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父亲的人生之路要从当年香港达德学院讲起。1928年父亲出生于广东潮阳，8岁随家人迁移到香港。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香港圣士提反书院。当时爷爷从事进出口贸易，生意已发展到东南亚，并且常常要同西方英语国家的生意人打交道，深感英文的重要。所以刻意让最小的儿子在这所全英语教学的环境下学习英文，以便将来辅助他经商。正当风华正茂的父亲埋头读书之际，他在学校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这些同学有崇高的理想，对国家的命运前途有担当。在这些进步青年的影响下，父亲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他决定转入香港达德学院。香港达德学院是当时由周恩来、董必武倡导的中国共产党创办大专院校。聚集了大批南下进步人士如许涤新何香凝、茅盾、郭沫若、侯外庐等。在学校，父亲眼目睹他们的风采；亲耳聆听了他们的演讲，被他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也被他们渊博的知识所启发，决心追求真理，为国家尽一点责任。他决定投入祖国的怀抱。

　　1950年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为怕家人阻挠，父亲向朋友借了钱，不辞而别，独自乘船离开了生活了十几年的香港，北上一直到北京。随后他如愿考取了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因为成长背景，在读书期间父亲就对华侨历史深感兴趣，本科毕业后，读研开始他就阅读和收集了大量华侨史资料并开始写论文。1956年分配到高校工作后，他就在教学之余研究华侨史，他首次提出将华侨史作为单独一个部分纳入近代史范畴。所以著名的历学专家林增平、章开沅、龚书铎在编写《中国通史》时，邀请父亲撰写华侨史这部分。这也是中国通史首次正式将华侨史作为一段不可或缺的章节，纳入近代史的范畴。致公党的历史是华侨史绕不开的重要一部分，所以父亲对致公党的历史和作用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说，孙中山先生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点在致公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致公党对祖国的贡献非常大。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的华侨都遭到不公正的待遇。父亲也不例外，被戴上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淮南煤矿”劳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遭遇汇报到中央，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主席知悉。在了解了实际情况后，1984年胡耀邦主席对父亲的问题亲自批示。父亲恢复了职务、评上了职称、入了党，并且获准调入家乡汕头大学工作。1986年父亲回到家乡，更有条件从事他喜欢的华侨史研究工作。致公党汕头市委会成立，父亲高兴的被邀参加成立大会。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在工作之余广泛阅读了家中的藏书，对华侨史很感兴趣，并加入了广东省史学会。撰写了《新加坡华文报的发展与前景》等论文。华侨史与致公党有着不解的渊源，所以父亲积极鼓励我加入致公党。在致公党汕头市委及汕头大学支部的帮助鼓励下，我于2008年如愿加入致公党。在致公党里有许多归国华侨及熟悉致公党历史的老前辈，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加深了我对致公党的认识。致公党还经常组织大家到有关部门参观学习，在这些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受益非浅。

　　2008年，“第8届广东省高校统战理论研讨会”开展征文，校统战部领导布置党员撰写论文。经过思考我从自己熟悉的海外华侨华人着手，以“新时期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特点与侨务统战工作”为题展开论述。因为华侨华人社会早期的同乡会、宗亲会大多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组成，团结帮助海外华侨华人，在华侨华人移民发展各个时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进入80年代、90年代以后，随着新移民地涌入，新生代的成长，以及新移民结构的变化。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组织，无论在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办会宗旨、对住在国及祖（籍）国的影响等方面与老社团都有很大变化，其开阔的视野、全球化的理念、巨大的影响力，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所以我觉得，当下侨务统战工作应当适应新形势发展，了解侨情，认真研究分析作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核心组织——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特点，从而有的放矢的作好我们的工作。论文获得了优秀奖。

　　2012年致公党广东省委会在爱国侨领司徒美堂诞辰145周年之际，开展征文。作为对华侨历史有一定探讨的我，对此题目十分感兴趣。于是查阅的相关资料，我觉得司徒美堂作为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政治活动家，爱国侨领，他思想上最宝贵的东西，是始终如一的热爱国家，不遗余力的支援国家。所以我就从司徒美堂的爱国主义谈起。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写作，完成了以《爱国旗帜、华侨楷模——谈司徒美堂的爱国主义精神》为题的论文。该论文获得优秀奖，并被邀请参加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45周年纪念大会和学术研讨会。在市委会的大力支持下，我有幸参加了会议。收获颇丰。

　　如今父亲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仍常参加社会活动，著书立说。我加入致公党已多年，在这个团结的大家庭里倍感亲切。通过领导的帮助和新老党员交流，理论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我们两代人对致公党有着深厚感情，回忆老一辈华人华侨艰难奋斗的岁月，看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倍感高兴。我们也将这份感情融入到具体的工作中去。