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寻找他乡的故事”这部纪实性系列片时，我就会联想到我的父亲，当年也像片中人物一样，浪迹天涯，艰苦创业。

　　 我父亲是广东南海人，从小跟随祖父务农，挑菜到墟上去卖。当时家乡很乱，恶霸地主横行乡里，土匪杀人抢劫，难以生存，所以父亲在十七岁那年，不得不飘洋过海寻找生路。在海上颠簸了十几个昼夜，他随命运之舟漂泊到了南洋群岛印度尼西亚的最南端——南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埠。开始，父亲给一个照相馆的老板当徒弟，打杂，只管食宿没有工钱，但这已经很感激老板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父亲已学到了照相技术，决定自己出去闯荡，开始了艰难的创业道路。

　　为了谋生，父亲的足迹踏遍了各个岛屿，用当时的话叫“走山顶”，“走埠仔”。在这些小岛上，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是很通（各个小岛有各个小岛的方言），那时候这些地方更没有旅馆，要借住在当地人家里。父亲当时年龄不大，能在偏僻而华人稀少的异国他乡寻求生路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父亲与本地人关系很好，以诚信对待他们，慢慢就融入当地人之中。他非常勤快，终于积蓄了一点本钱，结束了“流浪生涯”，回到了望加锡埠，自己开了一间照相馆，从此定居下来。

　　父亲算是“立业”了，接下来就是要“成家”了，很多华人都是与“侨生”或本地人结婚的，我的两个伯父和叔叔都是娶的印尼人，但是父亲却坚决要回国成亲，并把妈妈带到了印尼，然后是我们十一个兄弟姐妹相继出世，成了一个大家庭。当哥哥们还在念书时，就靠父亲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大家庭，直到两个哥哥读完小学就开始帮助父亲经营生意，本来两个哥哥很聪明，书也读得很好，但为了帮助父亲养活一家大小，只好辍学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小到现在对两个哥哥那么尊敬，并怀有感激之情的原因。　

　　小时候在印尼，还听妈妈说父亲几乎每年都要回一次唐山（东南亚各国华侨都称中国老家为唐山）看看奶奶，看看亲人，看看家乡，他说中国一年有四季，吃饭也开胃些。我家订了很多华文报纸，父亲每天都要看报，非常关心时事，不但关心当地的形势，更关心国内的形势。五十年代初，印尼的华文报纸分成了两派，即“进步”报纸与“反动”报纸，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经常发生争论，我记得有个大家都称他“牛伯”的老头是个典型，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跑到我家来说：“知道吗？斯大林死了！”，父亲也生气地回答他：“你高兴什么？共产党新中国照样存在，照样强大！”，两人又是一番唇枪舌战。

　　当时，华人深切感觉到，为了维护华人自己的利益，大家必须团结起来，成立侨团组织，这些侨团多数是以老家籍贯来分的，父亲参加的是“广肇同侨互助会”，并任理事，积极参与各种维护同胞利益的活动。从延安派来的许老师对侨团的事情非常关心，她也常来我家既与姐姐也与父亲交谈，使父亲对国内的形势认识更清楚，当新中国驻望加锡第一任领事刘丹一上任以后，许老师就成了领事与华人之间的桥梁，起了沟通的作用。国庆节刘领事宴请部分进步华侨参加庆祝会，父亲也被邀请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直想叶落归根，常说“返唐山粗茶淡饭也比在外好”，只因大哥未成家，没人接手家业而未成行。等大哥一成家，第二个月，他就决定带我们四个小的兄妹回国了，手续一办完，我们就踏上了英轮“芝万宜”号。那时候，印尼还没有排华，但是，已经有些人想念家乡，向往祖国，所以，同船就有不少归侨，他们多数是回国升学的青年学生。船几乎在每个码头都靠岸，行程很长，幸亏船上的船员大多是熟人，其中有个叫麦林的老船员是父亲的老朋友。我们这个岛是轮船航程的最后一个码头，船到这里就掉转头返航回香港了。每一次，船员们在船靠岸时，都要在晚上上岸到我家来喝茶聊天，然后就到“City”电影院看外国电影，所以现在坐船也得到他们的照顾，一有空他们就会来和父母亲聊天。六月天本来是最风平浪静的，但船行到吕宋岛附近时，海浪打得老高，都打到甲板上来了，我躺在那里，只觉得脚在上头在下，晕得天旋地转，一片天昏地暗的景象，呕吐得连黄胆水都吐尽了，昏昏沉沉睡了两天才平静下来，就这样漂了十三天，终于到了香港，但我们不在香港上岸，而是被汽船送到深圳。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深圳上岸时，分界的铁丝网两边各站着香港的印度兵和中国的解放军。在深圳呆了两天，办好了一切手续，坐上了火车回到了广州，真正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此结束了海外孤儿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