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刚刚30岁的黄和，开着一辆破赛欧，后备箱里塞满了烧杯、量杯等无数瓶瓶罐罐，头顶美国普渡大学博士的光环，一路北上，从湖南湘潭千里迢迢来到南京工业大学欧阳平凯院士的团队，在一片惊异的目光中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博士后，时年月薪1500元人民币。 

　　实验室里有人问黄和：“回国做什么？” 

　　他答：“来奋斗！” 

　　从“杰青”、到长江学者，再到“千人计划”，12年后，黄和成为南京工业大学师生眼中公认的“牛人”，也用自己最美的青春书写了“来奋斗”这三个简简单单却又力透千钧的字。 

　　回国？回国！ 

　　1974年冬，黄和出生在武汉理工大学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黄之初是研究建材工业设备方面的专家。上初中时，父亲被选派到原南斯拉夫NOVISAD大学进修，其时国内正兴起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波出国热潮，学校大院内有些黄和认识的叔伯阿姨就借此留学机会转道留在英美，但1989年6月父亲黄之初学成之后没有丝毫犹豫就回到了武汉。黄和说，直到现在他仍记得父亲告诉母亲的那句“我的家在中国”。 

　　家学渊源的黄和，在学习上从小就表现出了很强的天分。1990年黄和考取了由毛泽东亲自题写校名的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三年后，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化工学院生物化工专业。大学毕业后保送本校读研，硕士尚未读完，黄和收到了美国普渡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 

　　普渡大学是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母校,生物、化工专业均位列世界第一方阵。1999年9月，黄和成为国际知名化学工程专家、生物化工方向创始人之一曹祖宁（George T. Tsao）教授的关门弟子。第一次推开普渡大学LORRE实验室的大门，黄和深深地震撼过后立刻变得无比狂喜，“科研条件实在太棒了，仪器设备比当时的国内高校实验室不止高出一个档次”！从此，LORRE实验室成为黄和最爱的地方。尚在读博，黄和“以葡萄糖为原料进行二步发酵生产1,3-丙二醇”的研究成果就引起了美国著名化学品公司杜邦公司的关注，并受邀做了相关报告和交流。而他的博士毕业论文A Biological Process to Produce 1,3-Propanediol by Klebsiella pneumoniae由于涉及重要的技术和商业机密，也应杜邦公司要求被普渡大学保密两年。 

　　2002年博士毕业后，深得导师喜爱的黄和与曹祖宁共同创办了以推进可再生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为主业的GRT公司，工作、生活待遇相当优厚。但一年之后，黄和却做出了一个新选择——回到中国，从零开始。彼时国内的移民潮正热火朝天。 

　　“在美国待得好好的，事业上也没有华人常遇到的看不见的‘天花板’限制，为何要回国？” 

　　“在美国超市里，经常可以看见中国夫妇带着孩子们一起购物、其乐融融的场景。我如果不回国，过的肯定也是这种富足的生活。不过，也仅此而已。”黄和说，“宁做中国栋梁之材，不在美国富甲天下。” 

　　1989年黄之初说“家在中国”，十多年后黄和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这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必然。 

　　月薪1500元的博士后 

　　200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已回国一年的黄和认识了时任南京工业大学校长的欧阳平凯院士。黄和说，至今还记得老先生掰着手指头一一数着，“我们的团队有在德、日、法、英、加拿大留学过的，独缺一个留美的，你这个普渡的博士要是能来，就正好填补‘空白’了！”就这样，黄和来到了南京工业大学，在欧阳平凯的团队中做了一名普通的博士后，起点是每月1500元人民币的薪水。 

　　因为印象太深刻，12年后，助手徐娴对黄和刚到南京工业大学的情形，仍历历在目，“半新不旧的赛欧车，打开后备箱一看，塞的全是烧杯、量杯之类的瓶瓶罐罐。”好奇之余，她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一件从美国带回来的行李都没有？”谁知，黄和手指着那堆瓶瓶罐罐，“这些就是啊！”原来，到美国后黄和发现实验室里的烧杯、培养皿之类的小仪器设计非常合理，用起来特顺手，于是回国时特地买回来一堆的瓶瓶罐罐，上飞机时怕行李超重不得不扔掉许多衣服，才让这些瓶瓶罐罐顺利登机，后来又跟随着黄和从湖南一路来到南京，真的是“辗转万里”。 

　　其实，当初准备加入南京工业大学时，欧阳平凯校长曾问过黄和需要什么待遇、多少启动经费。他出人意料地回答说，一不要房子，二不要启动经费，“无条件加盟”。做出如此另类的选择，有人笑黄和太痴太傻，“我们在美国的同学哪个毕业后年薪不是七八万美元？” 

　　但黄和有自己的考虑。他说，“回国发展选择的不是收入，而是生活和梦想。很多事情都是双刃剑。你从国外回来，什么事没做就拿到一套房子、一笔可观的启动经费，得来固然容易，可是如果你不能按预期出成果，结果会怎么样呢？要别人不功利地看你，首先你自己不能太功利。” 

　　不功利，要做事先做人，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奋斗，这是黄和从父亲和欧阳老师身上学到的优秀品格，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至今，南工大中还流传着黄和睡地板的故事。“凉席一卷，往实验室的地板上一铺，一睡就是一夏天。”起初，大家都以为他是为了做实验方便，时间一长才知道是因为学校给他提供的集体宿舍没空调，南京的天又太热，睡不着只得到实验室里打地铺。 

　　舍不得给自己装空调的黄和，对待囊中羞涩的学生却很慷慨。当时，课题组有一位研究生，由于父亲早逝，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此时黄和自己也只是一名年轻老师，收入并不高，但他仍每月给该学生提供1000多元的资助，“钱不够，就拿美国带回的积蓄贴补”。回国之初，黄和的积蓄就这样“跑冒滴漏”变成了学生的津贴补助、科研启动经费……直到2008年，他才在南京买了房，“是课题组核心成员中最后一个买房的”。 

　　这样的黄和，赢得了助手和学生们由衷的尊重，并促使他自然而然地成长为团队的灵魂。 

　　学术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学术研究要关注市场需求，学术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黄和一直坚持的理念。但2003年年底，黄和刚回国时，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梦想之路走得并不顺当，因为不懂管理，加之对中国市场不了解，仅一年他在湖南自主创办的公司就惨淡收场。 

　　但这个梦想仍深深扎根在心底。他说，在斯坦福，每个教授的终极梦想是办一家小公司、卖给大公司。虽然已回到国内做大学教授，但不想自己年老时回首过去，发现除了一堆论文和束之高阁的科研成果外，什么都没有。“我不想这辈子仅仅做一名论文写手”。 

　　首次创业失败后，黄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实验室技术，到产品，再到规模化的商品生产，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黄和意识到，一名海归拥有一个前沿的实验室技术仅仅是迈向成功创业的第一步，“仅靠一个人单打独斗，不懂管理，没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技术再好市场也不买账。” 

　　2004年，在欧阳平凯院士的指导下，黄和以课题为纽带，整合了学院及校内的部分青年教师组成了一支年轻的科研创新团队，并先后组建了代谢工程实验室、工业催化过程实验室以及生物能源实验室。 

　　到2008年，这个当初只有几个人的课题小组，已发展成为近百人的团队，团队成员中不仅有科研技术人员，管理、销售等专业人才也有所涵盖。团队同时进行着20多个项目的科技攻关，其中多个项目属于国家863、973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并申请了多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更让黄和自豪的是，研发团队内每位青年教师均以项目主持人身份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科研项目。 

　　“天时、地利、人和”恰在此时，南京工业大学出台新政，开辟绿色通道，鼓励教授走出书斋创办学科型公司。学校规定科技成果入股的70%股权归成果完成人所有，结余经费入股的80%股权归教师所有。这一措施调动了包括黄和在内的众多教授转化科技成果的积极性。 

　　依托南京工业大学、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江苏省工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心，黄和带领团队共同申请筹建学科型生物高科技公司。2008年6月，江苏天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呱呱坠地。黄和与他的已经“长起来”的团队成为天凯生物的中坚力量。 

　　天凯生物主要从事二十二碳六烯酸 (DHA)和花生四烯酸 (ARA)等系列不饱和脂肪酸的研发生产。过去DHA主要提取自深海鱼油，但由于这种提取方式受到种类、季节、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而且随着海洋污染的加剧，鱼油的原料品质也随之降低，因此从2002年起美国市场上越来越多的高端奶粉开始添加由微藻油提取的DHA。 

　　但微藻油提取DHA的生产过程对于技术要求非常高。其一，DHA的生产菌种为海洋微藻，本身就存在难培养、易染菌的问题，需要丰富的海藻培养经验，对人员操作和经验要求较高；其二，发酵稳定控制困难，海藻培养方式的细微差异均会导致种子活力的差异，最终导致后续发酵水平的极大差异。同时，市场对于DHA油质量要求近乎苛刻，而DHA油脂在存储、运输等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刚起步的天凯生物同样碰到了类似的困难。“产业化后遇到的许多问题是在实验室阶段无法想象的”，徐娴说，“比如菌种退化，比如油品的味道，等等。在实验室里我们只要能从微藻中提取出DHA就行了，根本不用关注油品的口味如何，并且因为规模小，也不存在菌种退化问题，但产业化却不能不考虑这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黄和带领团队一次次地做实验，重新调试，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由于天天泡在实验室内，跟各种培养基、微生物以及实验仪器打交道，黄和的手至今怎么也洗不干净，指甲缝总有一丝黑渍，“不得不养成勤修指甲的好习惯”。 

　　奋斗路，最青春 

　　2005年7月，落户南京工业大学仅一年后，黄和破格晋升为教授，时年31岁；2007年初，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成为南京工业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之一；2010年起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科学部化学工程专家评审组成员；2013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从30岁落户南京工业大学，黄和一直坚守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以上成为家常便饭，有次甚至累得阑尾炎发作直接躺到了病床上，他说：“奋斗路，最青春。”十二年来，这条洒满汗水的奋斗路不仅使黄和自己成为栋梁之材，也带领着他的学生一同成长起来。 

　　生物工程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来到南京工业大学后黄和首先从教改着手，探索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在学校内首次开设交叉学科课程《代谢工程》，并主讲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生物分离工程》及江苏省精品课程《生物化学》。 

　　上黄和的课，是学生们既开心又发愁的一件事情。开心的是，黄老师学术视野开阔，他的课幽默、风趣、生动，即使是枯燥的专业知识也能被他用信手拈来的故事讲得深入浅出；发愁的是，黄老师特别喜欢提问，不仅要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上课时还必须一直竖着耳朵，特别是新开设的《代谢工程》这门课，没有现成的教材，讲义是黄和自己编的，问的问题讲义上也没有现成的答案，自己不独立思考根本回答不出来，“上他的一门课比其他两门课都累，压力山大”。 

　　黄和并不是故意挖空心思刁难学生。事实上，他的提问大多来源于他在科研实验中碰到的问题。在黄和看来，当下高等教育界关于“教学”与“科研”孰轻孰重的排序，实质上是人为地把“教学”与“科研”割裂开来了。“教学”与“科研”应相辅、相成、相长。只做科研，不教书，大学将丧失“育人”的功能；但同样，即使是刚回国的、掌握国际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海归，半年不做科研就会与学术最前沿脱节，长此以往课堂上无新鲜知识，只能导致讲义“十年不变”，最后陷于教“死书”。他说，昔年孔子教育学生尚要周游列国,《论语》中的一问一答莫不关切当时的实际情势，何况在今天教书育人？  

　　他认为科研要从“娃娃”抓起，“鼓励本科生尽早进入实验室、进入老师的课题，培养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不是简单地告诉学生一个实验结果，而是要在实验过程中让他们明白研究问题的方式，引导他们在其中发现问题并独立地建立自己的评价标准”。他的课题组中，不仅有博士生、硕士生，也有本科生，甚至是大一的新生，2008年他牵头创建的学科型公司——江苏天凯生物后来更是成为南京工业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本科生最佳的实践教学基地。在他的培养下，多名本科生及研究生获得多项校级、省级和国家级奖励和科研创新计划资助。 

　　黄和说，其实当初回国时并没有想到十多年后自己会获得如此多的荣誉，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恰恰是因为自己选择在这样一个大时代，回到祖国，与祖国一起共同书写着“中国梦”。 

　　“就像我最尊敬的校友邓稼先一样，但使此身能报国。” 

　　（作者系致公党江苏省委会宣传处干部） 

　　黄和，南京工业大学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3年荣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2015年荣获闵恩泽能源化工杰出贡献奖，2016年荣获国家特聘专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