要啊……”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全美广播总公司NBC选择温州拍摄专题电视片，外办派我担任全程翻译。我们选择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如市中心的小商品市场木勺巷等，拍当时温州繁华的贸易景象。在镜头前，我和市场代表、外方人员一起讲解，直接把温州话翻译成英语。外方与当时全国第一家民营金融机构——鹿城城市信用社的创办者交谈，将温州与香港对比，谈到资本主义的前途和温州民营经济的勃勃生机。外方还前往桥头纽扣市场参观。六·四动乱后的永嘉桥头虽门庭冷落，可个体小老板们却不甘人后，纷纷表示要翻身。

　　1989年世界银行到我市考察自来水项目，我也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我用英语把我市的特殊现状，如粪桶、吆喝着的端粪客、人粪车与粪便运输路线等活灵活现地表述出来，这是其他归国留学生无法在国外留学过程中学到的。我享受第一手信息的浸润，倍感愉悦与陶醉。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9O年代考察我市，我担任口译，温州这个举世闻名的城市，当时有百万人在外创业，也有百万人外来就业，创造了一个当时的神话。我随考察团在劳工市场调研，在劳动局和总工会讨论，温州让世界刮目相看，我自豪。

　　我多次担任东方集团大型玻璃钢管道生产线建设项目口译，温州大大小小的项目我担任翻译的不计其数。中西科技、中西文化在我们的一个个引进现场融合，在我们的对口人员间碰撞，我不厌其烦地周旋其间，每天都感受到信息的爆炸，但我一直孜孜不倦，忘我地追求成功，追求卓越。

　　1986年-1987年，我先后被评为市级，省级、全国自学成才先进个人。尤其是1987年，我是全市唯一一名受国家表彰的自学者。这使我很欣慰。

　　1988年，我翻译的“温州企业通览”由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列为国际书展展品。1992——1993年，我承接市府的任务，担任“温州大全”的编辑部负责人，收集稿件，组织编写和翻译，我还担任主要翻译。该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各界好评。

　　后来翻译机会不那么多了，但我仍在民间奔波，锲而不舍。我的论文发表于《中国翻译》和《中国科技翻译》，我又迈出一小步。

　　1998年，我终于被评上副译审，荣幸地成为我市第一位高级职称翻译。我还出席了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二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与同行分享了我的论文。

　　青少年时期梦想破灭，人生之路坎坷曲折，但我除自学外语外，统战部又安排我进温州社会主义学院半脱产大专法律班学习。后来，又受企业家协会邀请，研修厦门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课程，系统的理论学习让我茅塞顿开，对西方经济、我市经济有了较新较深的理解。

　　致公之缘

　　1965年8月25日，我在朝鲜加入朝鲜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相当于中国的共青团）。回国后，因海外关系等缘由，入团一直艰难。1973年6月5日，团支部大会终于一致认为：我在各项政治运动中能积极主动地参加，工作认真负责、埋头苦干、上进心强，同意接收我入团。

　　1984年，我递交了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那时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熟练的高级翻译。同时期，致公党中央在温州筹办温州致公组织，我被邀参加一些早期活动。老致公党员归侨黄庆华七次登门邀我入党。因为共同的语言及致公同仁的精诚,再加上在那时期，中共的考验期特别长，我终于在1988年申请加入中国致公党，我的政治生命从此与它结缘。

　　加入致公党的初期和中期，我先后多年担任工经贸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代主委、主委。我们去开发区考察，调研早年的正泰、罗斯，慰问生病和有困难的同志，为老同志祝寿，到五美园庆祝温州解放纪念日，共议温州改革开放话题……做了许多工作。团结互助的成员，多彩多姿的支部生活，毫无私心的付出，无怨无悔的参与，让我享受到一种精神的愉悦。多么奇特的凝聚力，多么美妙的时光啊。早期我连续多年被评为市委会的先进个人，支部也蝉联先进支部。

　　我自称为“不在政协的政协委员”。我尽力多方调研，多次写出切合民生与环保议题的提案，由支部在位的政协委员递交。参政议政，我呈上的，是诚恳的满腹心声。

　　退休了，致公党更成为我的心灵栖息地。我与大家一起去井冈山、九寨沟，走长征路，考察中共一大旧址、遵义会议旧址、司徒美堂故居，到北京致公中央汇报，品尝他们为我们这些长途跋涉者准备的小点心……感受无微不至的关怀。

　　受领导信任，我当了一届致公党温州妇委会副主任，与活泼可爱的姐妹们探讨妇女权益，写文章。聚会时评服装，道子女，叙家常……十分欣慰。

　　我现任致公党温州市老龄委副主任这个闲职。每年二至三次活动，是我们绝不轻易缺席、诚心盼望的聚会。与老同志们真有讲不完的知心话。回忆我党初期的各次珍贵的活动，交流健康心得，呼吸新鲜空气，分享绿地与阳光。我们上达和互传政情民意，挥发着一点点余热……

　　我很荣幸，从致公党浙江省委会成立起，我连续五届当选为全省党代会代表，能近距离地向省委会领导反映情况，吐露心声，和省内同仁面对面交流，见证这一次次庄严的时刻，多么难得又难忘的机会啊。

　　我还曾连续五届担任市侨联委员，连续三届担任市少数民族联谊会常委，现在都退了。但这沸腾的社会，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红尘滚滚，仍激励我的心志不断升华，与时俱进。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愿我对荏苒时光的真实感悟，融入温州归侨们的共同回忆吧。面对日益强大的祖国，我们渴望，演绎更精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