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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伟杰:四十载兴盛家国事
人生拐点:一纸笔墨成春秋 

  共和国60后的人生轨迹与改革开放高度重叠,绝对是历史的偶然。尽管远还没有到概括一生的时候,但我始终强烈地感到,我们这一代人暗合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的黄金周期,隐隐又是一种时代的必然。 

  1979年,正好高中毕业,恢复高考已经是第三个年头。整个年代充满了喜悦与生机,如初夏纯净空气中哔叭盛开的夏花,宁静而热烈;于淑珍演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村庄山头的高音喇叭及屋檐下的小广播里轮番播放,遥远又飘渺;因为不能听清楚歌词,以及想象力的限制,无法很好地理解歌曲的意涵与对应的场景,但丝毫不影响电子琴划音起始的优美旋律从内心深处浓烈地鼓舞着自己:真的,一个好时代来临了。 

  那年我虚岁十七,严格地说还没有迎来身体的全发育期,但精神已经被希望与憧憬吹成了满帆,鼓鼓囊囊地开始了少年的心灵展望之旅。小姐姐已于头年考上了中专,村头大红喜报让全家沉浸在无边的欢乐中,恭贺的人群不绝于门;一个在村办企业做了三年小五金的村姑,通过努力,拥有了居民户口,让家里第一次多了全新开始的期待,父母的脸上,洋溢着因抚养五个孩子长大带来的艰辛而难得一见的苦尽甘来的欣慰与自豪。这是近乎做梦的状态,虚幻又如此真实,对于世代务农的家庭而言,突然凭空多了一条光明大道。很多人并不知道或不愿知道小姐姐白天做工,晚上通宵达旦复习的艰辛及临空揽月一般的巨大压力与惶恐,但梦真的在一纸录取通知书中实现了。 

  受着小姐姐成功的鼓舞,更大的梦想开始在家里蔓延开花。父亲看着我,认真地说,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这我是知道的。哥哥在父亲的扁担恐吓及无数次的苦口婆心劝导下,终于放下农活进入了复读班,因为基础有限,且荒废日久,希望甚微,但父亲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父亲对哥哥之所以如此执着,源于自小对知识的热爱——父亲高小毕业,如果不是爷爷在他14岁时英年早逝,必须承担起长子沉重的家庭责任,父亲或许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成了他一辈子的痛。他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那时没办法,如果换了现在,我是有可能继续读下去的,潜台词委婉而自信。按照他的理解,哥哥高中毕业,应该具备冲击中专甚至大学的潜力,他太希望孩子们能冲出农门,实现草鞋向皮鞋的转换了。父亲常说,养你们五个很辛苦,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不在乎再苦几年,有可能的话都应该去试一试;不试是要后悔终生的,试过了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好做酒,不好做醋,试是必须的,我要给你们同样的机会。在当时农村绝大多数孩子初中、高中毕业后就从事农业或手工业相比,已经能拿8级工分的哥哥被赶去学校复读,这是需要决心与勇气的。父亲的另一层心思是憋气。他长期担任大队长,因为忠厚老实,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话语权与决定权。1975年,作为村团支部书记的二姐,本来是可以被保送为工农兵大学生的,但当时公社书记说,你家老大(我大姐)已经进了社办企业,老二的名额就让给别人吧。父亲争辩了几次,最终也没有能够把这个机会争取回来,这成为了父亲的另一种痛。所以当高考恢复,无需求人,只求自己的时候,父亲不惜用武力逼迫哥哥去复读,就多了一种为自己命运当家做主的畅快淋漓与果断决绝。其实被逼迫的过程,父亲与哥哥的心里同样迷茫与挣扎,甚至多少有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怆,但父亲凡事靠自己的训条及先苦后甜、寸地不荒的思维惯性,仍让他做了决断。哥哥终于没能成功,带着失落与沮丧最后去学了木匠,使我成为了家里仅剩的希望。 

  但父亲有所不知,应届临考的我,心里充满了患得患失与信心严重缺乏的心病。小学的半农半读,初中大量的代课老师在我们身上没有留下多少能考取的底蕴与底气;对大学的仰止与惶恐,均成为了头一年高考的魔障,一个缺乏足够心理准备与知识积累的考生注定是不会成功的。记得那年高考结束回到家中,父亲已从地头回来等待,擦着满头大汗,笑眯眯地问,考得怎么样?我答道,不知道,可能吧。我用含糊其辞的回答掩盖着内心巨大的不确定性,明明清楚希望不大,但显然心存侥幸,给父母一点希望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一点希望。多年以后,我终于领悟到,所有的侥幸都是过程性的自欺欺人,结果必定走向虚幻。在炎热且漫长的等待中,答案渐次揭晓:同村的两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大专,两个考上了高中中专;天天上午倚窗等待邮递员突然到来的忐忑,在八月来临之际终于彻底地关上了期盼之门;以为榜上有名仅仅是低概率事件的误判,以四名同学的中榜打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了人生的挫折,无望的阴影与失败的无奈开始浓郁地笼罩上了一个少年的心。 

  记不清是哪天,四位春风得意的同学,忽然齐刷刷来到我家,没有劝慰,直接拉我去了镇上,拍了一张合照。那次的合影没有让我掏钱,他们以这种默契而直白的举动,实现了最朴素的安慰与鼓励。几天后,当我拿到相片,看着五个人中唯一没有笑脸的自己,拿笔在背后头一次题了一首打油诗:人笑我欲哭/差别天地间/惶恐等来日/不知何时休。 

  2011年5月,父亲因病去世。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打开一个封存妥贴的信封,我忽然惊呆了:里面除了叠放着我完整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毕业证书、中学时代青涩的单人照及同学赠送的相片外,赫然还放着那年的准考证及那张合影;合影照背后打油诗下面,明显是父亲的笔迹,写着“不哭再来”四个大字。我终于没有忍住,对着相片放声痛哭。从第一次高考失利,直到我82年考上大学,父亲不曾有过一句责骂与埋怨,他把对我前途的担虑深深地埋在心里,以沉默的仁慈与无言的包容,与我分担着来自周边的非议与偏见,同时呵护着儿子愈来愈脆弱的心灵。多年以后,当我也为人父,女儿也已学成单飞,夜深人静之际,每每想起那一幕一幕,都会隐隐作痛,欲对父亲诉说,但已物是人非,子欲说,父不在。 

  高考的霉运仍在继续。第二年我上了理科分数线,但因为志愿填报不慎,没被录取;第三年,由理科转至文科,语文排名全县第12名、历史第20名,但作为敲门砖的数学仅考了46分,以总分4分之差再次落榜,我的人生跌入了低谷,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身边优秀的同学一批一批进入了中专或大学,而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觉得活着正逐渐失去意义。在那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对于一个始终游走于成功与失败边缘的农村学子而言,似乎真的没有其它更好的路可走。我真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这一年的暑假,父亲明显感觉到了我内心的异常。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跟我上山打柴吧,口吻中没有商量的余地。几年的苦读,已经使我成为一个戴着近视镜,几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我对父亲的命令虽有一丝的抗拒,但也理解成为对我不争气的一种惩罚,便默然木然跟着他去了山上。那一次,我是带着一股“哀我不幸,怒我不争”的狠劲,咬牙打了一百多斤的柴火往家里挑的,那种腿如灌铅、气喘如牛的压迫感,回想起来至今仍会有剧烈的生理心理反应。在一个叫新凉亭的途中歇息处,我躺在石条凳上,汗如雨下,脸似白纸。父亲走过来坐在我身旁,有了一段清晰如昨的对话: 

  父亲说,做农民苦不苦? 

  我没有回答,侧过脸去,点了点头。 

  父亲说,你今年没上,完全是硬伤。 

  我有些诧异,问道,你怎么知道是硬伤? 

  父亲说,我去学校找过教导处汤老师了,汤老师告诉我,你就伤在数学上。汤老师还说,你上过理科分数线,数学大意了,所以是硬伤。 

  汤老师是父亲的一个远房亲戚,父亲去找他了解情况是正常不过的事。但父亲有所不知的是,我很讨厌那年的数学老师,上课经常与他争吵,以至于抗拒他平时布置的作业,终于导致高考数学墨绩。 

  父亲接着说,你想继续挑柴吗? 

  我说,不想。 

  父亲说,那就好,我已经跟汤老师说好了,给你换个学校,再去复读,我对你有信心。 

  “我对你有信心”成了我第三次复读时知耻而后勇的全部动力,也成了日后长久的座右铭。1982年,经过艰苦努力,我终于踏进了大学的校门。 

经验曾限制了想象:生活竟能如此美好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杭州,进入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一个从小学开始就迷想城市生活的农村小子,终于成为了城市的一分子,满足感、幸福感油然而生。因为对文学的热爱,在那个风清云淡的年代,初始几年,业余写作成为了我生命中最丰盈的部分,我以为教书、读书、写作三角形的轨迹将填满今后的全部生活与人生:慢慢分配了住房,慢慢添了电视机、冰箱,然后安装了电话;所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童年神话,几年之内全部实现,那可是农村几代人的梦想;树荫下,书桌前,树影摇曳,窗明几净,不时能收到刊有自己名字的文学杂志,墨香芬芳,自觉生命真是可以愉悦地驰骋纵横的。 

  变化始于1990年。因为想调妻子进杭,除了要奔走各种关系,还需要各种打点,忽然就感觉钱不够用了。其时,因着“读书无用”舆论的社会性发酵,几个笔友已毅然决然地弃笔从商,我的文学梦也开始风吹残烛般地摇摆起来。恰逢一位文友接手一家广告公司,需要文案创意人员,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力劝我加盟,文学素养第一次成为了变现的商业筹码,最终打动我的竟是高于学校收入三倍的兼职工资;虽然有过“为五斗米折腰”的失落,但情怀终究没能打败现实,从此就开始了我的两栖职业生涯。 

  客观地说,兼职生活忽然为我打开了一扇别具洞天的大门。商业的理性狡黠与教学的感性坦率,犹如两副尖锐的牙齿,不断撕咬着我的灵魂;商业的快速敏感与教书的从容淡定逐渐磨练了我能在两种角色际自由转换的能力:教学不断推高着商业觉悟,商业不断丰富着教学内容,二者相互支撑,彼此成就,真的非常锻炼人的智慧。多年以后,在弃商从研时,我能迅速成为科研达人,原因概出于此,这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所难以体会与理解的。 

  1994年,不甘久居人下的我,决定留职停薪自办公司。那一年父亲来杭州看我,我专门把他请到自置办公室的公司里。父亲坐在沙发上,一直笑着,双手摩挲着扶手,突然说,你这样开公司学校允许吗?我一怔,父亲是心存割“资本主义尾巴”余虑,唯恐我因此丢失了来之不易的公职。我说,你放心,都办了正常手续的,完全合法。父亲连连说,那就好那就好,眼神中充满了宽慰与轻松。自此以后,每次回老家,闲谈之间,父亲就多了一个话题,公司怎么样。不问业务,不问盈亏,一如既往地极简极白,不及细节。父亲是担心我公司的生存状况,我也知道文人下海的艰辛与不易,总是报喜不报忧,但他曾经的那句“我对你有信心”一直在鼓励我,勇敢地去面对全新的困难。有几次在最艰难的时候,我几欲放弃,是父亲的那句话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勇往直前地向前冲,这一坚持,一恍就是十八年。 

  十八年中,我购买了新的住房,也有了自己的私家车,生活以不敢想象的速度与质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社会生活最敏感的前沿行业,广告业显著地感应着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裕,从产品时代向消费者时代转变的明显转型痕迹,个人的经历也就明显地投影上了时代的变迁印记。我时常想,我们这一代人真是幸运之至,既充分享受了制度性福利,又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所谓“海阔凭鱼跃”,需要的不仅仅是水性,更需要风平浪静的海面。 

  2012年,我结束了多年的广告公司经营,重新回归学术。前一年父亲及岳母的连续去世,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深感人生不过如此,何必如此辛苦,人还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选择知天命之年回归,也源于时代的快速迭代,知识结构需要重新调整、整理;既源于这一代人需要对社会进行深度思考,回馈社会,也需要把自己的经验与感受梳理以后,传授给自己的弟子,使他们能在校园里提前体验鲜活的社会经济发展,早日成才,以尽教师本分。短短几年,倘若还能称得上取得了一些科研业绩,除个人“寸地不芜”的勤奋付出,更感谢这个时代为我提供了深厚的研究土壤与宽松的学术环境。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四十年又潮起潮落、风起云涌。谨以个人四十年经历之琐事,叹祖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新中国七十年之巨变,聊表感恩之情。 

  生活在这个时代,真好。(许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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