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出生在印尼，当时的印尼还是荷属殖民地。由于家里上五代的祖先在来往于中国到南洋的贸易航行中遭沉船殉难，之后便与福建原籍失去了联系，因此家中后人不会说中国话，小时候中国对我而言仅仅是一个非常遥远而陌生的国家。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海外侨胞团结一致，尽力支援国内抗战，大家捐款捐物，还有一些热血青年踊跃回国当兵，有些人还考上飞行员参加对日空战，在印尼巴厘岛有位姓洪的华人青年就曾参加空军，在与日寇的空战中英勇牺牲。但蒋帮不断搞摩擦，侵扰甚至屠杀八路军、新四军和在敌后流血流汗抗日的敌后人民武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更悍然发动内战。广大海外华人华侨不遗余力地支持抗战，本是希望胜利后中国人可以直起腰杆、在国际上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因此在看到蒋帮的倒行逆施后，大家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纷纷开始支持共产党。

　　二战结束那年，刚上小学四年级的我转入中华中学附属小学，开始学中文。中华中学具有鲜明的爱国特色，和当时其他一些华人学校一样，是由当地怀有爱国理想的华人华侨发起募捐筹建的。华中的时任校长李春鸣先生是当地著名的爱国华侨，副校长张国基先生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也是新民会的成员之一，还曾追随主席参加过北伐。“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张先生的队伍被打散，张先生为躲避追捕辗转来到印尼，以教书隐瞒身份。李春鸣和张国基先生以其师范毕业生的专业性和优秀的教学水平被推举为华中的正副校长。他们明确了华中的办学宗旨，即是要着力培养富有爱国心、优良品德、有文化知识、有健康体魄的华人后代，华中的校训就是“公，诚，勤，朴”。

　　小学毕业后，我顺利进入华中本校学习，当时高年级的学长们开展秘密的课外学习小组，自发的组织了解国内的战争进展、学习中国的近代革命史、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时把所见所学转达给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使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爱国的内涵有了初步的认识，眼界得以拓宽。

　　华北解放后，华中开始有一些高中毕业的学长途径香港坐船到青岛进入解放区，投入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中。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海外爱国青年，我终于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对新中国充满自豪和向往，决心以学长们为榜样，长大后一定要加入到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使中国最终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

　　1955年我正读高三，4月18日至24日，亚非29个从殖民主义国家统治下独立起来的新兴国家倡议召开亚非会议。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是二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国家的人口超过了当时世界人口的半数，会址就选在印尼的万隆。新中国政府派周恩来总理率大型代表团参加会议。

　　这个对新兴国家史无前例意义非凡的壮举令国际上的反动势力非常恐慌，决心尽力搞破坏。国民党反动派也派遣特务头子到印尼召集其在印尼潜伏的特务们，发给他们无声手枪和大量金钱，指令他们暗杀代表团团长周总理和其他代表团成员。满载着中国代表团先遣人员、部分记者，以及其他国家人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被国民党等反动势力炸毁沉海。国民党的这一暴行激起了国际上正义人士、中国和海外华人的极大义愤，万众同声声讨，极大地震慑了蒋帮潜伏在印尼的特务。有些特务将特务头子交给他们的行动计划详细写下来送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大使馆及时通报给了印尼的保卫机构，从而加强了保卫措施。周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到达印尼后，从走出飞机的那一刻起一路上都有大量华人华侨自动参与保卫工作。大家不分男女老少自动站在道路两边，组成人墙，一边热烈欢呼一边随时注意身边有无可疑人员。华人就用这种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方式防止特务行凶。无论是在万隆，还是在雅加达，每天无论中国代表团何时出发，要到什么地方，爱国华侨组成的欢迎和保卫代表团的人墙从出发地一直排到中国代表团要到达的目的地，大家这样一直坚持到中国代表团安全离开印尼回国，国内外反动派的阴谋再没能得逞。每每回忆起当时激情澎湃的热烈场面，我都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为我们华人华侨的团结和爱国热情感到无比的自豪。

　　亚非会议期间，我有幸与爱人及20多名当地华侨学生一起被派往雅加达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协助使馆中方工作人员做临时性的服务工作。周总理在印尼的国事访问，虽然时间很短，但任务极其繁重，每天只能休息2、3个小时，周总理的智慧和忘我的工作精神给各国的领导人极大的震撼；因此，虽然我们非常盼望见到周总理，但仍然忠实地执行着使馆所规定的严格纪律，那就是丝毫不能干扰总理的工作和休息，更不得围堵总理的出入。

　　历时7天的亚非会议结束后，周总理率团来到印尼首都雅加达进行国事访问。访问的最后一天下午，周总理要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宴请当地华人华侨代表；晚上还要举行国宴，宴请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印尼各方的官员及社会名流。我和其他20多名同学作为临时服务人员协助使馆同志的工作，上午帮助他们筹备宴会，晚上则负责在宴会上的服务等。

　　当天下午2点左右，我们正忙于宴会的准备工作，忽然见到总理一行忙完国务活动从外面返回使馆，从宴会场地穿过。我们急忙原地站定，拼命按捺住激动的心，安静地目送总理走过。我站的地方正好离过道不太远，听见总理问身边的使馆同志“怎么换装啦？”原来那个年代中国驻外人员中女同志不是很多，对外活动多穿旗袍且每人花色各异非常漂亮，而我们当时按要求是女生穿白衣白裙，男生穿白衣白长裤，因此和使馆工作人员着装有明显不同。

　　但总理在百忙中却并没有忽略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学生。宴会结束后，总理送完客人回来时，我们正忙着收拾东西，总理向我们走来边亲切地冲我们说：“来呀，我们拉拉手！”我们立刻放下手中的东西欢呼着围上前。总理亲切地一一和我们握手。我们幸福的围在总理四周，在场的记者也抓住时机按动快门，把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平易近人的光辉风采记录下来。很多同学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亚非会议使世界和全人类在世界的政治外交舞台上领略了作为中国杰出外交家周恩来的外交风采和高超的外交艺术及谋略。他代表当时的新中国在会议上首先提出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求同存异的理念，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和精神指出了会议成功的方向和道路从而扭转了亚非会议的航向，并最终促成了会议的成功。亚非会议和“万隆精神”，直接导致了1961年世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

　　亚非会议期间在中国大使馆做临时服务工作的这段经历成为我和爱人最珍贵的回忆。在那里我们亲眼见证了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人的卓越风采，与敬爱的总理握手合影的短暂时光我铭记在心，永世不忘，那几张照片和我当天的中国大使馆的出入证是我一生最珍贵的收藏。这也成为我和爱人之后决定尽快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动力。

　　在爱国热情的感召下，我和爱人于1956年一起回国，我考取了厦门大学生物系，爱人考取了英语系。1960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参加了为华北勘探地下水的工作，这个项目有效缓解了当时华北地区缺水的困难。其后又参加了找钾盐的工作，钾盐是生产钾肥的重要原料，正是当时新中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急需的资源。此外，我在大量的时间都进行一些基础研究工作，还曾经获得过地质部优秀成果三等奖。80年代被单位派到澳大利亚参加国际孢粉学会会议，并在大会上宣读了学术论文，该论文被收录并在国际会议论文集中公开出版发行。

　　我始终不忘当初回国的初心是为了追随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纯真梦想，我觉得一个人不能只有肉体生命，还应该有政治生命。在地质科学院同事的介绍下，我加入了中国致公党。我知道致公党自成立早期起就一直拥护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一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并肩战斗，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后致公党仍然全心全意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政议政，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继续添砖加瓦。因此，我在加入致公党后积极参加党内的活动，写文章反映社情民意。在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时，我的回忆录有幸被选入由北京市侨联、印尼归侨联谊会等单位共同出版发行的《万隆亚非会议忆述》中。

　　我今年已经82岁，能为国家和致公党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但是我希望把自己只身投奔祖国为国做贡献的初心和理想传递给下一代。在我的影响下，女儿李壮志也于2008年加入了中国致公党，负责西城区委第七支部的宣传工作，多年被评选为优秀党员。女儿还担任了《西城致公》“历史印记”栏目的编委，栏目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和传播致公党党员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爱国奋斗、建功立业故事的专栏，这些历史的印记都是致公党宝贵的历史和精神财富。我希望她能传承和发扬致公党先贤的优良品质，不断增强爱国爱共产党爱致公党的意识，进一步加强学习，自觉履职、爱岗敬业，为服务首都建设做出贡献。

　　（作者系致公党西城区委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