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不是这次纪念致公党90周年征文的机会，我恐怕很难抽出时间，静下心来，好好回忆一下在美国游学的点滴琐事。回国后，人权研究中心的事务繁忙，教学任务一如既往的让我感到国内生活的紧张，仿佛已经忘却了那段留学经历，它不过是我个人履历的一行新字而已。人总是这样，离得越近的记忆，往往越不会觉得有多么宝贵，也不曾太多留意它们的意义。 

　　今天，当我重新展开那些电子画册的时候，异国他乡的生活气息似乎又鲜活起来，有些人，有些事，甚至是一些细节又清晰起来。毕竟，离开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已经快一年多了。这个城市，这所大学所留给我的东西已经超出了一般访学的原意。因为，我不仅在这里完成了博士后的学业，完成了人生角色的重塑，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本党联系侨海事务的重任。当然，故事应该从出国说起。 

　　我是一名80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我出生的前两年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在中国第三次留学浪潮的背景下长大的。父辈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儿女去实现他们过去不敢奢望的梦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有多么美丽。事到如今，对于已经留过洋的我，反倒希望他们可以一直生活在美丽的想象中。留学这件事，对于我而言，可以说准备得很早，却出去得很晚。究其缘由，恐怕与父母的希望，自己的专业有着很大关系。初中时，父母就为我选择了一所语言学校，据说是过去培养外交官的中学。凭借这个由头，我倒是好好的学了六年英语，口语练得就差去当翻译了。而考大学却选择了法学专业，这个在国外几乎都是留个自家人的饭碗，让我在这所有着法学“黄埔军校”美名的大学一呆就是十年。留校任教后，忙着各种教学与科研的活儿，也就没有再想着出去的事情了。 

　　2013年，学校开启了国际化人才工程的项目，又勾起了我出国留学的心思。报了名，上了班，通过了所谓的语言考试。感谢过去的老底子，我不仅入选了学校首批国际化人才名单，同时也被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它的英文简称为CSC，常被人戏谑为“乡村基”）直接推荐为博士后项目出国深造。 

　　4月17日，我终于开始了准备多年的留学行程。从重庆辗转到北京，因为首先要到CSC领取前三个月的生活费，而后从北京出发，飞到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转机到德州首府奥斯汀。加上中途转机的时间，一共大概是二十个小时。漫长的飞行，累并兴奋着。记得从北京出发的时候，CSC预定的机票是美国航空公司的早上六点的首班飞机，机上大多是回家的美国人。进入机舱后发现，美国航空将座位的空间排的特别紧凑，真是名副其实的经济舱。我被夹在两个颇为健硕的老美中间，确实有些不太舒服。可是瞧瞧这两位，比我更胖一些，却能够泰然自若。可见，美国人是已经习惯了这种航空实用主义了，而不是我国航空的面子主义。后来，回国的时候，CSC终于很大方的为我预定了国航，位子是宽敞舒适多了。现在回想起这样的安排，出国时是廉价的美国航空，回来的时候却是国航，这大概就是衣锦还乡的意思吧。 

　　从北京的早上一直飞到奥斯汀当天的十一时许，途中入境美国，在芝加哥中转时停留了六个多小时。一下飞机，就发现国旗、州旗都降成了半旗，心里寻思难道美利坚不太欢迎我。后来，一问才知道那天发生了波士顿长跑爆炸案。一位来自肯塔基的老太太见我在候机时，十分关注CNN播报的实时新闻，于是主动上前与我聊天。练了二十多年的英文，第一次的出国实战竟是和一位健谈的美国乡下老太太聊了三个小时。现在想起，也是十分有趣。 

　　选择奥斯汀，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在读博士的时候翻译了一本关于柏拉图《法律篇》的译著，而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东海岸大名鼎鼎的政治哲学大家潘戈教授，以研读古典政治哲学作品而闻名。他就任教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政府系。这次访学也是冲着他的杰弗逊研究中心来做美国建国问题研究的。二是奥斯汀这座城市与重庆相比，无论是在气候或是在地理上，都与巴渝故乡有着相似之处。美丽的科罗拉多河环绕小城，炎热的天气让人感受到些许熟悉的气息。关键是奥斯汀这里，有着大量的墨西哥裔移民，有名的墨西哥辣椒让我这个从小嗜辣的重庆人燃起了烹饪家乡美食的希望。 

　　来到奥斯汀的第二天，就开始了正式的报到工作。在ISSS（国际学者学生交流中心）完成了“规定动作”：先是入学培训，告知了奥斯汀生活学习的便利信息，后按规定买了学校的保险，在银行开立了自己的账户。这一套程序走完，已经是一天的时间，有了自己的教工卡，成为了这所大学的一份子。 

　　说到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UT at Austin），并没有国人想象中那么熟悉，但它却也是美国公立“常青藤”大学之一。这所大学的吉祥物标志是美洲独有的长角牛（Longhorn），同宿舍的本科小室友热情给我这位“大叔”介绍，说做得出Longhorn的手势，才算得上真正的UT人。这种归属感难能可贵，是德州人所特有的。我想这大概也是我们党能够在海内外立足九十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归属感”所带来的平等身份的认同，对于每一个在海外打拼的中国人是多么值得珍惜的东西。 

　　UT最好的专业是会计、化学、地质等等，当然它的法学院也不错，全美排名14位左右。来到这里的中国学生或学者大都是化工专业，地质勘探等理工科的，像我这样一个学法律的，却不在法学院，而是跑到政府系去读政治哲学的，恐怕是少见的。细细想来，还有一位北大的张千帆教授也是如此，早年学物理，转而专攻宪法学，他就是从UT政府系毕业回国的。因此，我较之那些天天入实验室被“老板”催着干活的理工学者，有了更多的“空闲”，以不同的眼光，来审视奥斯汀的留学生活。 

　　翌日， 我穿着正式，拜见已经70岁的潘戈教授。上午十点，他正在给本科的学生上《现代自由主义》这门选修课。于是，我第一次旁听了他的课程。谦卑而风趣，娓娓道来的却是最犀利的现代性批判。他不是一个典型的德州人，他更像是一个美国北方人，却又不是美国大学中流行的自由派。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二十多年的异国执教经历，年迈之时又重返美国，选择德州大学作为自己最后精神学园的老者，已经没有任何功利杂念存世于这所大学之中。课后，潘戈教授像一位中国长者询问我是否习惯本地生活，是否需要提供什么帮助。我却更像一个美国学生，表现出一种“独立”的倔强，攀谈中总是想表达自己的意见。现在想来，算是留学经历中的第一次“鲁莽”了。在这一年里，老先生可以说对我是有求必应，宽容备至，对我学术上扶持可以说是“润物无声”，却可至“幽远之境”了。 

　　说到在奥斯汀的趣事，有两件件事情倒是不得不提的：一是参加学术会议的经验；二是自己美国学车的亲历。 

　　我第一次参加UT的学术会议纯属是一场误会。初来驾到的第一周，我就在邮件中得到通知，邀请我去观看一场有关美国民权运动的纪录片。后来知道，这种学校系统邮件太多，不必当真。但是，我为了看一场免费电影，还是去了。到达现场才知道，会议地点LBJ是约翰逊总统在UT的总统图书馆。会上都是来自是奥斯汀民权运动的各界名流，他们大部分都是非裔。而我这个误入会场的亚洲面孔，备受欢迎。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参加了第一次学术交流会。有意思的是，会场中准备了各式美味点心，让我这个在晚饭时已经吃了一顿汉堡的“吃货”后悔不已。可是这样愉快的多元交流经验并不是处处可见。后来在法学院组织的人权年会中就不大相同了。作为唯一参会的中国代表，我很快发现法学院请来的人权专家，并不是真正了解中国的法治进程，以讹传讹，将错就错的“中国现实”满天飞。一位美国教授甚至不知道中国其实已经在2000年就有了《立法法》；一位日本的法学教授代表中国描述了“中国人权状况”。在会上，我虽提出了质疑，但他们大多是一种猎奇的眼光回馈我这个“中国学生”的。有人说，这就是美国的主流的人权话语模式，有些海外的华人有时也顺应这样的声音，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中国社会当下的“真相”。可见，海外华人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还需要更多地回家看一看。去年，《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学校人权中心的时候，称赞我“为国代言”。其实，我心里是明白的，在海外为中国法治与人权发声的机会实在太少了，而作为一名致公党员的政治责任是远远没有尽到的。 

　　说到在德州学车，也是环境所迫。奥斯汀这座小城市，虽被评为美国十大“宜居城市”之一，公交出行却实在不方便。校车倒是快捷免费，但是要乘坐城市公交去诸如中国超市等地，来回就要花费上两三个小时。于是，在访学朋友的鼓动下，去考了德州驾照。从报名到填表，从视力测试到机上文考，再到当天预约路考，一共用了三个小时就拿到了临时驾照，共花费26美元。可见，德州政府为民众提供的公共服务还是“物美价廉”的。在路考中，我小心谨慎，一路顺畅。眼看就要满分。遇到一个十字路口，于是踩停等待几秒，然后再通过。这就是国内没有的“路口停车通过”规则。恰好迎面开来一位女司机，她后到路口，应该由我先行。我当时却想着“lady first”（女士优先），让她先通过了。谁知她不仅没有一丝谢意，反倒是副驾上的考官冷冷一句：“你的路权未行驶，扣分！”原来，每个个体的“权利”要比“礼让”的道义要重要得多。后来，听朋友说，老美只要是他自己的路权，他一般不会避让，撞上了也是你的全责，反正保险完善，时间充裕，可以慢慢跟你耗着。相反，若是遇见路人，则是无论怎样都要停车相让的。于是，在美国开车的司机有了“路权”的意识，而作为路上的行人却少了许多过马路时的“左顾右盼”。有人说，美国人的脑袋跟中国人不一样，好像是一根筋；但也有人说，这就是他们的权利与规则意识，也是现代法治施行的重要基础。我想说，“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权利意识可求，实行方式却各异。 

　　一年多的留学生涯，让我切身地感受到了海外华人的不易。奥斯汀的学习和生活给人一种拓展视野的全新感受，同时也是能从细微之处发现中西观念意识的差异。美国人有着民主时代特有的独立个性；但同时，在海外呆的时间越长，生活的细节越发的深入，就会发现他们身上也存在着某种平等时代的“焦虑”。这种身处于“幸福之中而烦恼不已”的感受，在许多的普通美国民众身上可以看到，在海外的中国人身上能够看得见，甚至在国内的新生一代人身上也有了端倪。正如托克维尔所认识到，人类的不幸并不在于贫穷，而在于与他人的比较和用想象中的未来权衡现实。 

　　海外的中国人心中都一个梦想，他们为之付出，为之努力，为之奋斗。无论成功或失败，这个世界都已经留下了我们不同寻常的中国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